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道街５１号
范国强
我家失火以后重建的住宅，以国栋弟名义办的个小烟摊
在许多个离乡背井的年月里，“顺道街51号”始终是我梦魂萦绕的家园。
这是一所很普通的上下两层板壁房屋，它坐落在当年硚口区顺道街口延伸处。原来的房主是湖南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存仁巷的一间租房出生，据父亲在《岁月》一书中回忆，我家在存仁巷仅住了两年半。父亲想到在武汉长久下去老是租房不行，省吃俭用积攒了800多元钱打算买房。二叔当时也在武汉学徒，他帮我父亲在武汉找房，繁华地段的住房太贵不敢问津，找来找去看中了这里。那时顺道街还很偏僻，旁边的铁路外就近市郊，最终这所房屋以950元成交，另外交税60元。父亲生来是个硬气的人，平素生活再怎样紧巴也从不开口向人借钱，但为了买房却第一次借债。从此我家有了自家的房屋，我两岁时随父母迁到这里，在这里度过了十多年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这所房屋不大，楼上楼下一共也仅80多平方米，但在武汉也算是宽敞的了。楼下左边隔出一间内房，那是父母的卧室。右边用作厨房，灶旁放口水缸。楼梯则在厨房内侧，后来在厨房开了个后门，直通后面的慈善后巷。前面作为客厅，靠里摆张方桌，两边各放条长凳，便是会客的地方了。楼上则是前后两间正房，旁边是走道，可以直通阳台，阳台朝街，可晾晒衣物，阳台上铺的木板很薄，踏在上面橐橐作响。房屋顶上盖的青瓦，楼上两间正房的顶上都安有亮瓦透光。一楼的内空不高，我长成后稍稍踮起脚尖便可触摸到梁上的燕子窝。房屋虽单门独户却并不独立，与左右邻居的房屋紧紧挨着。邻居均是湖南人，一层薄薄的板壁既不遮光也不隔音。
这所房屋虽不大，但人气却旺，住人最多时竟达到十多人。我的5个弟弟都是在这所房屋出生。二弟国民两岁时被祖母带到乡下，不幸生病夭折。每年中间，乡下的祖父母、叔婶和大舅也不时来我家做客，楼上的两间房总有一间被临时用作客房。在我下乡前两年，为了贴补家里用费开支，父亲还将楼上这后一间房出租给了一对新婚夫妻，每月租金5元。男的是位姓孙的海员，长得高大魁梧；女的是位姓杨的教师，却是小巧玲珑。父母带四弟国庆和小弟国栋在楼下睡，大弟国正和三弟国和与大姐只得共挤在楼上前一间房，而我则在楼下客厅紧挨着门墙搭一张小床铺。
尽管这所房屋因人多而显得很小、很挤，但我们从来没有委屈的感觉，反而感到一种特别的温馨。
这温馨乃是由浓浓的亲情酿成，就在这逼仄的空间和特定的时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母之爱、姐弟之亲和天伦之乐。在我记忆里，父母从未打骂过我们。凡有点好吃的，总是先满足儿女。每逢新年，父母总要给我们每人做一件新衣，以寓辞旧迎新之意。同时都要给我们每人点压岁钱，以表新年祝福。而大年三十的打扬尘和做年饭，那更是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最好的体现了。我通常是协助母亲和姐姐打扬尘，然后和姐姐一起糊墙。我们姐弟俩像是共同在做一项大工程，一个管糊，一个管贴，爬上爬下，乐此不疲。父亲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干部，越是过年越忙。他在家里所包干的事就是采购年货，包括买回年画。客厅中堂的年画每年是必换的，有一年买的是“三英战吕布”，年轻英俊的吕奉先挺着方天画戟大战刘关张，诱惑着我就在当年读完了三国，从此成了铁杆的“三国迷”。我的另一件事是给大门写对联，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曾在区里大字得奖，况我在兄弟中又是老大，这项任务自然非我莫属。对联的内容经常在变，但横批“大地回春”多年如一。父亲买年画也有讲究，他喜欢买含有文化品味的年画，从不买“招财进宝”、“恭喜发财”之类。他一生从没发过财，但他却敬仰晋时的王衍视钱为“阿堵物”。这或多或少也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我这一辈子也几乎从来没有在想法赚大钱上用功，所以至今也进不了富人行列。
最使我们快乐的大概是大年三十的吃团年饭了，为了晚上的这餐团年饭，我们至少要忙活两天。父亲当时每月工资56元，母亲36元，这92元的工资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家时也未变化，而这有限的收入要养活大家人口，还要负担我们姐弟几个读书，平时我们的生活拮据可想而知。我家从来都是母亲管钱，父亲用钱。为了维持一家生计，父亲从不抽烟，也很少喝酒，我们姐弟平时也难得有点零花钱。只有到了三十这天，我家才破例地阔一回。那年头凡购买粮油、豆腐、肉、鱼、干子等都凭票供应，连购粮证的扉页上都写着“要算了吃，不要吃了算”的警语。平时母亲做饭，总要在按人头量好米后习惯性地抓一把出来放进灶旁的坛子里。炒菜则经常是用猪肉皮在锅里周边擦擦，算是沾了油星。节日的欢乐唯有我们这样家庭的穷孩子最有体会，因为可以一饱口福。而三十这天母亲似乎格外舍得，她精心张罗了一桌好菜，又炸肉圆，又炸藕夹。我们小孩子嘴馋，况且常年吃不上好点的东西，贪玩耍也忘不了穿梭般到厨房用脏手抓油炸好了的圆子和藕夹往嘴里塞。母亲虽然嘴里嗔怪我们贪吃“连到晚上也不愿等”，却从不过分责难我们。而父亲是很少管这些事的，他往往要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引得我们兄弟三番五次到门前向着顺道街口的方向张望。而往往是他前脚到家，就意味着团年饭正式开始，而我也总是殷勤地将事先打的二两散酒给父亲斟满。有我母亲这一位称职的好后勤部长，又有我们这一帮还算听话的孩子们，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工作的劳累此刻似乎都烟消云散。唯有到这时，父亲那常年紧皱的眉头方才溢满了笑意，那笑意里分明透出一种满足。
这“顺道街51号”有我童年和少年时太多的美好记忆。打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便教我认字读诗，6岁前的我就学写了好几本字，是这几本字让我提早跨入了学校大门；读小学时我是班上的中队长，放学后学习小组来我家活动，门前铺上一块门板，十几个小脑袋瓜挤在一起比着做作业，常招引路人好奇围观。单是客厅的这张方桌也有乐趣，父亲稍有闲暇时曾教我在这方桌上下象棋，是父亲对我的启蒙使下棋成了我的终生爱好，我成年后还曾在几次比赛中得过冠亚军。不知哪一年，我们每家都在自己门前种上了一棵梧桐树，这棵梧桐树便一直陪伴着我成长。在我离开这里时，梧桐树的高度早已超过了房屋，那繁茂的枝叶已年年可以为我们遮阴了。只可惜后来这些树都倏忽不见，这令我不禁黯然神伤。武汉的夏季特别炎热，待在屋内就像置于烘笼在烤，逼得我们晚晚都在门前摆床睡觉，有的人家将床铺甚至搁在了街上，这成了那个年代武汉夏夜的一道别致风景。冬夜里寒气砭骨，雪花在门外无声飘落，清晨打开房门，但见一片银白世界，雪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又令我们不胜惊喜。而夏季的暴风雨总是在猝不及防之间悄然而至，打得薄薄的门板啪啪作响。风雨过后，门前的街沟流水如注，我们将叠成的纸船放在水面，让它顺着流水急速地漂走，那该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了。
木板房最怕失火，顺道街口有座油厂，经常无端发生火警。一九五九年的一天深夜，油厂突发火灾，其时父亲正在武东参加造船厂建设，母亲在皮子街上通宵夜班，幸有好心的对门三婆将我们姐弟从梦中叫醒。尽管这次有惊无险，但这所房屋到底还是没有逃过火劫。十多年后，由于隔壁邻居媳妇给小孩烤尿片不慎引发大火，我家立被殃及。幸好我当时在武钢参加〇七会战周日回家度假，和兄弟们一起拼力抢出两口木箱和棉被杂物，但大多家产却付之一炬，最可惜的是我放在楼上的一些藏书也被烧了。原以为我在外工作总在游荡，父母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人虽可信火却无情。火灾过后全家人没有了住处，临时在对门三婆门前搭了座帐篷。时值深冬，作为长子的我终于有了一次担当的机会。我召集了一班工友们帮忙，每天从数十里外的武钢〇七工地乘车往返，连续三天，抢着在下雪之前做起了一幢两层楼的砖房，建筑材料都是单位按最便宜价格售给我的。我的领导和工友们在我家最困难时给了我无私的关怀和帮助，令我至今铭记在怀。因为建房，我也生平第一次借债，这情景竟颇似当年父亲为了买房而不得已借债一般。此后为了还清这笔欠债，我节衣缩食几年，其间父母也帮我还了200多元。
我童年时曾看过一部电影《51号兵站》，当时就对这兵站号码竟与我家门牌号码雷同感到惊奇，惊奇里似乎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我作为老三届知青第一批上山下乡，从此这“顺道街51号”真正成了我人生中的驿站了。因为这“顺道街51号”，使我有了浓厚的恋家情结。我下乡时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心随归雁南飞去，诗就乡语逐哦成。是在看完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后有感而发的。此后经年，无论我是在下乡的农舍，还是在矿山的工棚，抑或是在机关的大院，每当我给父母写完信后，总会端端正正在信封上首写上“寄武汉市硚口区顺道街51号”这几个字。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便荡漾起一股暖流，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双亲慈祥的面容，又浮现起所经历的儿时情景。在我还是单身汉的那些年，盼望着每年的春节能回“顺道街51号”和父母兄弟们团聚，便成了我在过去的那一年中最幸福的向往。
人事有代谢，物事何尝不也如此？这“顺道街51号”而今早已不复存在，20多年前它就被一幢9层的住宅楼所取代，最近听说又有更高层的楼盘将取代这幢9层的住宅楼。城市化进程的脚步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向前跨越，“顺道街51号”注定与那些已被拆迁和正被拆迁的旧房屋一样，已无可挽回越来越快地卷入历史深处了。
我并不为昔时的家园悄然隐去而悲哀，或许还感到庆幸，这家园正以现代方式实现了凤凰涅槃。但我这人生性恋旧，我不可能忘记相伴我童年少年的美好家园。倘物也有灵，我梦魂萦绕的“顺道街51号”，你可还记得我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