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和教育
监察
监察官的人选
在雍国，集贤院派出老成的学士担任理匦使，协助纳言接待来信来访。同时，学士们担任观风使、巡边观风使，调查各地风土人情、治理情况；甚至还可以担任审计官（主要由算学曹学士担任）。
纳言们通常会由中卿担任，他们分别针对某一个府进行监察，中卿手下会有一些僚吏，协助工作。有时候会从集贤院抽调，但大部分时候，纳言们会自行辟属。他们的权利仅限于监察。逮捕权依然在国王手中。
监察官的职责演变
纳言们的职权变化很少，如今的职权只比最早设立时多了一个参劾命官。但集贤院的先生们，则把自身的职责增加了。
首先是在烈王末期，集贤院的先生们争取到了拒绝草诏的权利。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权利的实际意义不大——国王很快就让宣徽使兼任了集贤院的东曹某科学士。可以绕过集贤院其他学士进行草诏。而封驳权，集贤院的先生们虽然有过多次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如果纳言台没昏头的话，五府卿很乐意动用一切手段杯葛集贤院的提议。
其次是在文王末期，集贤院的先生们争取到了王室教育的权利。从此王子、公主的教育，不再由王室选择外臣担任，而是由集贤院“推荐”贤达，供国王选择。但遗憾的是，妃嫔们和女官们对王子、公主的影响，是无法被仅仅教授三年课程的集贤院先生们所轻易撼动的。而好不容易使王子、公主们摆脱前二者得影响，先生却发现，王子公主们要么到了婚嫁之龄，要么就要去上军校或者参军了。通过王室教育而监督王室成员的做法，的确很令人振奋，但效果一般。
终于，集贤院的先生们争取到了目前看来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在景王二年，他们获得了司法权。监察官具有司法权，这是纳言们也没有的待遇。
这项重要的权利，允许集贤院的学士们，带领两到三名律学博士和一两名自辟僚属，在两到三个郡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巡防。为了区别于早先调查民情的观风使和检阅武备的巡边观风使，这一职位被称为采访处置使。
采访处置使可以处断收到的刑案申诉。对于民事纠纷已经定案但有一方不服判决的，可以到采访处置使处申诉。采访处置使认为有疑点的，可以要求郡县重审，并监审。无论再审判决为何，郡县守令和采访处置使需将监审结果分别上报司徒府和司寇府。采访处置使所作的判决，高于郡县的判决。作为司寇府复核的基础。
这一改革，使雍国在刑案上实现了三级审查。算是一个进步。但因为监察官具有了司法权。逮捕，这一重要权力的争夺也随即展开。郡县尉的逮捕权并没有受到动摇。至少到目前为止，集贤院的先生们，依然没能争取到这一项权力。
监察官的任期
作为监察官，并没有固定或者永久的任期。通常会在一年内解除职务，回到原先效力的机构，集贤院或者纳言台。
教育
雍国的教育体系
雍国的初等教育机构，被称为乡校。它广泛设置于乡、镇、坊甚至少数的村。与贵族的私塾不同，他受雍国当局（通过）集贤院的补贴，以低廉的学费吸纳雍国下级贵族（特别是大夫以下的那些“终身贵族”）或是平民家族的子弟。他的教师都是聘用的村夫子，教一些最浅显的知识。人们通常十岁进入乡校，这样十三岁就能学完大部分课程，去参加郡（县）试。
郡、县皆设学，这是与私立的各种书院平级的机构。人们在这里可以学习更多地知识，以便参加科举考试。理论上来说，教谕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都学更为高级一些，这从他的教授、讲师都是集贤院学士、博士中可以看出，他也是雍国的最高学府。不少研究院都附庸于都学。
王室教育
内殿说书都是从集贤院的学士中选拔的。诸王子的师、傅也都是从集贤院学士中简拔的。
中央教育
东雍都学的祭酒、教授、讲师，是由集贤院学士、博士（任讲师）兼任的。这一般是照顾年龄较大的学士、博士的一种优厚待遇，因为这些职务不用离开东雍且比较清闲。
蕃学教育
年轻的博士们通常都会外放去充当各郡、县的教谕。许多人甚至深入不毛，去蕃人的领地充当训导，传播经典，以教化世蕃人。
地方教育
郡（县）试制度
早期，雍国在国内采取察举制，并允许五卿自行辟属雍国官吏队伍良莠不齐的现象十分严重。文王后期司徒卿、滏阳县侯吕则敦当权时，对其进行了改革，引入了郡试制度。
郡试的内容包罗万象，号称“礼、乐、射、御、书、数”无所不包，实际主要测试经义背诵、诗文写作、算学基础和射箭技艺这四项，并无“御”的内容，因此也被讥讽为名不副实。但毕竟算是一种较早的综合性基础测试。
郡试本身是过关性的考试，要求相当简单。例如，写诗只要求合乎格律，对内容并不看重，甚至文理不通的诗也能通过。康王时宋臣宇文虚中至雍国，观摩了郡试，对此颇为轻视，认为“举凡益州（虚中本人是成都人）乡野之人，亦无不能中者”。这是对郡试本身的目的不够了解。但是，郡试对雍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如果没有通过郡试，不但不能出仕（包括被征辟为属吏、幕僚），不能参加科举，而且连继承爵位都会发生困难（必须要雍王降特教才能过关）。而且，因为是过关性的考试，因此只要四门考试中有一门不过就算落选，也就杜绝了偏才的晋身之路。
郡试最初是郡守主持，各郡考试的内容、时间都不太一样。到康王统治的中期，改名义上由郡守主持，实际上由各郡的教谕来承办。而各郡的教谕，都是由集贤院的经学博士出外担任的。
郡试向所有加冠礼（十三周岁）后的汉人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蕃人男子开放。蕃人如果通过郡试不但可以获得出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全家人都会因被认为“归化”而自动授予汉户的身份，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蕃人归化数量的多少，也是教谕能否升迁为学士的重要因素。
科举制度
随着本土人才的增加，文王仿效宋廷，在东雍开科取士，特别突出者授学士，名次稍逊的授博士。最初这种科举考试是不定期的，每次开设的科目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文王时期，总共进行过三次这样的考试，有十一人因此成为学士，数十人成为博士。
康王将科举加以了改革，分为简贤试和讲武试两种，均为每三年进行一次，考试地点都在东雍城。讲武试就是讲武学堂的入学考试，由司马府主持，不分科（讲武学堂三年级分科），主要考兵学、骑射等。简贤试则由集贤院主持，又分四科，即明经、进士、九章、格物，分别对应经学、文学、算学、格物四曹。由各曹学士出题、主考、阅卷、排定座次并交雍王发布。高中一甲者（每科在十至二十人之间）授博士，正式辟入集贤院，成为“诸贤”的一人。中二甲、三甲的人，则多半会被五卿府、各郡县府聘用为主簿、都事之类的高级吏员，成为八九品的实务官僚。
但也有人应试的目的，只是单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识水平，并不愿到集贤院就职。对这样的人，虽有沽名钓誉之嫌，雍王亦予以礼遇，仍给爵赐田，放还乡里，允许他们使用博士的头衔，只是不发职钱（职务工资）。
经学异军突起
雍文王时代，明经受到了推崇。这主要是雍国的上层认识到，对蛮夷光是讨伐还不够，必须用经义来教化他们，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因此，曾视经学研究为“迂阔之学”的司徒卿、太原郡公徐定国不惜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请出一位因不满宋廷政策而移民雍国的洛阳高士出山。此后，雍国的经学研究突飞猛进。集贤院也因此将原来的东西二曹分为文学、经学、算学、格物四曹。到了文王末年，更将经学列为首曹。直到景王以后，才陆续设置了明法、食货等曹。
到了康王后期，雍国已然“礼仪之邦”、“经师硕儒匹于洛阳”。此时雍国的经学研究以上承古文经学的传统为主，学风“尚朴实”，这一大势直到立国百年后才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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