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划过新修的水泥村路，在疮痍满目的老屋前停下，众人拥将上来，七手八脚地将奶奶从车中架出来。坐在轮椅上的奶奶，又一次回到了家，面对这个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地方，她的眼神里丝毫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仿佛周围一切和她没有关系。
今年春节，父亲本打算和往常一样不回家乡。我没想到，多年没有回到家乡过年的父亲，这次回到家乡，是因了他生命将至尽头的母亲。
老屋早就住不了人了，平时只有小伯和他的儿子住在邻近的小平房里。奶奶回来得很巧，正是初二，奶奶的四个女儿，三个都在这里，她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两个。如果不是因为奶奶的病情急转直下，她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么多子女一起出现在她跟前。奶奶在父亲家里住时，鲜少有子女来看她，更不用说今日的团聚了。姑伯知道父亲要回来，也有些惊异，但看到奶奶，立马心领神会。
她们将奶奶推至院子里，和其他邻里亲戚围在奶奶身旁，一人一句地向奶奶嘘寒问暖，没有一丝可供回答的空隙，叽叽喳喳的声音也盖过了奶奶怯弱的应答。她们全都站在轮椅旁，和奶奶保持着奇怪的距离，她们的母亲则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抬头看着她们，浊眼中噙着泪水。奶奶原本不爱说话，但今天她的话却越来越多。
最小的女儿，我的小姑，最善言辞，她穿着火红的大衣，两手撑着腰，指着一个老婆婆道：“阿姆，还识得这是谁吗？不识了么？”奶奶半张着嘴，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样子。众人便告诉她，并用笑声化解这尴尬。三姑的女儿，我的表姐，刚从惠州回来，她从手里一片片撕下面包，送进奶奶的嘴里。我想对她说奶奶其实能自己吃面包，但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与故乡的大部分人都不熟悉，因此我迫切地想要找一个同龄人说说话。我想起奶奶带过一个孙子，正是小伯的儿子，过了春节刚好成年。自从初一辍学打工后奶奶就只见过他一次。他在吵吵嚷嚷中出现过一次，目光似乎扫过了奶奶的背影，又似乎没有。这次他染了红发，非常显眼。他回到小平房的二楼里看电脑，家里人都说他真奇怪，不出去工作，成天坐在电脑面前，怎么就能赚到这么多钱呢？
一顿午饭的工夫，热闹的场景就消失了，家里浮出了熟悉的安静。男人们坐在客厅里喝茶，聊了几句后就陷入了沉默。大家都知道，一场家庭会议不可避免。
“依我看，每个人出一千，凑七千块钱，给阿姆请个护工来。”第一个发话的是姑丈，他半躺在椅子上，头枕着双手。
“这不可能，那几个肯定不肯，别说一千了，就是五百他们都未必肯出。”小姑有些激动地说。
“一千？叫他们出两百还差不多。”父亲说。
“对啊，莫说两百，就是三百我都肯出。”小姑说。
“两三百能干什么呀？”
“关键是现在村里没人了，就是花一万块钱都不一定能请得到护工。”
厨房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要我说，七姐妹轮流照顾，每个人一个月，谁都不许推，谁都别指责谁。”这是三姑的声音。她早上刚回到家就开始在厨房里洗涮陈年的尘灰，并打扫出一间勉强能住人的房间给奶奶睡，此刻她刚刚歇下，还没有来得及问候她的母亲。
“这更不可能！大姐不会同意的，大哥更不用说，那是个没用的东西。”
“不是我不愿意啊，是真的不行，我的儿媳妇马上就要生产了，我得去照顾她啊。”
“哎呀，阿姆没几天命的了，还请什么保姆啊，每天给她擦个身，随便拿个草纸、衣服给踏垫在身下，等她那个了就好……”
“你们一个月出五千，我一个人来照顾阿姆！难道自己的阿姆放在那里等死吗！”三姑说。
……
一阵沉默过后，父亲一句话终结了这次会议：“要是阿姆真的熬得了很久，我就去把那块田卖了，请个保姆来，就这样。”
“对，这样还行得通。”
“是，应该这样。”
墙后面的卧室里，奶奶正静静躺着，刚刚收拾好的屋子开始弥散老人身上特有的臭味，那是古木衰朽腐烂的气味。午后的阳光透过布满灰尘的生锈铁窗，照在卧室里。
一辈子生养过七个子女的奶奶，现在终日躺在床上，极少言语。在父亲家里时，除了蹒跚拄拐来餐桌吃饭和去上厕所外，她仿佛不在家中。她身材矮胖，眼珠褪成灰蓝色，整个人如一只巨大的肉球，摇晃的身体里写满了隐秘的往事。她的往事始终和家乡连在一起：日本兵、稻子、番薯叶、咸菜、鸡粪、奎瑛嫂……多半和土地有关。
在她养育了她的孙辈之后，她和这片土地一起萎缩，衰老。每到春节，村子里大街小巷就开始经历一年一度的车流浪潮，土地被碾得尘沙飞扬，然后匆匆退潮，乡村又变回那个乡村。对于后辈来说，回乡变得越来越像吊唁。对奶奶这样的人来说，回乡就是被抛弃一次。奶奶终于也抛弃了乡村来到城市，因为患病。这时的故乡已是初具现代化，房价直逼三四线城市的乡村。如果奶奶还住在老屋里，那她每天推开门见到的不是一重又一重望不到尽头的山，而是在众多瓦房中鹤立鸡群的商品房和它脚底的荒地。
对我来说，奶奶和家乡拥有同样的象征意味：她是家中子女共同的母亲，是苏美尔人生育之神的雕像，三江之源的沱沱河，是正在逐渐坍塌的玄牝。
奶奶和她的乡村互为隐喻。在资本浪潮席卷之下，宗族、家庭观念必然受到强烈冲击，乡村彻底失去了尊严，城市成为乡村的崇拜。坍塌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坍塌之后什么将成为新的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