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的二天各条线的汇报，大家也反应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突然让我想起了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适讲了三层教训——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虽然是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标杆，但是放到今日我们所处之困境，也是十分有借鉴意义。
于我而言，最深的感触就是，在银行的IT部门工作，绝大多数人是做应用开发的，应用开发必然要面向业务，用技术手段去解决业务问题，更进一步说是解决业务的复杂度问题，而不是空谈云原生、分布式、微服务之类的“高精尖”的技术。技术一定要与实际场景结合，而很多人却处于盲目的追新，甚至于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变成了花哨的技术和框架的信徒。
其实我们当前的问题根子在于没有统一的业务规划和架构，每一个板块（公共板块除外）都是在向一个个业务部门交付。典型的例子——业务部门一打架，业务系统就多几个；又或者业务部门各自找各自对口的研发团队来做交付，其中夹杂着太多重复的业务功能和模块。这直接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多达94个平台，为什么开发这么忙交付效能还是很低下。这其中固然有业务部门的问题，可科技自身的问题也不少。
我想从体系化的梳理业务架构入手，会取得一定的成效。首先，划清业务边界，实现从业务耦合到业务分治的转变。其次，明确业务功能，明确团队职责，确定接口团队，统一维护业务，实现业务归属从多头管理到归口管理的转变。再次，针对重点业务域，抽象出有良好的复用性、可拓展性的业务模型，从此前的以点为维度的支撑，换为以面为维度的支撑，实现业务的刚性支撑到柔性支撑的转变。
写在最后——对于浮于表面金融科技的担忧，对举步维艰管理变革的心急。对银行而言，技术从来就不是最本质的东西。最为内核的是：是否具备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在文化基因和组织气质上进行深度自我革命的，那颗勇敢的心。
以上，与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