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1. 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2。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3。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4。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5。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6。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7。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8。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
9。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10。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11。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12。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13。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
14。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15。《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16。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
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17。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18。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
19。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20。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21。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22。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23。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24。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是，这并无羞耻。
25。张国荣---我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26。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27。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28。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吸毒所的阿文/12岁自杀的苗苗/同性恋/
29。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30。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31。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32。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33。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34。 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爱吗？”我问。
-- “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结婚是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想把孩子作为英语“疯狂宝宝”的标签，是教育的实验品，他说：“那才是普度众生，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无法喊出“爸”、“妈”。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对孩子严厉，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笨蛋”“猪”。他童年口吃，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一直到被人发现，脸上存疤至今，说：“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李阳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觉得工作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他给Kim发过短信，“我揪你头发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白发，就跟我的白发一样。”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责我，我才真的恐惧，恐惧积累了，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35。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36。我也有政治课，但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学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为了应付考试，我都背了，从来没主动问过问题，也没人需要我们参与讨论，背了标准答案就可以了，一个字也没往心里去，书的边角上抄着流行歌词。年轻的时候，是对社会参与最有热情的阶段，可是我到做了记者，才去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政治和我有什么关系？教育是用来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
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37。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
，“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36。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信则灵）
37。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
38。“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39.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40.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41. 。‘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42. 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
43. 二〇一一年，福建归真堂药业因活熊取胆汁人药，被众多名人与网友联名反对上市，企业负责人邱淑花接受采访前先哭了十几分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只说攻击她的人由西方反华势力推动，她也没有证据，只说：“就是陷害。”
44.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45. 采访完出门时我对他说：“我可以不采访您，这您知道。但我采访了，是因为我尊重我的职业，也请您以后尊重记者。”
46. 他说话就这个风格，我不以为怪：“不管报道谁，都是平等的吧。”“你真觉得你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说。
“对我来说，摄影机红灯亮的时候，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他扑哧笑了，说：“太天真了。”
我也笑：“是，凡事信以为真。”
47. 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48. 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
49。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不要陷在情绪里)
50。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但那是出于生存。只有我们人类，是出于娱乐。
51。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那条底线，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不是随性而为，不是暴力、滥交、背叛、屠戮！”
52。“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道：“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53。虐猫女人：一个人不应该一辈子背着不加解释的污点生活。 ：“……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可恨。”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54。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55。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56。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57。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58。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
59。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60。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61。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
62. 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63.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 .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64. 宽容的基础是理解. 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65. 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肓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66. 我问：“那您不觉得现在外界对于周正龙照片的真伪，包括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这样的结论都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弄明白真相问题，然后再去寻找它的意义吗？”
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67. 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68. 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69. 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70.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71.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72. 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73.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別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74。范跟我说过她为什么用这歌，她说生活到了真的艰难处才能体会，“只有最亲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伤痛”。
75。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髙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76。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77。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78。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79。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80。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81。但她还是有一个特点的，她不人云亦云。
82。 卢安克--“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跟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而去说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联系采访的时候，老范也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对卢安克说什么，犹豫半天写下：“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83。卢安克-- 我并不专业，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只因为我跟不上社会的竞争，只因为我已经放弃比得上别人，我才能走自己的路，才有了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的机会和自由。或者说：只因为我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必须达到的，所以我才可能做我所做的事情。
我追求的生活是跟我熟悉的人、跟我身边的人一样的，但我去生活所靠的动力却不一样。这个动力也不是什么我想达到的目的，仅仅是一种不断冲着我与学生去创作的愿望。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不想影响或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作为一个客人，我怎么能想改变主人的生活？我只是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与身边的人（学生）共同去追求和享受我们所喜欢的生活。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84。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85。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86。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87。卢安克说：“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我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他并不是影射我，但我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还勉强地接了一句：“嗯，还没弄清问题就往下问？”
卢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经告诉我答案了。”
后来，我几乎没有勇气看自己在这个镜头里的表情，人内心被触到痛处会脸色发白。
88。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这个很奇怪，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 ----教孩子，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在于说，我们是……”——不，不要说“我们”了，不要再伪装成“我们”来说话了，“……我是成年人，这些经验成为一种障碍，我能够意识到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把学生的事情当成认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觉得就可以。”
89。记者是一个观察人的职业，这个职业保护我几乎永远处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一个让自己不动声色的壳里。卢安克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寒暄过，他是我采访的人中对我最为疏淡的一个，但在他的眼光下，我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壳被掀开，蜗牛一样脆弱细嫩地露出头来。
按理说，被人洞察弱点，是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我并不觉得羞臊或者沮丧。那是什么感觉呢？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采访已经无所谓了，镜头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讲起我小学近视后因为恐惧把视力表背熟的故事，说了挺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人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溃的红光中粉碎了。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讲这段时目光向下，很羞涩，跟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顾不上周围都是我的同事：“因为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90。情感得不到发挥，生活不允许，如果太清醒，太难受了。”
91。他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我不敢向学校要工资，因为我怕学校向我要考试成绩。”我问他：“你不喜欢物质吗？”
“不是不喜欢物质，我喜欢自由。”
92。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很大程度因为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他的父亲以教师的身份退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他的双胞胎哥哥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纳米比亚做志愿者。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93。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94。 在德国，基础教育学校不止一种，父母给他们选择了一所不用考试的学校，课本都是孩子自己写的，“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傻瓜，没有让我做那种考傻瓜的练习题，比如说‘用直线把词语连接起来’。这种练习只是在把一个人有创造能力的思维变得标准化。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把我当成聪明人，没有过早地开发我的智力。”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兴趣漂流，有一个晚上随帆船漂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我在水边上了一个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觉到那些星星离我其实很远，在宇宙中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在离世界无限远的地方，我怎么能再找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我在我们所谓的宇宙之外，我怎么还能找到这个宇宙？”
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95。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96。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97。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卢安克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98。做这期节目时，我和老范一反常态，只谈技术与结构问题，不谈任何内心的事。后来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这过程中无数次地问自己：“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
“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
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这期节目后的留言里，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他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真实，不要做秀）
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
我再没有可以说给他的话。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么重要。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我也没有什么困惑要向他请教。他一再说：“很多人需要我告诉他们一个怎么样才正确的生活，但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假如我知道那么多，这些积累的知识也只会阻碍我的行为。如果一个老师不理踩自己的感受，仅仅根据知识去做，这会让学生感到虚假＾怎么会有对和错的事呢？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做，这就是对的吧。”
，“感受”不是欲望和情绪，没有“要达到什么”的动机，只是“诚实和持续不断地对事物平静观察”。卢安克要的不是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让人从“非人”的社会经验里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自己。人们不需要在他那里寻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饱含的人性。
曾有过无数次，在被自身弱点挟持的时候，我挣扎着想以“卢安克会怎么做”来脱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为他的存在，我体会到了一些从没想过、未曾明白的东西一把自我交付出去，从此就活在命运之中的必然与自由。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而创作在卢安克不是手段，就是归属本身。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人，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却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等待命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就是此时的感受，让我想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在这期叫《告别卢安克》的节目结尾我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98。 药庆卫说：“因为我，当兵的可能都有点……自己说了命令性的东西，你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给他去说什么理由。”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酸，我对别人不会这样，因为我想让我儿子好，一针见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说完补了一句：“但是过后去想想我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 他又补了一句，“男孩不能宠，我怕他以后给我惹事。”
药家鑫在庭审时说：“从小，上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压抑，经常想自杀，因为除了无休止练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别人都很快乐，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对同学说过：“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他沉迷一事时往往近于狂热，喜欢日本歌星滨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标成中文，在KTV只唱这个人的歌，在网吧里下载一个关于滨崎步的游戏时，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里面，说“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开始上网，打游戏，逃学，父亲认为这是网瘾，有段时间专门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个月，药家鑫被关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面，没有窗，从外面锁上。 药家鑫是什么感受，药庆卫并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交流，我们也体会不了他心理的斗争过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后很正常了，他好了。” 在他家里，我们想拍摄他过去的资料。发现初中后他没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没有他，他母亲说他初一发育变胖后不愿意再拍照，当时体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头压迫肌肉产生剧痛，医生说再不减肥有生命危险。药庆卫说：“他在特别胖的时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见，尤其一笑的时候，眼睛就没了，别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说要整容”
“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药庆卫说，“我说好不好都是父母给你的，如果破坏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过我说的话有可能有点……像他妈说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药庆卫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儿子，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狂热与极寒交激，谇出一颗赤红滚热的心。药庆卫带着疑惑说：“他挣钱好像上了瘾一样，这个月挣四下，下个月就要挣五千。”
他说“上了瘾”的口气像是在形容一个病人。但他也没问儿子为何如此，觉得“上进就好”。
他母亲说：“没有，他就是这一点，心里有事从来不跟我们讲。”
关于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
药庆卫说：“自首绝对没有后悔过，后悔就是太匆忙。应该问问他，这个是绝对后悔，后悔一辈子。” 他再也没机会了解儿子的内心。 人最大的慈悲是给生命一个救赎的机会。”
99。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超理智）
“我怎么觉得你的正义挺可怕呢？你这种人可以为了你认为的正义背弃朋友。”
100。听到自己经验之外或者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她脸上会流露出诧异、惊奇、反感、不屑，想通过提问去评判对方，刺激别人，想让对方纠正，那种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负。
这女同志原来是我，那些表情原来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接纳）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日后工作上学，换了不少地方，去哪儿都是拎箱子就走，不动感情，觉得那样脆弱，认为独立就是脱离集体，不依不附。
101。妈妈真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现在做了记者这个行业，小时候落落寡合的你，现在有这么一群团结友爱的好同志……”
102。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看到要落泪）
103。意思是她当时应该让男人讲一讲他的“无奈”，作为儿子，也是父亲，被两种身份卡住时的难堪和痛苦，让双方有更多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104。她忽然开口说起自己。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先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
105。 生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现在长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夹在女友和母亲之间，他说多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106。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两，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
107。 他说得有理，长夜无事，四下无声，我搬出这些本子，抄抄写写，有疑惑也写下来，试着自问自答。闲而求知，没有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眼酸抬头时，看到窗外满城灯火，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108。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我不再与世界争辩，如果离去的时刻钟声响起，让我回头看见你的笑脸。
109。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110。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111。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112。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113。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