韩愈在《马说》里写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古至今，有才华的人比比皆是，然而，真正能一展抱负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是那些我们语文课本中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大多郁郁不得志。
从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到李白的“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从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到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从苏轼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到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好像只有生前坎坷，才能死后荣光，被后人传唱。
他们固然在文学上大放异彩，有“诗仙”、“诗圣”、“诗魔”、的美誉。但是，其本意却并非在文学，他们原想建功立业，文学只不过是聊以慰藉的“酒”。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李白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辛弃疾的理想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哪一个的理想是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呢？
没有！
但最后，他们都没有在政坛或疆场上成就自己，反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文坛里绽放了光彩。
春秋时期的管仲，年轻时也做过很多事情，却屡试屡败，最后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对比管仲和那些伟大的诗人，我们会发现几个不同：
一、管仲不是一个君子，而更像是一个“小人”。
他并不廉洁，早年和鲍叔做买卖，他多取利金；打仗的时候也经常逃跑，辅佐的公子纠失败，他并没有像召忽一样赴死，而是幽囚受辱；后来担任齐相，生活奢侈……这些方面都称不上“君子”，连“廉士”都称不上。
二、管仲是个务实的政治家，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文人。
抛开个人作风，去看政治才干，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充分地认识到“人只有先吃饱饭，才能想精神文明”这么一个朴素而珍贵的道理。所谓的“以民为本”，应该先解决民生，让百姓吃饱穿暖，然后才能有更高的追求。
政治家和文人的区别在于，政治家很务实，文人很理想。
文人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道德感很强，君子和圣人是他们的榜样，所以，更容易患“道德洁癖”；同时，又不自觉地肩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想要一展抱负。
但是，理想很美好，口号很好喊，实操不容易。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需要海纳百川，需要兼容并蓄，需要纵横捭阖，需要功利务实。当文人的“道德洁癖”和现实的“斑驳陆离”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感慨怀才不遇，接受不了生命中的“灰色”。
而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更务实。
不过度纠结于道德瑕疵，而更注重实干能力。能者居之，唯才是用，“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无论什么办法，管用就好。曹操在《求贤令》中就明确写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但现实却是，文人因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更容易赢得掌声，
那些伟大的话真的很有感染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政治家则往往因为谈现实的“利益”、“功利”而遭受批判。
我并不是否定文学家的贡献，而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喊喊口号是很容易的，谁都可以唱高调。真正难的是做事情的人，踏踏实实把“为生民立命”这几个字做到也已经是很难的了。需要忍受辱骂，忍受不解，忍受孤独和挫折，忍受排挤和嘲讽，同时又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真的太难了！有多少人放弃了理想，背叛了誓言，陷入了温柔乡，倒在了富贵冢？
他们之难，首先，在于做事费力不讨好，要收获骂声。其次，纵观历次变革，成功者寥寥，失败者居多。而一旦失败，更会引来骂声。做事情的人干得多，错的多；不做事的人干得少，所以可以“马后炮”。
任何人都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也都会受到时代的束缚，没有所谓超越时代的人。回看从前的路，能少一些错误就很不容易了。
管仲是幸运的，他遇到了鲍叔牙，遇到了齐桓公，得以施展雄才，当然，也和他卓越的才能有关。
时代的浪潮，卓越的才干，伯乐的举荐。既要有权力的加持，也要有战战兢兢的谨慎；既要有理想主义的光芒指引，还要有现实主义的一步一个脚印，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