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和他儿子协同作出了诊断，下次见面就会再协同将问题解决，这和那个被动吃药来治疗的精神科诊断——“社交恐惧症”完全不同。
那天咨询结束，作为求助者的孩子刚离开咨询室，他的父亲便敲门进来，问：“我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我知道他是位医生，希望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我就其儿子的心理问题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因为在找到我之前，他已经带着儿子去见过一位精神科医生，人家给出的诊断非常明确——社交恐惧症，只是他不相信，也就不能按这个诊断进行治疗。
前来找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咨询或解决儿子的问题，而首先是明确诊断。他信奉：没有正确的诊断，便没有恰当的治疗。
我没直接回答。待他落座，我说：“精神科医生不是已经明确诊断了吗？”
从我的语气当中他一定能听得出来，我这话是在提醒他：既然看过精神科了，就得相信那个诊断并遵医嘱吃药治疗才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父母或来访者，头脑中带着自己的判断去见（精神科）医生，其目的不是治疗，而首先是期待着自己的判断得以验证，如果医生的诊断与自己的预期不符，特别是认为比自己的预想要严重时，不是根据专业的判断修改自己，而是固执己见再次光顾其他医生继续求证。
这种行为背后是缺乏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导致的就医行为，可能对于生物医学的治疗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有利，比如不相信下级医院的诊断而求助者更上一级，但是对于心理咨询却是大忌。
心理咨询建立在“信则灵”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更专业地讲，没有信任便没有咨访关系的建立，心理咨询的有效性也就失去了必要条件。
那天，这位父亲的回应证实了我的判断：“我就是不相信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才来找您的。我想知道，我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我还是没有直接回答，再次反问：“如果我告诉了您答案，您能相信吗？”
话出口我便意识到了这个提问可能导致的问题，但为时已晚。果然，他立马惊恐起来，问我：“是不是很严重？”
为缓和他的情绪，我笑了笑。然后，才平静地说：“我那样问，只是想知道您是否信任我。”
他答：“那当然，否则就不会来找您了。”
我略微迟疑后怼了他一句：“在找那位精神科医生之前，您也一定是信任人家才去就诊的，可在人家给出诊断之后呢？”
他一愣，不好意思了。
我和他说：“我没别的意思。（这话我自己都不信，我之所以怼他，的确有太多别的意思隐含其中！）只是希望您能够信任我。”
他说：“那当然，那当然。”
由于时间有限，接下来我就不再绕弯儿，直接告诉他：“心理诊断与医学诊断或精神科的诊断不同，我不可能也没有资格给出一个诸如‘社交恐惧症’的病名。尽管按照教科书上的判别标准，孩子的心理问题已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但我在和孩子交流过程中仍然试图避免给他贴上一个‘异常’的标签。我的诊断是描述性的、现象学的、灵活的，而且我的诊断几乎都是和孩子商量着共同做出来的。”
对此，他很是吃惊。
的确，一个医生听说“诊断”是跟病人商量后达成的一致，会感到匪夷所思。
可心理咨询常常就是如此，这就是诸多流派倡导的“协同诊断”（co-diagnosis）。比如，在咨询临近结束时，我跟他那16岁的儿子说：“我认为你之所以不敢跟人家对视，尤其是害怕年轻女性，可能跟你告诉我的那次看色情图片被父亲发现并受到严厉指责有关。”
这既是我的分析，也是我给出的假设。它不是定论而是尝试，是与他分享，也是在征询他的意见。
见他认同，我又跟这个孩子说，“你压制了自己的情绪”，“你确信看色情图片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似乎你至今还没有能够从被那次父亲的严厉指责所造成的伤害当中走出来”……
这就是我的诊断！
当然，这个诊断我是用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表达的，也是在经过了孩子的澄清之后与他协同作出的。如果换成了专业术语，那三个诊断应该叫内转（retroflecting）、内射（introjecting）或核心信念，和未完成事件（unfinished business）。
最后我告诉这位父亲，由于我和他儿子协同作出了诊断，下次见面就会再协同将问题解决，这和那个被动吃药来治疗的精神科诊断——“社交恐惧症”完全不同。
那天他离开时仍满腹狐疑，但我并不沮丧，因为对他进行心理教育不是我的义务。我是遵照心理咨询（而不是医学或精神医学）的规范做的，而且相信在下次咨询时，我借助于这样的协同诊断，能让其儿子去主动迎接心理成长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