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宗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靖康之难是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到靖康之难，北宋王朝覆灭只有用了一个甲子的时间。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王朝如此快速地走向衰亡的呢？宋朝以及明清的许多公知们都把北宋灭亡，中华分裂的责任推向王安石以及他推动的变法。事实真的如此吗？我大不以为然，为此我阅读了从王安石变法到北宋灭亡的大量历史资料，前人文章，试图理清这段历史，但苦于本人才学疏浅，不能深解，还望各位批评指教，感激不尽。
一.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字介甫，小字獾郎，晚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人，生于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由于晚年封荆国公，又被世人称为“王荆公”。首先，王安石是个公认的才子，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无法否认。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写得好，诗词也很有功底。
王安石从小酷爱读书，这是必然的，不喜欢读书那来千秋文章。王安石不是出生于平民百姓，但他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大官，宋朝文人执政，所以王安石的父亲也就是那么一个忙忙碌碌的读书人，一个谋得一官半职的文人。古时当官没有今天那么舒服，到一个地方做官一做就是几年，安安稳稳，无忧无愁，那年代的官员要四处飘泊，今天在抚州明天到江宁，一年半载的南北辗转，而且一家子还要随行，路途颠波，十分辛苦。
王安石自小就随其父亲大江南北，漂泊五湖，四海为家。走南闯北的王安石看透了王朝的利弊兴衰。特别是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生活艰难，更培养了他独立、坚韧和勇于担当的不屈性格。
宋朝是一个重文的社会，文化名人层出不穷，王安石受当时的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影响，钻研儒家精典，学习治世学问，立志“矫世变俗”。
自王安石考中进士后一直在远离京城的南方各地任职，对社会有深刻的了解，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的反复励志。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终于来到了京城开封，官职是三司度支判，这时的皇帝是宋仁宗，这是一个仁慈的皇帝，王安石深受信任，满怀信心的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砭时弊，以求变革，然而仁宗皇帝却是一笑了之，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王安石在仁宗期间并无重用，只是发挥一下他的文笔功夫而已。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亡回江宁(今南京)服丧。治平二年朝廷下诏起复王安石，但他没有接受，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江宁。
神宗皇帝即位后，由于韩维的推荐，王安石的人生机遇来临了，先是让他出任江宁知府，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神宗皇帝已经看中了王安石这个人才，要让他担当重任了。因为神宗早年曾经读到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思想早有所了解，再加上韩维的推荐，所以神宗对王安石十分欣赏。不久王安石就被调往京城，在翰林院任职，这里有他的朋友司马光。
宋神宋一心想变法，正在勿色人才，当时也只有王安石是最佳人选，但是朝廷上下对王安石一无好评，当然不是说王安石学识能力不够，而是认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且为人不够豁达，性格固执，处事不够稳健，难以与人相处，只能做个一般事务的官，不能担当宰执重任。
宋神宗是个年轻有为的皇帝，处事小心慎微，他不是偏听偏信，而是深入考察，多次亲自找王安石谈话，倾听王安石的政治见解，这一接触可了不得。王安石抛出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本朝百年无事札记》。对宋开国以来的政局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和批评，把神宗说得心领口服，于是，下决心重用王安石。熙宁二年，王安石终于走上了政治前台，由他推动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的序幕即将拉开。
二•变法的内容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全面变法。
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最主要的意图是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来增强国家的军事。因为宋开国以来历代皇帝心里总有一个痛，这就是收复幽云十六州。年轻的神宗皇帝想雪宋之百年之耻。
宋熙宁二年，神宗任吕富弼为宰相，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神宗这样安排是有他的特别用意的，因为变法在当时还不得人心，如果让王安石当宰相，那么将使王安石四面受敌，让富弼做宰相可以借其元老的身体为王安石挡去许多的麻烦。不仅有助于政局的稳定，推进变法，同时也起到保护王安石，给新法推行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熙宁二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件例司议定(这是一个为变法而设立的特别权力机构，用于立新法)，颁布了新法第一条法令——“均输法”。“均输法”很简单，即由朝廷拨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担米作为起始的周转资金，由发运使根据京师库藏与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来购买政府所需要的物爱。与此同时，将各地多余物资由政府统一收购销售。这实际上就是官商，用政府之力地平衡市场。
“均输法”打击了自由经济，触动了商人的利益，因此，从一出台就反对声不断。苏家兄弟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疯狂功击。
在一片喧嚣中，王安石在同年九月又推出了“青苗法”。“青苗法”就是国家放贷，把本来由民间经营的高利贷业务由政府来办。农民可以用田间农作物作抵押贷款，待秋后本利归还。这样一来，既使农民能够在青黄不接时以适当的利息贷到资金，又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但是，由于此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变异，不但不能达到富国惠民的目的，相反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线。
变法从一开始就在重重矛盾中展开，为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宋神宗几乎赶走了所有的反对势力。但是，由于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得不到官僚阶层与大地主大商人的支持，使变法举步维艰，曾一度中止。
但神宗皇帝是确实想有所作为，他看到了国家在旧制度下的种种弊端，他想改革，而且态度是坚决的，在经过了一段挫折后，熙宁三年，王安石升相，变法再一次复苏与深入，“保甲法”的推出涉及到军队改革，目的是改变军队的老弱软状态，通过换血液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事实上，“保甲法”是实实在在的强兵之法，“保甲法”颁行之后，宋朝军队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这样，军队每年的耗费也相对减少了，“保甲法”的推行给宋朝多年以来军队冗积的局面得于转变，给军队带来了新的局面，而且保甲法也有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
在“保甲法”推出的同时，“免役法”也颁行了，这“免役法”之前实行“差役法”，差别就是一边是公民必须参加各种义务劳动，包括政府部门当差，轮到了必须去，不得违抗，“免役法”就是免去劳役，只要纳钱就行，政府拿到钱后可以化钱雇用各种闲杂人员当差。这种由政府统一招募的工作人员，比以前的被逼无奈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肯定要好许多。
熙宁四年，王安石还向科举制度开刀，改变了人才招聘制度，尽量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
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确确实实地从农业，商业，军事，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举制度各方面，全方位的改变。其改革的目的与改革的动力都是志在彻底解决宋开国以来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摆脱旧体制走向新的道路。
然而好动机好意志并不等于就是成功，王安石依靠的只是一个皇帝，反对势力极其强大。
王安石变法用药太猛，得罪的人太多，不但得罪了上层的官僚集团，也得罪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这种冲击的后果是疯狂的反扑，阻力重重。特别是后宫势力同样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这样一来，改革派完全孤军奋战，变法是在皇帝的意志下的强行推行，这种推行的后果是惊涛骇浪，一时民怨沸腾，就是在等待机会，这种机会有可能是天灾，有可能是战争，还有一种危险就是最高权力机构的突变。前两种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都曾发生过，曾经使神宗皇帝产生过动摇，迫使王安石离开京城，使变法面临中止的局面，但由于神宗皇帝始终念念不忘改革，一条道走到底，所以在最高权力的推动下，变法依然在艰难地推行。
神宗赵顼，英宗赵曙之子，他比他父亲强多了，他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一生致力于变法图强。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给宋朝带来国强民富的局面，反而由于变法而沦落为朝廷两派的相互倾轧的道具。神宗在理想灰灭后意志也塌坍了，身心俱疲的他终于匆匆忙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公元1085年4月1日，36岁的赵顼带着失望与遗憾撤手西去。他的儿子赵煦接位，是为哲宗皇帝，那年他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赵煦的第一个年号叫“元祐”，高太后辅政。一个10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权力当然落入高太后之手。
后宫本来就反对变法，只不过抗不过最高权力，今天大权在握，高太后哪里会放过机会，一场反扑，一场清算在所难免，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势力进朝，全面复辟，彻底清算，凡是神宗时的一切改革措施，法令全部废除，神宗时的领导班子全部换血，一律清除，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是真真切切。这种毫无法律保护的人事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通病，而且这种病一直在延续，即使在标榜以法治国的时代，这种病依然无法绝迹。如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倒也罢了，可怜的是这些臣子并非是皇帝的臣，而是太后的臣。高太后一死，形势又是一场急转。
哲宗赵煦早已是怨恨于心了，权力是个好东西，高太后行使皇帝的权力也算是上了瘾，如果在皇帝小时垂帘听政，辅助皇帝，发号施令那也无话可说，关键是皇帝大了，再不放权，而且权力越握越紧，那么就有点过分了，赵煦对这个整天代他发号施令的老妪早就不耐烦了，但哲宗还是比较冷静，他知道，他的优势在年轻，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去争什么？她还有几年光景呢。赵煦是忍着，尽管他忍无可忍，咬牙切齿，但他没有发作。
他看不惯那些复辟派，心里恨恨地想，你们别猖狂，总有一天你们都得彻底滚蛋。
无论谁都无力与命运抗争，高太后终于死了，一切权力归皇帝赵煦，忍了整整九年了，赵煦要报复了。当然高太后已经死了，让她享受哀荣吧，而仇恨还是要彻底解决的，赵煦亲政后，马上恢复起用神宗时的旧官，把“元祐”派全部赶下台。废除“元佑”政策，继续神宗路线，恢复变法。
自此以后，宋朝廷永无宁日，党争不断。
哲宗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他并不是为了国家兴旺而要改政，他完全是为了报仇雪恨。替他父亲报仇，也替自己雪恨。而那些党人们却利用了皇帝的这种心理对“元祜”派的大臣们进行疯狂的报复。无情的斗争，政治就是这样被玩来玩去，国家利益，人民的福祉都被抛到九宵云外了。宋朝衰亡的真正原因是党争，无休无止的党争。哲宗又是一个短命皇帝，哲宗死后，一个风流天子上台，此时的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而宋徽宗赵佶只是一个玩客而已，尽管他的字画在后世很有名气，但作为一个皇帝却是一个荒淫无度的末代坯子。
宋徽宗不是一个皇帝的料，他胸无大志，也没有掌控权力的坚强意志，这是一个拿江山开玩笑的人，皇权傍落，权臣弄鬼，使宋王朝急速地走向消亡。而在徽宗一朝，党争依然不断，而且更激烈，可笑的是党争的议题还是王安石变法，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政治倾扎几乎没有停止过，一直到靖康之变，一直到北宋灭亡，而且南宋依然延续了北宋的那一套，宋朝其实正是因为无力改变旧体制，日积月累，举步维艰，终于走向彻彻底底的灭亡，没有人能救得了它。
本人是肯定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对王安石的思想行为都深深敬佩。
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中，要进行一场大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奇想，因为宋王朝已经历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王安石能够推动这样一场改革，其眼界和胆识已不是一般人所比。这场变革所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权力的应用也是超强的，此时，面对气势汹汹的反对势力，他惟有刚愎自用，惟有把权力应用到极致。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富民强国的理想的实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是上层权力的坍塌所导制的。相反，正是这场变革的失败，使北宋失去了涅槃重生的机会，最终走向毁灭。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仍然有靖康之难，这是由北宋的先天不足所决定的，不应把王朝毁灭的责任推给一个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