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回忆维特根斯坦》是迄今最好的一本维特根斯坦传记性资料；打开1949年到1951年《维特根斯坦谈话录》，才知道这书作为资料比前者更加细致和深入地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回应、例证、思辨、判断及强调回到问题的全部哲学行为过程。作者鲍斯玛是马尔康姆的老师，他该是那个能证明维特根斯坦性取向的人吧。

书磊满了桌子，开卷有益。端着维特根斯坦谈话录，难得的机缘，此刻意识清醒，许是新雨过后的缘故。再说一遍，书磊满了桌子，我想写写画画，垫着齐肋的书堆开始边读边画，竟然身体也很沉静，丝毫不懈怠，原来我是在站着读书写字，就像格拉斯和海明威颇为得意地宣称自己迥异于他人的那份谦卑和不以为意。

不论哪种命题探讨，维特根斯坦都将其化约为某种图像或者是影像（这几乎就是他思辨的全部方式）。探讨伦理道德时，他设想了两个部族首领，他们分别持有不同的道德，并且每一个对另一个必定是不道德的，但是这每一个道德原理的描述，论证和判断与之全然无关。结论是，人可以去袒露心底所藏，那就是一切。

显然，没有什么是确切的。如何识别伦理原理，这将我们带入表述“伦理的”用法之中，一个原理只有诉诸其环境才可能是伦理的。感觉到了么？伦理的是实在的，环境的，不是原理的。也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命题，在于其用法，更可以说，某物是什么，其答案就永远是实相的某物，而不是一种一般性的陈述。

骄傲是一种妨碍，没有人愿意显得可笑；这是一般性陈述，维特根斯坦极其反对诸如此类的陈述，原因就在于它抽离掉了语境。可是要完成描述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这需要共时性。就像他质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样，他说没有将来的胶片，也没有过去的胶片，此情境下的语言作为就是“啊，这就是”，口瞪目呆。

一般性的陈述是无意义的，可以这样理解:一，去理解哲学家已经说过的话，鼓励别人也这样理解；二，去祈祷。前一种方法是热衷于体系的，去解决和讨论那些悬而未决的命题，对其直接的描述是:胡说。后一种做法的描述是劝诫。鲍玛斯体会到:长篇胡说的积习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要学会自由言说，假若我只能言说。

维特根斯坦告诉鲍玛斯:“大多来上我课的人都是因为我聪明，我的确聪明，但不重要。他们只是想变得聪明。”他这样说，倒真像他崇拜的陀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斯乜尔加科夫。8月5日明月当空“如果我来设计，我绝不会创造太阳，你瞧，多美的月亮，可如果只有月亮，将无法阅读和写作。”月亮只用来讨论和散步。

这本谈话录让我记起大学时在沂蒙山写生时的情景，夜晚的场院由探照灯照的如同白昼，我们对着大彩电唱完卡拉ok回屋，熄灯后用手电照着读起那本有名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正是从那本书自己才体会到哲学的生活是怎样一番景状。

在诉诸良心时，人对自己的行为是“被引发的”这点难以启齿。但是在现代管理体制内，对一个后果，却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出他的行为是被引发的。可是管理者却会因此暴跳如雷，他在行使管理时不问人性，却会在产生恶果时要求每一个员工问问良心。康德问，有没有原因的事件么？他自己说，有的。引发了自由。

我们深信语言是有所指向的，因此就会伴随着命题到来；当你越过语言而将命题当做理解的目的，那么居间物就产生了，一切麻烦也便产生了。维特根斯坦声称语言无所指向，但是有某物存在。若就小说而论，这样的观点极其关键，这与表述的自由相关。但是，人们习惯了结构性阅读，而理解本身又与关系有关，矛盾。

读完了维特根斯坦谈话录。我记得这个人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1951年1月16日，是个星期六，鲍玛斯去看望他，病榻上他不无沮丧，“我不在乎如果，，，”，并转身向着鲍玛斯“我不会说出后面的半句！”他说基尔派崔克来过，送钱给维特根斯坦，表示用于出版他的手稿。4月29，他辞世。

出版商声称世界对他的文稿望眼欲穿；还有3个半月就要去逝的维特根斯坦说“但是你看，我写下一个句子，然后是另一个，与前一个刚好相反。那么，该是哪一个？”他一生全面认真阅读的唯一的哲学家是柏拉图，可非常不喜欢他，他觉柏拉图装腔作势，只喜欢那里面的预言和神话。他无法祈祷，所以不能谈论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