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彻底征服全印度是在1849年的3月底。
此前一年，新一任印度总督大贺胥正式上任。大贺胥原名詹姆斯·安德鲁·布伦，出身于苏格兰朗姆西贵族世家，曾经担任商务大臣。他上任伊始便开始对印度旁遮普进行全面的吞并。经过一系列战斗，英国人胜利了，将印度的疆域推到阿富汗的边境。
印度人始终无法做到的全国统一，英国人替他们办到了。而此时距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过9年。
早在1797年，英国人就开始逼迫印度当地农民种植罂粟。他们将印度北部、中部肥沃的土地统统种植了罂粟，红色、紫色、白色的罂粟花在印度本来种植粮食的土地上娇艳欲滴地盛开，而对直接关乎印度农民生存的农作物，不管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自己，都毫不在意。英国人将收获的罂粟变成鸦片转手卖给沉湎于毒品的中国人，又用出售鸦片换回的白银从印度购买廉价的工业原料，接着向印度倾销自己生产的工业品，随后将印度人手里的白银及其他收入悉数收回到自己的手中。这圆一般的循环，不断攫取的暴利，让英国体味到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新世界的美好”。
英国人开设的东印度公司，因为印度的战争和中国贸易的原因，一度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100万英镑，但自从进行鸦片贸易后，东印度公司立即由从前的赤字变为盈余。英国人看到如此诱人的利益，更加扩大了在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接受英国人提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直接使得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1880年左右，英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几乎相当于殖民当局田赋总收入的50%。
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必然要求更多的土地来种植罂粟，罂粟多了，粮食自然减少，一旦出现天灾，饥荒便随即出现。19世纪后半期，印度因此发生了几次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2000多万。其实，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中国也出现过，民国期间，西北很多地方因为种植鸦片而导致粮食种植减少，灾荒来到时，立即陷入粮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从对华鸦片贸易中获得暴利的英国人尝到了种植罂粟的好处，促使他们放开手脚在印度扩大种植面积，但随着中国国内的罂粟种植增多，鸦片出现供过于求，当初英国人声明的鸦片只供外销，就变成了废纸。英国人开始鼓励印度生产的鸦片在印度本土消费。不仅允许种植罂粟的农民“留用”一部分鸦片，同时还在印度的城乡开设鸦片零售店和鸦片烟馆。
而英国人能够如此顺利地在中印推进鸦片贸易，除了依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进行威胁逼迫，还有便是与印度当地王公贵族、资本家、商人为了一己之私而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例如，印度著名的塔塔集团的创始人詹姆谢特吉·塔塔就曾经大规模地参与对华的鸦片贸易。1911年，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在荷兰海牙召开禁毒国际会议，签订了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禁止鸦片公约》。该公约的要点是：缔约国应当制定法律管制“生鸦片”的生产、销售和进口；逐渐禁止“熟鸦片”的制造、贩卖和吸食；切实管理吗啡、海洛因、古柯等麻醉品。这是继1909年13个国家在中国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后第一个国际公约。虽然英国人参加会议，但是对此并不在乎，一直到1914年，英国政府才承认《海牙禁止鸦片公约》。
在清朝道光初年，也就是公元1821—1830年，中国和英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200多万英镑。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中，中国方面的逆差达到1700万英镑。而在英国和印度的贸易中，印度逆差为900万英镑。在这种贸易中，印度是起点，英国是终点，中国则是中间一站。印度将鸦片等货物卖到中国，同时又将各种工业原材料运到英国。中国人得到的则是因为鸦片贸易带来的国库空虚、人民孱弱，以及从贸易顺差变为贸易逆差的结果。在这三角贸易中，英国人得了最大的利益，而中印两国那些贫苦的农民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则成为英国人嘴中最丰腴的肥肉。
对于中印两国来说，一个遥远的、疆域只是相当于中国1/40，人口只有中国的1/10的小国家，竟然能够远赴重洋，来到地球的另一面，将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还将其中一个庞大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逼迫另一个更加庞大的国家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这一切，都让现在的人们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历史往往如此，经常会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来一场料想不到的表演。纵观英国人在当时的中印两国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与其说是英国人趁着工业革命后积累起的国力，仗着船坚炮利的武力四处横行的结果，倒不如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经常以文明古国自诩的国家，远非外表看起来那样的强大，它的虚弱并不是源自外在的攻击，而是来自内在不振。
不过，估计连英国人都没想到，他们用丑陋的贸易、邪恶的武力虽然换来了巨额侵血的暴利，却无意中唤醒了一直沉湎于悠久过往、帝国美梦中的中国人，如同一场抗日战争，这个遇强则强的民族前赴后继地用肉体与鲜血，挣扎着找回早已遗忘的荣光。这难熬的一百多年，如同炼狱般的日子，正在为未来一个重新崛起的国家奠基。而，印度呢，也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蓄积能量，只是，其后它的表现却与中国截然不同，这也为印度以后的历史发展埋下了起伏动荡的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