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墉
在中国人的丧礼上，可以呼天抢地，甚至不哭地要被认为不孝和无情。可是在美国人的丧礼上，亲属能不落泪，却会被赞赏，认为那是自制的表现。
你有酷的资格吗?
先说个有意思的事给你听。
前天汪阿姨请我去参观她在曼哈顿新买的公寓，才走到街角，她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她的那层高楼：“瞧!那就是我家。”
“是阳台上有盆大叶子树的那户吗?”我和你妈妈也一起指。
正指呢，却听见背后一片匆促的脚步声，冲来几个穿制服的大汉，急着大声问：“什么事?什么事?”
我一怔，说：“没事啊!我朋友正告诉我们她家在哪一层，有什么问题吗?”
就见那几个大汉长长吐了口气：“天哪!我们还以为楼上失火了，拜托你!以后不要随便指好不好?”
原来他们都是附近大楼门口的管理员。
这件事让我想起刚到美国教书的时候，常在办公大楼的走廊跑，也曾被一个同事责怪。
我当时问他：“我又没有撞到你，怎么会影响你?跑，是我的自由。”
那同事却板着脸说：“你跑，让我以为失火了，心不安，所以你的自由影响到我的自由。”
孩子，你们常认为美国很民主、很自由，却可能不知道在这些自由里其实有许多不自由，甚至远比中国人不自由。
就拿最属于个人自由的“哭”和“笑”来说吧!
在中国人的丧礼上，可以呼天抢地，甚不哭的要被认为不孝和无情。可是在美国人的丧礼上，亲属能不落泪，却会被赞赏，认为那是自制的表现。因为丧亲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大声哭喊，使别人不知所措，就是失礼。
“笑”也一样，你几曾到高级西餐厅，见到人们拉开嗓门大笑?就算是太好笑的事，也得压低声音，因为如果大笑，会打扰到别人，那也是失礼。
所以自由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不能影响到别人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自制和守法。
前两天你妈妈也提到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你知道某某小提琴家，虽然是茱丽叶音乐学院先修班毕业，却没考进大学部吗?”她说。
“拉得那么好，为什么茱丽叶不收?”我不解地问。
“因为他在先修班的乐团里，太表现他自己，常常不听指挥的。”你妈妈故作神秘地说：“茱丽叶大学部的主考官和先修班原来是相通的，先修班会把那些自以为很酷而不听话的学生，早早告诉主考官，让他们不被录取。
“可是那些常是天才啊!”
“天才管屁用!天才不尊重团体，就教人看不起。”
这也使我记起前几年，你学溜冰时，有一次参加比赛，其中一个孩子溜得最好，获得最热烈的掌声，却没得名。
你记得吗?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四处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比赛规定不准把任何东西扔在地上，那个孩子却在比赛结束时，得意地把手上的小花环抛向空中。
“这有那么了不得吗?她溜得太好了啊!”当时有人问。
“太好却不守法，就不是太好。”裁判说。
亲爱的女儿!我今天说这些，是因为发现你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动不动就说“酷”，甚至认为酷是“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岂知这种酷不但伤害了自己、影响了别人，也由于在有秩序的社会里没秩序，造成许多危险。
我非常欣赏最近在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张靓蓓编著)里读到的一段话——
“拍国片像作皇帝，大家听令于我；拍西片像当总统，总统是要出去取悦每个人的。”
李安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台湾拍片时，导演最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当他到好莱坞拍片的时候，却总得跟制作人、演员、摄影和片厂沟通，他虽有导常的自由，却要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看完这段话，今天如果你问什么是“酷”，我要说：“酷不是作皇帝，是当总统；酷是不失规矩的自我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