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环相扣，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真是十分有趣。就在这环环相扣中罗马人的民族性格逐渐形成罗马人重武重农重商重宗教。
罗马城起源之出就与军事征服和；掠夺人口，财富土地密切联系。这些粗犷的农民平时农耕，但在需要时就化身军人驰骋疆场，虽说看重土地的农民一般具有保守性，但是罗马农民似不受这些限制而是变成了一个在朴实的背后开放进取。
他们热衷于军事征服，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实在的利益，而罗马能够较顺利一是与它自身力量强大有关。在此，我还想到，在王政时代对人口扩张政策有利于向共和国乃至帝国转变。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理想城邦人口数是有限制的。
他指出：“凡是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都会对人口有所限制，因为这样会方便维持秩序与满足供养。”②人口增多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与其限制，不如顺应，想想怎样才能更好的兼容这些人口，罗马在这方面可谓大胆和预见性。而亚里士多德已经知道城邦局限性为什么不顺应发展，相反局限怎样挽救日益衰微的城邦呢？
再个与它采取政策有关。它拓展的疆域很多文化民族不同。我不清楚罗马人对被征服地人采取的开放包容政策是由于罗马自身的开明开放还是罗马自身之初力量小难以同化这些异邦人而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宗教和习俗，给他们自治权，市民权以争取民心减小阻力，后来沿袭成一种习惯政策。
历史证明这是有效的民族政策，既减少了后期因治乱的成本又传播了罗马人的种子。比马基雅维利对征服一个习惯于自己习俗和法律的做法要么全数消灭要么亲自驻扎的方法岂不省力许多？王政时代还建立森度里亚组织，按照财产平等规定兵役，创立森度里亚大会为新的民众大会，这样一来，更适应了罗马对外扩张和战争的需要，体现了新的按比例平等的原则，使旧的氏族体制逐渐解体，许多外来移民获得公民权。
在那个时代，市民权以及公民权的资格是很严格的，像古代雅典和斯巴达或许自身优越性心理，对外征服的平民就较严格，其公民权以血缘授予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给予外邦移民公民权，而斯巴达为了安全防备将被征服者变成农奴和封闭自己城邦，干涉经济与艺术等活动，而变成一个军营式城邦。但罗马却在这些方面比雅典等要开明的多。其实，罗马市民权一词在当时是包含了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的意思。拥有市民权的同时还需承担相应的义务：服兵役，这样无形中又增加了兵力。曾在一关于罗马的节目中看过这样一段话：正是因为罗马的这种开放精神，使罗马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就像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一样，使罗马总是充满活力。也正是因为罗马的这种活力使罗马一次又一次地从危机中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