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王阳明，也喜欢逢人就跟人聊王阳明。说实话，主要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讲王阳明，有一部分人讲得实在是不咋地。
很多人读王阳明，纠结的是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当然，如果要问我们究竟要不要了解王阳明这个人，我也认为当然是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对王阳明著作和传记的了解这个层面，也许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不思”了。
打个比方，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王阳明说过“知行合一”四个字。这四个字没有问题，意思也很好理解，不需要多少解释也能明白。但他为什么要说这四个字？他又是如何去践行这四个字的？我认为，这比这四个字原本的含义重要得多。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而且把这个作为他最重要的学术观点，甚至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其背后是明代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界，知与行的不一。士大夫们口口声声念叨的是圣人之言，行的却是巴结权贵、阿谀奉承的事。
当然，如果你只是看到了这个层面，然后就心生愤怒，对有明一代的知识分子投去鄙夷的目光，然后收获自己那点微薄的道德虚荣心，那说明你读的书还不够深。明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沉沦，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苏轼有一段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深刻反思，就写在《宋史》里，原文是这样的——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 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无知人之明，无责 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苏轼的意思很明白，考试只是人才选拔的一种方式，关键还在于制度上能保障人尽其才。苏轼当时说这段话，是为了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的，但却是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可是明朝的统治者不听呀，把科举制度发展到非常变态的情形，一方面让知识分子尊严尽失，同时又让读书人个个变得人面兽心。
在中国古代集权制度发展到明朝，科举变成统治者绑架读书人，知识分子都成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时候，王阳明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突然对四书五经上的那些东西认真起来了。
孟子不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吗？所以王阳明就立志要做圣人了呀！王阳明不但敢这样说，他还敢这样做。皇帝派他去修越王的陵墓，他把工地上的民工组织起来，以“什伍法”分组轮班，还下令排演八阵图。
所以再反观王阳明，他的背后，不仅有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可以毫不扩张的说，从孔子到王阳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一脉相承。鉴于篇幅有限，这个话题，下次再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