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斯坦福大学二把手Dr.Michele Marincovich曾说：“亚洲的国家缺乏自由与开放式的追问风气，并且只有在自由和开放式的追问风气下，亚洲才有可能创造出一流的学府。”今年恰逢2018，很遗憾，中国至今仍未出现一流的学府，大学的自由开放风气也并没有体现。

旅美教育家黄全愈教授笔下写到：“一流大学的四个条件为：一流设施，一流管理，一流师资，一流学生。”

其中一流设施中国在即将的20年间完全有能力具备，只是院校间差距可能也会加大。

关于管理，钱理群教授曾说：“现在一切教育的问题，都是教育之外的问题。”这个之外，指的是体制。具体的说是大学行政权过大管的过细过多的问题。而行政权力有涉及到很多大学内部获益者的底层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一直提倡大学放权但无法长期进行下去的原因。连曾以兼容包并著称的北大教授都曾在本科课程吐槽“现在的教授不少去北大行政人员那儿办事得点头哈腰。”由此可见，学校内部教授的地位与行政人员地位之对比。

关于师资，尽管回复高考以来，中国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学科带头人，但真正有世界级影响的学术界人数还是较少，但若加大人才引进制度，多少会有所改善。

但是，如果说前三者都可以通过一些体制力量加以在短期内改善，那么一流学生的问题现在并在将来才会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痼疾。

普遍来说，中国学生的成长路径是：从6岁-12岁小学，14-16岁初中，17-19高中，19-22大学，共有16年普遍教育时间，也就是一个孩子生命的前四分之一时间至少有30%是在学校度过的，而年轻人一直在学校的学习，脱离对社会的实际体验势必导致他们面对实际生活及就业时，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从而面对人生一个一个问题时很容易只是应激发应而非有长远的目标和人生志向。

90后-00后这代人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获得教育的解放的，但是教育问题如果不通过改革高考方式，目前我认为还可以有如下三个方向值得我去研究学习交流：

1.提高教师的收入，准入机制，尊严感和幸福感

教师是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是教学的主体，是孩子最亲近相处也将是最多的人。首先大中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已有硕士学历，与之对比的是乡村学校教师的中学文化水平。教师的薪资在各行业所谓安稳但不高，行业顶尖与行业中等人群差异不大，因此不少教师选择课外补课创收，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生学习时长拉长，但学习内容并没有提高，反而消耗了很多孩子参与课外活动的时间。同时教师的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是个大问题，一样的课程年年上，所谓的备课很可能只是重新走过场，因此应该加强教师的考核机制，如教师资格证的审核年限。

2.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创办机会,把教育部分还给市场

首先问一个问题，教育有标准吗?我觉得可能会有，但是很难被统一并覆盖全面。

正因为标准之难以把握，和达到标准之诱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奥数热，乐器热，天才少年热的悲剧和负担，但奇怪的是大部分的人因为害怕或追逐标准忘记了追问标准到科不科学。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的标准所谓风云变幻，而每换一次就意味着前些年的标准的局限，和孩子所做的很多为考试而考试的准备皆为无用功。

既然标准不准，那我认为教育当下最大最必要的就是开放自由度，鼓励民办，私立，职校多种方法并存的教育体系。最终的结果也由孩子的未来发展来决定。做到好学校不受制于体系，同时，由于教育是长期的过程，人文等实用性不强的学科虽能让人生长久获益，但学生面临找工作等诸多现实压力，政府也因加以引导和鼓励，通过学术方式进行其他维度的表彰。

3,创办更多的体育社团，可以通过对各院校特色体育建设的创办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少年强则国强，但中国的少年们早已没有强健的体魄了。

三十余年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仍然是老套路的广播体操和体育课而缺乏对学生团队感，运动意识的加强。

我希望有一天

每所学校都有几个像模像样的运动社团，踢足球的男孩子经历残酷的训练也能收获团队并肩作战的友谊，女孩们有更多的运动的选择空间，阳光下，她们投中的篮球和飞扬的长辫一样的美丽，灵动。

他们都积极乐观，活泼健美，团结并勇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