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百度萨摩派的文案里有写，感谢联想陪伴了他们7年，让我想到了，也许，避开之前在群里讨论的“黑历史”的故事线，可以以办公地点的变化来回忆一下早年那些事情。
最早的时候，研究院在商服中心，也就是上地超市发上面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可以看得出来HR尽量营造舒适的办公环境，但是办公区因为地点的原因，还是传统民营企业的那种“老旧”，尤其是2003年初春，URC和其他研究室分开，我们搬到了一个单独的屋子，那个环境，更像是在机关事业单位一样，就差端杯茶水看看报纸了。
坐在那个小屋子里面的人有：我、张光强、兰晓飞、我对面的高建忠、陈能容、李雪莲；陈柏鸿、解晓微；对了，还有一个叫程伟力的，统计学背景的人，没过试用期就走了。当时是我和李艳一起面试的，我作为职场菜鸟，面这样一个工作很多年的老鸟，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后来借着平台赋予的红利，面了很多比自己牛逼的人，还真是惴惴不安呢。
那个时候是单身没事干，天天晚上在办公室待到9点。经常陪伴我的有雪莲和能容，大概视觉工作者们的工作性质都是这样的。雪莲每晚给我普及美学知识，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这也是我回家早不了的原因；也记得她跟我说Phtoshop快捷键和Windows快捷键设计的规律，这真是设计界的极客，让我知道，就算是鼠标手用软件，也是可以研究到这种细致程度的，能发现好多好玩的事情。然而谁能想到，时间倒流几个月，我们两个第一次的工作接触，竟是她拒绝帮我做信封，她当时酷酷的跟我说：“我被招到联想，提供的价值不是在这里粘信封！” 留下一脸黑线的我。我们就是这样互相“伤害”，以及互相“滋补”地，建立了革命友情。
在小屋里面我们经历了SARS，也经历了全体员工集体学习用研方法，也经历了万丽渐渐不管我们，柏鸿渐渐脱颖而出，有了经理的趋势。而对我个人而言，正在慢慢的从助理转型成项目主导人。每个人的身份都似乎在重新定位，定位的时候会有些矛盾，比如我对建忠，第一次say no，是当他让我帮他领办公用品的时候。非黑即白的处事方式，也只有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可以被包容。
想想那个时候，柏鸿也是不容易的，管着手下这一帮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们。刚升上经理的时候，同级的人，自然会有些会跟他比高低的心态。我记得当时柏鸿组织部门360考核评价讨论时，就被晓微呛的不行，那时候年近30岁的他在看富爸爸穷爸爸这类书，比我们都提前进入了职场的瓶颈期，却还没做到看破不点破。
大家都在专业上做竞争学友，却没有看到柏鸿在维护事业部关系上做出的努力，而他也不善于和大家沟通，总是神神秘秘的傻笑。我还干过一件特二儿的事情，把对柏鸿的评价写在了博客上面，说部门里面现在最专业的不是他了。后来被柏鸿的朋友看见了，发给他，他都气炸了，我窘迫得只好以删掉博文谢罪。那个年代呀。。。现在写这些东西，也用的是真名字，不知道还是否会伤害到别人。
2003年11月，我们搬到了上地西路6号，我都不知道AB座背后的那条路还有名字，就是日后著名的堵点后厂村路；通往城铁的西二旗大街只修到一半，第一次走是和高建忠，我带他去看我要买的房子，穿过的是西二旗村儿；也还没有百度大厦的工地，大概两年后才挖好了地基；只有对面的软件园，可以溜达溜达。人少的、荒凉的，晚上回家就叫不到车了（那个时候没有滴滴，只有黑车）。入驻园区的只有研究院和IDC，也就是A、B、D座有人。现在只有周六日园区的样子，才能复现当年我们刚搬进来的场景，人少、没车。
我们第一个办公区在B2，入住这个区域的，除了我们还有战略部（好像叫这个名字），这个部门出了一个名人，毛世杰，就是后来写《联想不是家》的那位，也是研究院本科毕业提升到总监的第一位。
插入几张旧照片，我和陈能容、高建忠、张光强、郑锦亚，慵懒的在B2的茶水间午休，能容把我们几个守在北京的主要成员，画到了白板上。
不过好日子没多久，因为入住北研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沙发和茶几，很快就撤掉了。同时撤掉的还有陈能容。就是那一次著名的大裁员。
2003年深秋某一天，因为当时还承担部分助理的工作，我大概头一天知道第二天要裁员的，也知道裁的是谁，可是不能说，因为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第二天，柏鸿和能容谈完，能容就走过来跟我苦笑说，他要走了。我当时脸都是僵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装着刚知道的样子，我们都很尴尬。我看着能容把电脑资料备份好给交接人，也看着他收拾东西，他提了个要求，因为电脑里面还有他很多个人的资料，能不能拷贝到他自己的移动硬盘，突然有那么一秒钟，我们仿佛成了对立的一面。
我想刚刚做经理的柏鸿，这个对他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做了黑脸，被人误解。。还真没和他聊过这件事情。。后来，和陈能容断断续续有联系。他去了搜狐，还介绍了晓飞也过去，大家还都羡慕他能拿到不错的Package，成了离职模式的典范。他自己又经历结婚、生子，还有更多。。所以说所有的难事，放到生命的宽度上看，都不是大事儿。而这两年面临极大人生转折的他，也祝福走好下一程，回头看，都不是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