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药
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了慕尼黑。
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的施瓦本医院外科病房的走廊上一路小跑，抓着一位有点年纪的护士长，询问汉斯·博伦纳教授或是他的中国助手——裘法祖医生在哪儿。（注：裘法祖，1914年12月6日——2008年6月14日，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著名外科学家。1936年，裘法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结业后，赴德国求学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以一等最优秀成绩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曾在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慕尼黑市立医院、都尔市立医院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获德国“外科专科医师”证书。1945年受聘为都尔市医院外科主任。1946年10月回国。）
身材娇小的护士长毕竟有些阅历，并不惊慌，而我们的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不明白，这位突然冲进来的党卫军军官干嘛抓着他们的护士长不放。
护士长告诉我，汉斯·博伦纳教授不在医院，但她可以带我去见裘大夫。
裘大夫个子不高，带着一副赛璐璐镜架的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黑色眼眸并没有因为近视而失去神采，反而在显示智慧的同时，多了一份温柔，嘴唇挺厚，跟昭完全不一样，于是，大夫看起来即睿智、温厚。
见到我，裘大夫表现得沉着、冷静，礼貌恰到好处。既没有因为我这身军服显出一丝惊讶，也没有因为我引起的混乱而不耐烦。
而我，却是奇怪地立即有了好感，这是极为难得的。原因吗，也许因为他也是中国人；也许是现在能碰到一些真实的普通人简直成了一种享受。
“您是劳舍尔中尉？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教授在大学上课，还没有回来。”
裘对我点点头，我却忘了敬礼，只是急着解释道：“对不起，裘大夫，我不是劳舍尔中尉，我是他的同事，我是马蒂亚斯?冯?迈森巴赫中尉。”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我把恩斯特的那封信递给了过去。
裘看完信，还给我。“我不明白，中尉，如果劳舍尔中尉不来，那他的博士论文怎么办？您能代表他吗？”裘看了一眼我手中拿着的公文包。“或者，您可以把论文给我，我来帮您转交教授，等教授看过了，再通知你们。您看这样行吗？如果您信任我的话.”
“我当然信任您，裘大夫，但是，”我犹豫了一下，从公文包里取出昭的病历，递过去。“我来的匆忙，并没有带论文。”我把恩斯特论文的事完全忘了。
裘接过病历，没有马上看。“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跟劳舍尔中尉急于请您帮的一个忙。这是我们一个病人的病例，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请您帮我们救他。”
“我？”裘顿了顿，“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请教博伦纳教授。请问，病人现在在哪儿？”
“达豪集中营。”
“集中营？听说过。那么您跟劳舍尔中尉是……”裘稍稍有一点吃惊。
不好！难道恩斯特没跟裘说我们是集中营的。我心里暗骂，要是这样，他该跟我说清楚才是。或许他是说了，我没有注意。事到如今，只能实话诉说了。
“我跟劳舍尔中尉都是集中营的医生。”
“那这位病人是……”
“是犯人。”
裘微微皱了下眉头。
裘对集中营的反感是意料之中的，但他没有马上拒绝，而是低下头，翻看手中的病历。我想是有一点触动到了他：我们两个党卫军的军官正在为了挽救一个犯人的生命而努力。
一会儿，裘抬起头，有些为难地说：“我原来是想你们把病人送到这里来，不然，据我对教授的了解，他是不会过问党卫军的事的，更不用说集中营了。可是，现在看来，恐怕这也行不通，这位病人现在的状况是绝对不能移动的。”
我相信裘没有骗我。党卫军有自己的医疗系统，有德国最好的医生，没有充分的理由，一个平民教授自然是不会参合进去的。
可是，裘为什么看了病历还……嗷！我突然想起来，病历上只有编号，没有名字，我怎么把这个也忘了。
“对不起，裘大夫。”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想您是中国人，请您帮我看看。”我把纸展开，那上面有两个中文字，写得歪歪扭扭，是我依照傅昭的简历依葫芦画瓢的。
果然，这两个不像中文的中文字立刻吸引了裘的目光。
“这是病人的名字，但我们不会念，也不知道意思。”
“傅昭，好名字！傅，是姓，要说解释嘛，可以是教导。昭是名字，是日月，是光明。”
“日月，光明。”在这一刻，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裘当然都看在眼里，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您说这是他的名字，那他是中国人。”裘晃了晃手中的病例，眼里闪出光彩。
“是的！”我使劲地点点头，急切地期待着事情的转机。
裘想了想，说：“这样吧，中尉，还有半小时就要下课了，我带你到大学去等。就算不能把病人运过来，至少可以听听教授的意见，我想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在课间休息时找到了汉斯·博伦纳教授。
“病情的诊断和处理都是合适的。该做的你们都做了。准备后事吧。”
我不知道怎样退出的教室。我还是忘了敬礼。
上课铃响了，一帮青年学生从我身边经过，冲进教室，呼叫喧闹的同时，几乎都好奇地回过头来看我。
我顺势被他们挤到走廊的边上，用力撑住墙。可不能在这儿摔倒，党卫军军官晕倒在大学里会成头条新闻的。傅昭的病历掉到了地上，我伸手在口袋里摸索。
“你怎么了？中尉。”
“我的药。”
“是这个？”裘帮我服了药，握着我的手腕，测了一下脉搏。“你的情况不太好，你经常这样吗？”
“不！”我吃力地摇摇头。
我想站直身子，但是背部的疼痛使我没办法做到，我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不得不依靠着裘的支撑才没有倒下。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好一点了，只是双腿沉重，如被冻结在冰块中一般，刺骨的寒意一直延伸到膝盖。
“谢谢你！我好多了。”我想捡起傅昭的病历，裘抢先了一步。
“你应该去医院，或者至少休息一下。要不要我陪你去？”
裘很真诚，让我感到异常亲切。眼下，我只是个病人，而不是什么党卫军军官。
“不了，裘大夫，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昭还在等我。”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伪装，我心心念着的，惦记着的不是我的病人，而是昭。
“那好，我送你。”
我在裘的帮助下走到越野车旁。裘问我：“中尉，如果可以的话，我能知道昭成为囚犯的原因吗？”
按常理，他不该问，我也不会回答。但是现在，我想是我抑制不住的悲伤和我的虚弱无助让我们的关系一下亲近了，几乎可以无话不谈。
“我想告诉你，裘，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可以肯定这里面有冤情。我原来打算等他好了以后，再去调查的。没想到现在居然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不要太自责，中尉，看他的病历，你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博伦纳教授说，即便在我们这儿，也不会做得更好了。所以，你也对得起他了。我还要为我的同胞谢谢你。也许这就是他的命。我们中国有句话：尽人事，知天命。一切都不要太苛求了。”
命！难道这就是命！
“命？”我有些恍惚，“但是，裘，这不应该是他的命啊！他是来德国留学的。现在学成了，他一心要回去救国杀敌，他怎么能就这样‘壮志未酬身先死’呢？”
“他是留学生？什么时候？”
“36年，他是1936年来德国的。是你们政府派来学习军事的。”
“是吗？我也是36年来的，这么说来，我们应该算是同学了。”
裘若有所思地低声自语：“也许行，不管怎样，可以试一试。”
我转身上了车，没有注意裘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裘，我还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当然。”
“我答应过送昭回家的，如果最后真的……”我快说不下去了。真是奇怪，一个集中营的党卫军对死亡竟会如此敏感。“你能帮我把他的骨灰送回去吗？”
裘看着我，认真地点点头，眼睛里却没有悲伤，而是闪出希望。“也许还没到最后时刻，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听我说，中尉，我出国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盒药，是让我备着救急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急症药物——安宫牛黄丸。虽然我没有用过，也没有听说过先例，但是根据药理、病症，我觉得可以给昭试一试。既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昭又是中国人，不妨可以一试，或许真会出现奇迹。”
中国的中医，我听说过，如果是别人提议的，我一定不会采信。但是裘是学西医的，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外科学方面的造诣比我深，而且他那样诚恳、慎重。我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
我马上跟裘一起回去他的宿舍，拿到了那只绿色的锦盒，内装十颗北京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