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老婆回我老家，在武昌站要转一趟车，中途遭遇三件小事，老婆跟我在电话里大发感慨。

三件小事都指向一个直观感受，那就是——武汉女人太可怕太吓人了。

第一件小事，出站的时候，一个乘客想要换乘，于是问站内的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去哪里买票转车啊？中年女服员脾气不好，不耐烦的说，不清楚，你自己出站问一下！

第二件小事，老婆对武昌站不熟悉，专门挑了一个很年轻的站内女服务员，说，请问，是在这边取票吗？年轻女服务员带着莫名的火气飙话：“这你都不知道，那边才是取票厅！”。老婆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个态度，就问“你在生气吗？”旁边一个中年女服务员几乎用吼的语气维护同事，说，“那边明明写着售票厅三个大字，你看不见啊！”

第三件小事，一个带四五岁儿子的年轻妈妈，着急进站，不小心撞到之前的那个年轻女服务员，结果又被她叽里呱啦一顿骂，说：“眼睛长到哪了？撞人了！跑那么快！”

老婆个头不大，又有着南方女子温润知性的气质，遇到这种无论年纪大小、都蛮不讲理、脾气火爆、对世界充满恶意的女人，自然是觉得又惊悚又新奇，电话里对我讲起这个事情，还是心有余悸。

我和老婆在上海5年，受这座超级城市的滋养，觉得与人为善是件让人欢喜的事情，陌生人和陌生人相处，即便做不到热情周到，但至少不会乱发脾气，让自己和对方难堪。这种有事询问工作人员，却遭到斥责、怒怼和恶意对待的遭遇，确实很少遇到。

听到老婆感受这么强烈，我来了兴致，一边听老婆说，一遍就在心中盘算。老婆说完后，我对老婆说：“这些武汉女人，之所以对你这样脾气火爆，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和你跟她气场强弱的微环境这四个方面的原因。

1、宏观大环境上来说，长久以来大部分中国人都这样，在陌生人互动的环境里，只要我有权力，而权力又不受管束，我就可以做一个“坏人”、我就可以对别人肆意释放心中的恶意；只有在乡里乡亲的熟人环境下，为了维护“我是好人”的自恋，我才会收敛心中的恶意，释放善和爱的“好人”部分。开放以后的中国、现代社会的中国，尤其是一线城市、沿海城市生活的人，这种情况会改善很多，因为在这些地方，熟人社会已经逐渐松动，陌生人之间的协作成为了社会主流。

2、中观层面来说，因为她们是武汉人。自古以来武汉都是九省通衢，东南西北外地人很多，武汉本土人因此有各种优越感，素来看不起外地人和乡下人。武汉还有“小东北”的说法，因为武汉人性格直爽、脾气火爆，该吵吵吵吵，该动手动手，都不含糊。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人，软弱了就被欺负，彪悍了才是基本线。有时你在路边跟一个武汉本地人聊天，你以为你哪里冒犯到TA，让TA生气了，其实TA说话就那样，嗓门大、脾气直。

3、小环境层面来说，因为她们在火车站体制内，还是基层人员。中部城市、垄断行业、体制内的人都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面向用户的服务意识和态度不佳就不说了；基层工作人员会受到上级和体制的各种管制和压迫，工作本身让人不爽，面对人群也是三教九流，烦心事也多。没有价值观引导和KPI规范的情况下，用这种方式对陌生人释放恶意、行使手中仅有的那一点权力、怒刷存在感，也是他们小人物悲催的活法。

4、最后从你与她互动的关系模式来说，因为你对她释放的信号是，我是有求于你的，我是弱势的一方，你可以随意怒怼我，而我不会对你展开激烈的报复。你给了她怒怼你的机会，所以她就顺从你的意思，把她的恶意倾泻到了你的身上。你想，如果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恶人问她同样的问题，她即便心中不爽，至少也要掂量一下，怎么回应合适，怎么回应不会遭到大的报复。

我们自然不是要做恶人。在我看来，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我胸中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你是车站内做引导的工作人员，我向你询问，你积极回应我、帮我解决问题是你的义务，但我并不强求你做到这样。然而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斥责我，我会有办法让你遭受更大的损失。

但当你真的对我莫名其妙发脾气的时候，我又不会真的去跟你计较，因为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你的脾气是怎么回事。跟你这种人计较是浪费我的时间，我不值得，我会跟你说，没关系，祝你好运，然后走开。你和你恶劣的态度并不会影响到我丝毫。”

打嘴炮时间结束，分析别人的故事都能头头是道，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情绪什么的，嗖一下就涌上脑门，接管全身了。

然而，这件小事中，依旧可以感受到，城市当中，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关系社会，向未来陌生人协作的、利益和规则主导的社会的转变是个不可逆的大趋势（成熟的上海是个很好的案例）。对不少中国人来说，迅速适应这个变化，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