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不再需要为生存而挣扎时，就到了为身份所困扰的时候了。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现况如何，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原因很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的冷暖。每个人对自身价值的判断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此他人的关注与爱对我们相当重要。我们如果察觉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我们的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
未成年时的我们，即使没有权利与地位，也还是周围人关注的中心。成年后，我们获得的爱转而取决于我们的成就：拥有优异的学习成绩，一定的社会地位，才能重获我们小时候所拥有的无条件的爱。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恐惧其实才是这种焦虑产生的唯一根源。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
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的形成我们对财富和社会尊重等事物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 我们就会感到自己原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焦虑、愤恨就会接踵而来。我们也许矮小，但假如我们是生活在一群矮小的人当中，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矮小而烦恼 。
十八世纪之前，贵族制度使得底层民众安心接受自己所在的等级，而十八世纪之后的民主制度使得最底层的民众也有了极高的期望，人人平等的观念使得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却终日焦虑多愁。
曾有一位美国人威廉·詹姆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自尊 = 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
从这个公式来看，提高自尊水平的方式有两种：增加成就，或降低期待。但现代社会绝不会鼓励人降低期待。与原始社会相比，我们所期待的远超我们祖先的想象，我们永远有尚未企及的梦想，即使在实际成就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还是无法达到一个高的自尊水平，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焦虑。
现代社会之前， 人们认为社会分为富人和穷人是上帝的旨意。人们对此有着共识：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依存，都是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即便是最贫困的底层人士也会受到社会敬重。直到18世纪中期，这种固化的等级制度才略有改观，皇室子嗣并非一定最适合做一国之君，蠢笨的父亲也不足以说明一个人是低能的文学家。沿用到政商界也是如此。贵族的裙带关系遭到严重抨击，用人制度得到改革，核心就是用精英们替下那些不学无术的贵族，人人机会均等。这些作为新晋富人的精英人群既有能力，又拥有财富。
在这一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获成功者要回答，为什么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优秀、有能力的，却仍那么贫困，变得更为棘手和痛苦。
有一种现象，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夺走了数十万计欧洲人的生命，它就是“决斗”。决斗体现了人们严重缺乏一种信心，那就是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无需随他人评价转变而做出调整。对决斗者而言，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能够帮助他建立他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唯一因素。由于他的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他人的观点，因此他宁可死于枪弹或刀伤，也不能允许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众心目中继续存在。
决斗虽看起来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依然有助于解释一种更为普遍的，在面对身份问题时人们容易受伤的感情倾向，希望他人看重自己的强烈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丝毫减弱。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有何方法解决呢？
哲学家们给出了一条路：通过理智的哲学思考。
他人的头脑太过恶毒，不能作为我们自己真正幸福的栖身之所。——叔本华
下面是一张尊严关系图，未经哲学思考之前的关系如上图所示，而在引入了理智的哲学思考后，我们就可以理性判断他人所说是否属实，而后对自我形象作出定位。
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自虐过程当中：在没有搞清他人的观点是否值得关注之前就去寻求他人的赞赏；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某些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尊敬。就像叔本华所说：
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
另一条路，是从政治角度理解引起这种身份焦虑的意识形态。
每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能够获得高度的尊崇，其他人则因为各种各样的源于而受到贬义或忽略。但对成功的定义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古斯巴达社会中，享受最高尊崇的是擅长打仗、好勇斗狠、肌肉发达的男子。在约公元1000年的西欧，体格强壮、勇敢无畏的骑士最受尊重。而在1750年的英格兰，社会中最受尊崇的人是富有而又优雅的“绅士”。
我们可以看到，身份的理想标准长期以来都是，将来也一定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变化过程，这个词就是政治。
通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改变他们社会的尊严系统，摆脱在基友体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统治，从而为自己活的尊严。
现在，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他们能够通过商业世界的众多渠道之一，通过个人努力积累一定的金钱、权力和名声，那么他们就是成功人士。金钱携带着一种道德品质。它的存在至少体现了拥有者的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但不管这样的身份理想看起来多么地顺理成章，这些身份理想无一例外地是人类的创造物。其中受到最大关注的莫过于它在财富与美德之间建立起的一种联系。
在现今的商业社会中，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很贫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是那些对财富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财富，并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有财富，以期逃避责备。因此，拥有大量的物质商品成为必须的，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够带来快乐，而是因为商品能够带来尊严。
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为什么要把挣钱上的失败看作一个人在绝对意义上有缺陷的证据，而不是将其看作在一个大范围、多层面的生活中个别的某一方面的失败？原因并不复杂。挣钱的过程往往需要个体具备某些优秀品质。事实上，挣钱越多的工作，对个体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越高。由此可以演绎出一个为人广泛接受的推论：要拥有最昂贵的物品，无一例外的需要具备最完美的素质。
但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约翰·罗金斯花了40年的时间，跟踪了不同国家的数百个穷人和富人，然后用他讥讽的口吻对他们的品格状况做了总结：
发财致富的人，通常来说，勤奋、果断、骄傲、贪婪、雷厉风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豪不敏感和无知。而那些一生贫困的人往往是极端愚蠢的人、极端聪明的人、懒惰的人、莽撞的人、谦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呆板无聊的人、敏感的人、知识丰富的人、毫无远见的人、拙劣的恶棍，以及那些完全是菩萨心肠的好人。
所以，我们并不具有根据收入水平来判断他人道德水准的特权。众多外在事物和内在品质综合的起作用，使一个人富有，而使另一个人贫穷。这些决定因素包括运气与环境、疾病与恐惧、偶发事件及其后继发展、良好的策划和欠佳的运气。
除了在赚钱能力和身怀美德之间的联系。关于成功生活的现代理想同时还在赚钱与幸福之间建立了另外一种联系。
这一观点认为：我们的身体知道它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保持健康，因此当它们缺钠时，就会让我喜欢吃熏鱼，而当它们的血糖过低时，则会使我们喜欢吃桃子。那么同样，我们完全可以依赖我们自己的智力来确定，在生活中追求何种目标，才能使我们兴旺发达。而且，我们所支配的金钱越多，我们所能购买的越多，从而产生幸福感的机会也会越大。
卢梭对此提出了反对，他说：
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多么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灵魂很少直接说出自己需要什么，不能简单的把灵魂比做身体。心灵更像是以下状态的身体：在它需要喝水的时候大声呼喝上酒，在它需要平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坚持继续跳舞。外界有各种声音在不停的告诉我们，应该获取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思维极易受到这些声音的左右，我们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将会淹没在这些外界声音之中，受到误导而使我们偏离了对我们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谨慎而艰苦的求索。
现代社会的广告代理商经常认为他们不该为以下情况负责，即鼓励人们过分地关注名人的生活情况，过分地关注流行趋势的变化，以及过分地关注对一些新产品的拥有。
他们认为，各种媒体仅仅将与这些相关的信息呈现出来，这样感兴趣的人就可以从中获益。他们站出来贬低自己行业的影响力，这倒不无讽刺意味。他们坚持认为人民大众具有足够的独立思维能力，不会陷入他精心设计的广告牌的诱惑。
但很不幸，他们过于谦虚了。以下数据很好的表明了那些曾经一度仅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经过足够的刺激之后，很快变成了似乎不可或缺的东西。
而广告绝不会告诉我们的是，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个东西，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停止喜欢它。就如同想要停止欣赏某个人，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与其结婚。外界观点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边，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达一个广阔的高台，在其上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一旦到达顶点后，我们又会被唤回谷底，重新处于焦虑和欲望的洼地中。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社会等级体系使我们多么不快，我们总是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接受它，认为其“理所应当”。但那些被社会重量级人物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往往是相对的，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一旦认识到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政治观点并非像我们原本认为的那样自然。
这些现有意识形态虽深入人心，却并不那么理所应当，也未见得合理。而大多是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传播的。
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形态就像无色无味的气体一样，被释放到社会中，它通过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教科书得到体现——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在宣传它对世界偏颇的、也许还是缺乏逻辑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这些领域，它羞答答的暗示，它只是在陈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实，而只有那些蠢材或疯子才会对此加以否认。
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最成功地改变自己的身份的人群当属妇女——她们认为自己有权质疑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总体政治觉悟的提高能够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件自己的房间》中描述了她的一次剑桥大学之行。在她准备步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时，一个面部带着反对表情、满头银发、慈祥和蔼的绅士出现在她面前，含着歉意说，女士们只有在一名校务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新的情况之下才能准许进入图书馆。
很多妇女会因此种事件受到伤害，但很少有人从政治角度做出反应。
伍尔夫并不是一个轻易忍气吞声的人。她使用了最根本的政治思维，她没有问自己：“我被挡在图书馆外边，是不是我再什么地方错了？”相反，她问，“图书管理人员把我挡在图书馆门外，是不是他们在什么地方错了？”从政治但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思考是否观念本身错了，而不是思量我们性格中是否有所缺陷。不是满怀耻辱的去想：“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方说，是一个女人，或有黑色皮肤，或囊中羞涩】？”而是大胆的去问：“别人对我进行非难，是不是他们有可能错了，或有失公正，或不合逻辑？”
因此她开始思考并怀疑自己从小接受的关于妇道的教育：一个女人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的“魅力无穷，完全无私，每天牺牲自我，从不会为自己着想，时时刻刻关注他人的思想和愿望。”
通过查阅文献，她发现了一连串惊人的歧视和严重失实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由那些神职人员、科学家和哲学家以权威的身份向外界传播的。在这一切不公正思想背后，伍尔夫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金钱。妇女没有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是因为她们没有控制自己的收入：“妇女一直都很贫穷”。
因此，她的著作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政治上的要求：妇女不但需要尊严，同时需要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需要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和“一件自己的房间”。
现代身份理想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虽然缺乏像19世纪的种组合性别歧视那样的尖锐性。但它依然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方面维持着一种同样偏颇的观念。
上述观察目的在于追求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使它丧失理所应当的合理性，进而使它丧失其影响力。
理解了这一层道理，并不能奇迹般的消除身份理想所导致的诸多忧虑。但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面对问题，从而大幅度降低受害的感觉、被动的感觉和困惑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更加野心勃勃的说，理解这一切将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以此开始我们可以改变或挑战社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标题：身份的焦虑
作者: [英] 阿兰·德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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