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作家是如何走向文学道路的，或者说我是怎么喜欢文学，走上文学写作这个行当······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复杂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因素最后促使我走向了文学道路。现在让我来回想，是怎样的的一个契机，让我会喜欢坐在写字台前来创作一部作品，那我想恐怕是乡村生活的那种清闲······还有需要认真的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场景，适当的做一些训练。 ”
闲暇对于写作，特别是培养一个人写作的趣味来说，特别的重要。
在我小时候，在乡村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在这种闲暇的时光中，人就会感受到孤独，产生自我意识。如果你一天24小时或者说你醒着的10小时，都是在游戏，都是在奔忙中度过，当然一个人就不太可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
乡村有大片空旷的田野、无际的天空。在那里，人就会本能的思考：我算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能启发人的自我意识，我小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今天我们说的，在人际交往当中的，觉得没人理我的这种孤独，而是闲暇，百无聊赖，那种在乡村生活里边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的孤独，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对自我的很多疑问。这就是后来我比较喜欢一个人思考、一个人创作的原因。
我所说的“孤独”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种孤独是因为个人在独处——和自我的内心相处，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感受性的东西。
当然，今天的年轻人没有办法享受当年我享受过的那种孤独，或者说是一种孤绝。因为他们的业余生活都被填满了。比如说年轻人在做游戏的时候，那种游戏好像都是被人为设置好的，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去踢球”，每一个时间都是计划好的。可是我在乡村的童年是没有计划的，没有人找你做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称之为游戏，那是一种不知道做什么，完全的闲暇。在今天这种“孤独”很少见了。当然这是因为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能要求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要学会独处，学会跟自己的灵魂、跟自己的内心世界能有相处的时间。那么我觉得一周中的一天或者一天中的某个时间段，人只要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能坐下来稍微想一想自己的事情，这就很好了。不一定要像我们当年那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中去，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现实。
在我们今天的写作训练中，有很多的方法。
其实在学校里边的作文训练，尤其是小学、中学，我觉得这个训练的方式可能不对。
我在大学里边任教，学生从小学、中学过度到大学以后要，再给他们上写作课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学生在小学、中学的写作训练完全是观念上的写作练习。
什么是观念呢？比如说让一个中学生做一篇关于某个观念的文章，根据这个观念在这个话语当中的位置，然后你来判断我应该说些什么？
这篇文章中的话语总是和社会话语结合得非常近，有些观点根本不是一个中学生的。老师、父母、书籍、电视里关于这个观念是怎么说的，这个中学生就将这些观念写到了他的文章当中，写一些人云亦云的文字，这些文字对于写作来说没有什么帮助。
我曾给学生布置了课堂上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做《行人与街道》。如果你要写作，你首先到五道口地铁站那里去坐着看，看行人和街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街道是怎么一个样子的？车是怎么开过来的？
写作需要认真的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场景，适当的做一些训练。
很多人认为写作是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别人、告诉读者，但是写作中最重是跟自己对话，那么这个写作过程中必须要有沉思。
比如写一篇关于除夕的文章，大年三十的这天会做很多事情，有期待的年夜饭、有家人的团聚······在这么一个欢庆的日子里，人在闲下来时，会感受到一种孤独。当你坐下来喝一杯的茶时，当鞭炮声都已经平息下来万籁俱静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情感方面的跟自己的对话。写作，就是要去捕捉那一瞬间。
写作无非是两种光。一种光是投向外部世界的，作为写作者有义务去记录社会生活；当然，还有一种光是投向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者需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问自己很多问题。不是说写作时就想好了这些问题答案，把答案告诉读者，写作是因为写作者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而要试图弄明白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事情。
【整理人/知友】
附：格非，（1964年——），男，本名刘勇，江苏镇江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教学、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代表作有《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和《望春风》等，其作品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他的学术专著《小说叙事学》、《文学的邀约》、《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等多次再版，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教学工作已逾30年，多次受到学校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