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开北欧了，我在这里曾经呆了两个月的时间，这还只是按日历计算的结果。在实际的感受中，时间更加漫长。对于健忘的人来说，这时间足够让我忘记之前的全部旅程，习惯眼前脚下的地方。在北欧，我碰巧有了几个同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我们马不停蹄，从雪山俯冲进峡谷，在怪石中寻找精灵的足迹，然后啸叫着举杯，把威士忌倒进喉咙，配着红宝石色的驯鹿肉。分道扬镳的时候，我惭愧地意识到我并不了解他们，也从未提起兴趣这样做，结伴旅行的快乐来自于同谋的自私。旅程的终点意味着同谋的终结，反之亦然。知道这一点时，我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现在我又要开始一个人的旅途，这重获的自由，让我产生了丢了东西的茫然无措感，我用疲于奔命的赶路来掩饰我的慌乱。
维尔纽斯，无限量供应自由的城市
这里的夜班汽车能让人急速衰老，身心都萌生恐惧。欧洲人的骨架要远远大于东方人，但本应在座位中伸直大腿的我在欧洲汽车座位中不得不蜷起腿来，五脏六腑移了位，这点让人很是生疑。夜班大巴是我这种穷游客的福音，它中途不作过多停留，价格公道，它会将旅程中的交通环节隐藏在睡眠底下，免得这些徒劳无益的奔波消解掉旅途的庄重和使命感。每次登上隔夜大巴的梯子时，我都庆幸自己依然处在那种可以用身体来换时间与金钱的年龄。
那天，我攥着那张字迹潦草的车票，赶了一天的路，终于在开车前赶到车站。那天傍晚的风很凉，车站漆黑一片，硕大的广场只有那车闪着微光。我继续狂奔，在一个拐角，险些被一团柔软的破布绊倒。我边跑边回头，发现这堆破布散发着发酵的味道，上下起伏不止，即便这超出我的经验，我还是判断出他是一个醉汉。他不是一堆破布，只是身上土黄色的夹克衫，已经分辨最初的颜色。不是过于体面，但也不算寒酸，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食指短粗，眼眶通红。又一个喝劣质酒不省人事的东欧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以后我将会见到那么多他的同类。那时我还不清楚，这里的醉汉被人用脚吵醒的时候会作何反应。他没有反应，我就跑掉了。
我爬上了车，这车的高度却和欧洲人身高相符。司机没有看我的证件，没有检查我的票，我用刚刚学到的当地语言喊出我的座位号，他居然听懂了。他的左手拇指绕过右边的肩膀向后边一指，头也不回。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倒是很不错，如果乘客不满，我就能在后排挺直身体，美美睡上一夜。乘客们慢吞吞到齐了，过了出发的时间，车还不动。司机窜到车下，对着空旷的停车场大喊起来，如果这里人不用这种嚎叫宣布出发的话，那他喊的应该是一个倒霉鬼的名字，听起来像个男人，就像是那种会在酒吧里灌上自己十瓶啤酒，然后故意找茬，释放拳头的男人。车上已经上岸的人们开始嗡嗡作响，烦躁不已时，那个男人被找到了，他艰难地爬上车来，是那堆发酵的破布。他跌跌撞撞穿过狭窄的过道，扑到我的面边，挪到了我的另一侧。我衷心希望他不是那种爱结交朋友的人，同时我希望假如我一动不动，他就不会注意到我----像一堆棉被一样。
我决定叫他霍夫，这是我联想到东欧酒鬼所能联想到的唯一一个名字。霍夫瘫在椅子上，最初十分钟，他一动不动，眼睛盯着鼻子，鼻尖对着肚子，上面挂着浑浊的汗珠，即将被艰难的呼吸震落。车打火驶出的时候颠簸了一下，霍夫随之跳动，像打开了开关，他倏地坐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汉堡，对着它嘟囔了两声，大概在诉说自己的饥饿。霍夫开始大声嚼起来，带着野蛮的快乐，就像进食这件事情的所有乐趣都包含在牙齿之间，生菜吱嘎作响。他忘记了自己已经离开酒吧，开始寻找吃吃喝喝时的倾诉对象。当他的头转向我时，我早已经未卜先知，扣上了帽子，脸埋到胸前。他于是盯上了前座的两个美洲女孩子，在吞咽的间隙向她们喷着嘟囔的英语和面包屑，女孩子们被囚禁在狭小的座位上，满脸愁云。最后几口终于下去，霍夫仰天长叹。当最后的叹息变为一个饱嗝时，霍夫又定住了。他表情肃穆安详，紧皱着眼睛嘴巴，仰面朝天，他从汉堡包里悟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他边拾掇着散落在四周的生菜叶，一片片抿入口中，边对着眼前的漆黑椅背说个不停。从语气和表情来判断，他说的是关于酒和庄稼一类的琐事。换了一个姿势之后，他变得期期艾艾，眼神迷失在空中一处不存在的点，声音虔诚激越。他从吃喝拉撒的汇报转向了对宿命的咏叹。里面有远离的故土，可能还有那个永生不得相见的爱人。我知道，男人的酒话到如此动情处的时候，高潮的大和谐就在眼前，同时尾声将近，我如释重负，睡觉的机会终于来临。此时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大巴穿行在东欧的某条乡间小路上，倒车镜打着两侧的树杈，在黑绿色中挤出一条路。那些树洋洋洒洒，高耸入云，盖住了天上的普鲁士蓝。更高处是大得出奇的月亮，惨白一片，除了它和地上的我们，再无光亮。当车厢里的霍夫嘴里吐出断断续续的嘟囔时，我试了试，进入了睡眠。
在梦中，有歌声飘了进来，如果这歌声不是由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唱，我会当它是梦。于是我知道那是霍夫在唱歌，歌声极轻，与他的面貌不相符，仿佛歌声只是借用了霍夫的嘴巴，而非声带。歌声又很悠远，将我和霍夫所在的空间隔了出来，车上只有我能听见歌声，不然总会有人会抗议的。这歌声没有起伏，没有强弱，像一首古老的诗，在车厢顶飘来荡去。我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可一个醉酒的东欧男人能唱什么歌呢，免不了是远在故乡的爱情吧。树影向后飞奔，隔住了巨大平原上的所有东西，巴士缓慢前行，车里一片寂静，不知这趟行程离他的家乡更远，还是更近一些。窗外月亮依旧惨白刺眼，借着树的黑影，在风中，有了阴晴圆缺。我们正在无声息穿越国境线，而月光和歌声合谋夺走了我的睡眠。我第一次知道东欧的酒这么烈。
在夜班大巴中困顿了一夜，维尔纽斯城里的明亮和秩序让我头疼，宿醉的我急需一杯咖啡。因为我不想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一个上午用来补充睡眠。我拦住一个路人，问道，哪里能够买到咖啡。她回答给我一个名字，大概叫做“乌齐皮亚”，我叫了一声好。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牵强附会，维尔纽斯的人起得一手好名字，一个像乌托邦一样的咖啡馆。我重申了显而易见的外国人身份，向她询问咖啡馆的具体位置，她有些迷惑，仿佛我问了什么无法解答的真理，然后对我指了一个方向，我还没顺着她手臂把目光移过去，她手臂平移转向了另外的方向。我的头就这么被她牵着绕了两圈，有些恼火，最后终于明白“乌齐皮亚”不是一个牵强附会的咖啡馆，而是一整片街区。我依然低估了它，它不仅仅是一片街区，是一个具有宪法的国度，它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唯一的区别是，宪法不被承认，国土在他国境内。其他一概不缺，他有自己的宪法和教义（多数时间这两者合二为一，这标志着它可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有自己的人民，有自己的不动产，缺乏的就是实现这些东西所需要的约束与力量。所以乌皮齐亚是一个成年人们的童话。
人种和地理不能决定思维习惯，但是却可以传染思维习惯。欧洲人对童话，恶作剧这类东西过于认真。我在几天后，将在一个郊区村落里观看一场战役。男人们装扮成中世纪的农民和骑士，在土坑里重现十字军东征中的著名峡谷战役。除了盔甲和刀剑，连战场上必要的流血和悲壮情绪都一样不缺。开车送男人们上战场的女人们也换上兽皮帽子短裙，负责后勤补给。战场惨烈无比，沙坑上弥漫着死亡的哀嚎和给自己壮胆的怒吼。午饭时间一到，指挥官吹号收兵，死战暂停，狂战士们围在塑料方桌前吃一口一个的小热狗。他们执拗地说着半生不熟的古语，唯一能让这些满面毛发的狂战士脸红的事情就是在索要啤酒的时候忘记了前一天背诵的用来描述“酒”的古语。战争对我这样的旁观者来说，也足够惨烈。任何外乡人在听到“谨遵军团长命令，让这个可怜的外乡人用主赐予的神圣的rye填满肚子，那是他的权利”，都会像我一样不知所措。
维尔纽斯的乌齐皮亚也是这样的认真，他们用护城河为国土划定了区域，进入乌齐皮亚的唯一要道----一座木质链桥也被伪装成水果小贩的摊主日夜把守，它的宪法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这几十版本的宪法被铭刻在永不腐朽的不锈钢板上，悬挂于乌齐皮亚的叹息之墙，它们用全世界的语言同时这样吟诵：
第一条、每个人都有权利居住在维尔乃勒河畔（乌齐皮亚的护城河），维尔乃勒河有权利为所有人流淌。
第二条、每个人都有权利享用热水，冬天的温暖，加了瓦片的屋顶。
第三条、死亡是种权利，而非义务。
宪法共有四十一条，中间的部分告诉每一个踏入这里的人或者是猫，就在脚趾进入乌齐皮亚的那一瞬间，你已经是天底下最快乐的自由人（或猫），当然，你可以开始选择不开心，那是神赋的权利，甚至这个神，都任由你选择。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三十余种东西，包括热水，柔软温暖的床，至死不渝的爱情，忠诚的朋友和一只狗。宪法中有一条：以上的东西，你同样可以拒绝，它们是你的权利，而非义务。这是我认为，乌齐皮亚宪法中存在的唯一一条废话。
最后的四十一条：永远不要屈服！宣告了宪法孩子气的乐观，那三十几样东西，从一张温暖的床到，爱情，简直是人世间最难得的东西，平常人在心里战战兢兢地奢望一下，都会内疚到头疼。所以我能证明，这段宪法出于一群恶作剧的成年人，因为如果是一个幼儿说出这样的话，它们会被当做神谕，追随者不会放弃发动一系列战争的权利，只为创立乌齐皮亚这一个理想国。而同样的话出自成年人的口中，能换来最实在的微笑和一下午的好心情。
在丹麦哥本哈根，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同样有这样一座国中国度，北欧的新维京人少了孩子气的天真，更加务实，那里人们在一个废弃街区周围竖起了带刺的栅栏，将自己与外面的自由人割裂开来，宣称自己成立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更加阴暗封闭，没有秩序，因为他们和剩下的那些人之间竖起了栅栏。流浪汉、艺术家、黑帮分子在抵御外敌的间隙内战不休，大麻和罂粟见缝插针地长在所有裸露的土壤上。 多年以前，哥本哈根的执法机关曾经和那座城市里的公民，站在一场殊死的斗争的边缘。在某个周末的前一天，一触即发的战争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对方流血而告终。那里同样有宪法，宪法依然明确的规定，人们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那些权利更加实在，都是他们可能拥有而暂时不曾拥有的，他们没有乌齐皮亚人民的这样一种淡定，这就是左派们和玫瑰骑士的区别。
就这样，我有了另一个国民的身份，并且遵照的宪法，我决定对此保持沉默，不再思考，宪法规定我有让自己的大脑无所事事，享受当下的权利，在乌齐皮亚这甚至这是一件义务，必须遵守。
我决定将秉承着这个国度的宪法度过一整个白天，然后继续赶路。按照第十五条：人有权一无是处，我将手里那杯拿铁抿了两个钟头，同时按照宪法第十条，郑重其事地爱上桌边的那只猫，并且抚摸了它，它是我的同志。眼前是一幅布满涂鸦的街道，根据涂鸦颜色的鲜艳程度和题材推测，这条街道有年头了，并且一直被忽视直到现在，可能第一批嬉皮士艺术家都去了西欧。左侧的墙壁上有一个诡异的大头人物撑着双臂，正试图从墙壁中钻出来，他落地之后的一瞬间，会缩小为一个正常的现代人，打起领带，穿上西装，拿着公文包走出乌齐皮亚吊桥。右侧的墙上是两个男人在接吻，仔细一看，那是俄罗斯的普京和美国的特朗普，很久以前，特朗普并不是美国的总统，那时他只是一个地产商人、脱口秀明星、真人秀演员，而这幅画让我感叹乌托邦人民的远见卓识。
乌齐皮亚的女神守在最中心的三岔路口，吹奏胜利号角迎接进城的人。胜利女神这个形象在波西米亚地区也很常见，庇佑西欧的女神是自由女神。在波西米亚人看来，胜利和自由是一种东西。
无穷无尽的自由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对我这样的孤独旅行者造成了深深的嘲讽和刺激。这的人们更愿意表达与生俱来的俗气冲动，也就是爱情。我称其为“俗气冲动”的理由很明显，因为此时此刻我并不拥有爱情。并且尽一切可能逃离，我还浸泡在上一次感情戛然而止留下的内疚中，那是那段时间剩下的惟一的东西。不对，它还教育我，以内疚作为收尾的感情是不应该开始的一种，或者一旦开始就不应该结束。这里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这点，他们紧握双手，十指交叉的同时，居然同时能够勾肩搭背，走路如风。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爱情组合的唯一限制是想象力。他们在河边表露爱意，他们在巷道里表明爱意，当我看到腾空而起的热气球时，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在天上表露爱意，他们绝不害羞。
我将只在维尔纽斯停留十个钟头，这对一个城市远远不够，但有一点能够确认的是，如果按照土地面积来计算，维尔纽斯是所有国家里面十字架密度最高的----这是我临时发明的词----人均拥有的十字架数目肯定也将会是如此。在东欧，信仰体系早已解体，十字架已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但却足以代表人们凡事诉诸祈祷的意愿。这点从城中无处不在神像和十字架装饰品种显露出来。城中还有一座占据一座山峰硕大无比的十字架，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树立的十字架像是白色的丛林。有模特在十字架山下拍摄广告，我去蹭了一张照片，咔嚓声传进了她的耳朵，她转过头来对我微笑，我犹豫了一秒钟之后，对他还以微笑，这一秒钟里，我详细想起来，我的胡子已经仔细打理过，帽子也挺有味道。她的助理却恼羞成怒，对我喊起来，我满不在乎，在乌皮齐亚，我既可以放浪形骸，也可以做个遵纪守法的人，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不受影响，宪法二十二条明确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公民无权使用暴力。
太阳开始打斜的时候，我迷路了。我在羊肠小巷组成的棋盘里左突右撞，始终走不出这中世纪以来就不曾变化的迷宫。这个时候，我也算是见识过欧洲的人了，我已经知道在欧洲的古城里，迷路这个词是很温和的，你永远不会真正把自己弄丢。所有的镇子，无论大小尺寸，中心的位置必定是教堂和市政厅，它们中间也必定横着一个广场，象征宗教和政治永不妥协的合谋。在镇子居民区找不到方向时候，只需仰头寻找天空中的教堂尖顶，那是天主教对异教徒旅行者唯一的恩典。
维尔纽斯的广场不大，教堂和市政厅分立两侧。和所有欧洲小城一样，市政厅实用为主，平淡无奇，而太阳正对的地方永远是教堂。广场上人声鼎沸，有肥硕得让人担忧的鸽子，像企鹅一样溜达散步，从它们的体型能看出它们不会为生计发愁，只有在滑板少年呼啸而过的时候，它们才会扑棱翅膀跳到一米开外。 教堂正面有罗马式的前廊，廊中柱子数目众多，像一面镂空的墙。穿过参差的廊柱，主墙上嵌着耶稣门徒的圣象，彼得马太们身形巨大，浮在半空，一字排开到远方的拐角。太阳已经很低，穿过廊柱的光线打在圣徒身体上，黑白分明，显出他们的肌肉线条，诸神就在这影子里俯视廊柱里穿梭的人们。廊柱参差密布，人行走其中，如密林中生息的动物。
一群孩子在廊中捉迷藏，这是上好的藏匿地点----只要站在柱子的阴影里，没有人能够发现他们，除了身后向下俯视的神。此时彼得怀中抱着法典向下凝望，他每天都看着那批包着头巾穿着肥大衬衣的男孩们在滑板上窜来窜去的，他会一直迷惑，没法理解他们在做什么。
就在这里，我遇到了彼得。彼得没有头发，和我一样带着眼镜。我们的眼镜完全不同，他的眼镜柔弱无骨，伏在他们欧洲人高耸的鼻梁上。这点一直让我羡慕不已，我得承认我嫉妒他们的鼻子----当他们脸上汗水汪洋的时候，眼镜也不会顺势滑下鼻梁。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想的竟是这些，彼得就是这么不起眼。
当时彼得正在郑重其事地旅行，有些过于郑重其事。他的手指短粗像常年在地里干活的人，衣着却非常考究，外套笔挺，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毛发，我怀疑他还喷了香水，这是去参加晚宴的打扮。彼得有些罗圈腿，他走起路来像骑着独轮车，寻找平衡，左摇右摆。我猜测他的罗圈腿可能来自他早年不堪重负的劳动，他短粗僵硬的手指，同样的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以为他是一个游客，他对眼前所有风景人物的好奇心从他布满皱纹的眼睛中显露出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在东张西望，但并不是寻找丢失物品一样的观望----他对每一件东西都充满喜爱和赞叹，他那么真诚，我不忍心把少见多怪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如果不是那些神像的体积过于巨大，他简直要把它们捏在手里，反复把玩。看到热吻的情侣，他眼中又闪出理解又艳羡的表情，仿佛送女儿去参加舞会的路上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爱情。彼得走走停停，举着几年前流行的手机拍照不停，每次拍好照片，放下手机，就露出一副安全抵达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在饿汉狼吞虎咽后的回味中能够看到。这种贪婪用在除美景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难免惹人生厌。
真糟糕！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和我注视他的目光碰到一起，没有一丝迟疑，他半举手臂，张开五指向我打起招呼。在路上，我遇到好多和我目光相遇的人，如果第一瞬间跑不掉的话，就只能放弃抵抗投入和他们的交谈之中。
彼得是爱沙尼亚人。在这里出生长大，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尽可能简略地向我讲解了从小到大的经历，这种简洁是出于礼貌，他在极力压抑自己的倾诉欲望。我于是知道了他儿时的家庭情况和饮食结构。但他的编年史已经进入他十九岁的时候依然不能解释，为何他对此地拥有如此巨大的好奇和热情。我藉由向他提问这个问题，打断了他。他转眼脸上起了忧愁，我开始为我的耐心而内疚。彼得哭丧着脸，说，因为他逃离了这个国家，在东欧国家闹起革命试图摆脱前苏联独立的时候，他“逃离”了。彼得果然是个小题大做的人，他居然用了“逃跑”这个词，难道人不是有权利去想去的任何地方么，我想。那天，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手拉着手，从塔林一直到里加，再到维尔纽斯，人们连成一条人墙。我想象不出那样的情景，问彼得，他是否用了比喻的修辞说法。彼得用握紧的拳头告诉我，他“没有使用文学，他说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总之，在那个几百万人民手拉手贯穿大陆的前夕，彼得全家离开了这个地方。和所有突然离去的人一样，他们没有时间适应自己的离开，他们对过去所有的记忆都在那一天戛然而止。记忆这种东西像某种植物，斩断的地方不会枯萎，重生的部分会更加粗壮美丽，更具有欺骗性。
彼得终于在30年后首次踏上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刚从自己的老家来到立陶宛，这是他儿时祖母的家。他还没有完全适应故地重游的巨大冲击，触景生情，几次站在泪水的边缘。他会想起自己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曾经的玩伴，或者还有丢掉的玩具，树荫下的某个吻。
他在比比划划讲着这些国家过去曾发生过的事情，那些事情和现在一点不相干，仿佛发生在更加遥远的国度。
人的感情无法相通，由回忆引发的情不自已，更是如此。礼貌过后我觉得无聊，他依然兴致饱满。可能和熙熙攘攘的人们相比，这个广场上唯一能更接近他心境的就是我这个外乡人了。他突然提出要请我去喝一杯，我没有为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作出准备，有些生硬的拒绝了他，也没法给出理由。他闪出一丝失望随即又堆上笑脸，紧紧握住我的手，像两把铁钳子，彼得真心实意地祝我接下来的旅程能有一个好心情，祝我旅途顺利。我有些内疚，我试着用一句风趣的话结束这次相识，却用错了英语，我用了“致”这个词，祝福变成了一句没头没脑的祝酒词：“致美好的时光”，也算歪打正着，他大声欢笑，我们就告别了。
里加 - 蓝色广场上的音乐家
第二天清晨，我在里加醒来。
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府，距离维尔纽斯五百公里的地方，五百公里恰好是跨国境大巴一夜的行程。如今我已经深信，头脑不好的人没法如我一样旅行，我已经能够按照路程、天气、费用、海拔高度、女人的美丽程度种种因素快速计算出包含三十个城市的游览方案，这方案能够保证我在第一缕阳光照耀时到达下一个美妙的城市，在精疲力竭之际刚好滑入睡眠，精准无比，神乎其技。《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和《四色猜想》被我领会得炉火纯青且浪漫无比，将一个个闪着光的美妙名字连成一串。我的行程将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我不是始终孤身一人的话。
“里加”这个词两个音节，本地人读的时候，舌根下沉发颤，一串三叠音吐出厚重的第一音阶，第二声随后轻快跟随，听起来像来自古老西伯利亚的语言。这个猜想没法求证，即便是以游客的身份，拉脱维亚人恨俄国人，远胜侵略过他们的德国人一百倍。
里加城依旧不大，分为老城和新城，同其他那些从中世纪存留至今的古老城市一样，里加的格局也呈同心圆的 形状，新城围起老城，最外面一环是人类的最新技术手段，有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穿着意义不明服饰的青年男女。中间一环最是凌乱喧嚣，新旧世界在这里交汇。这里地势上下起伏，道路弯曲逼仄。满面愁容的难民在聚在一起取暖，交换食物。浓妆艳抹的女郎用她们特有的武器在这里拦路抢劫，男人们要么成功逃脱，要么就范。飞机有时从头顶那一窄条天空飞过，盖住赌场里筹码和杯子的碰撞声。里加城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在此处，但它只属于夜晚或者黑暗。
老城在最深处。出租车在一座古怪的建筑前停下。它更像是两座连体的建筑，交错立在人眼前，远看像争抢前排位置的两座金字塔。它们外部风格像哥特，内部装饰冷淡如北欧建筑，我有足够理由相信这是一座重建的建筑物。旁边铭牌上写着它们的名字----“黑头宫”。这座建筑是800年前，为未婚德国男性商人建造的一个行会。这么多定语说出一个让人不解的事实。里加这座城市如此地小，不难推测出800年前它会多么人丁稀薄。那时的里加已经为德国商人群体中没有结婚的那一小群男青年成立了行会，供他们聚会，玩耍，如果不是因为拉脱维亚彼时刚刚被德国侵略征服，那只能说明他们对男人的孤独，有着深切的关怀。六百年后，黑头宫被德国人给炸毁了，那时候她们深切关怀的是其他的事情。
海河的另一边，人声嘈杂。每年河水表层的冰融化之后的第三个月，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一夜之间在河边空地上，聚成集市。最初争抢领地的时候，人群会发生激烈冲突，几场战争之后将按照种族形成固定的格局和领地，然后就一致对外----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中东人卖针头线脑，东欧人卖着水果和地上长出的东西，极少的亚洲面孔点缀其间，摊位摆的是风景画和水晶球。这些来自不同大陆的人出于一种隐秘的本能，他们的摊位和货车纵横阡陌井然有序，像古时的村落，有猫和狗穿梭其中。我被一堆霉迹斑斑的手工编织拦住了脚步，摊位上摆满年代不详的物件，有几百年前的银器，浸满了祈祷的十字架，还有用羊皮封面包裹的《旧约》，羊皮正在分解，如果不是麻绳捆着，它会马上散架。这些手工编织是这堆古董里年纪最轻的，边边角角的纤维经过时光的摩擦，变硬发亮，像青铜。可能它们诞生于伊丽莎白时代某个无所事事的下午。
每片领地中总有一个卖唱片的摊位，摊主面孔各异，歌声却一概来自“阿巴乐队”，那是来自北欧过去的音乐，早已被年轻人遗忘在潮流中，在这里正在流行。
“不知为何，我无法抑制自己。”
“我灵魂中烈焰熊熊。”
“阿巴乐队”歌唱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单纯，快乐，还有一点嬉皮士的自由，这些要求不算过分，都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但显而易见，几十年前的掌权苏联人无法提供。那时当局明确规定了人们能听什么，不能听什么，“阿巴乐队”们被非法化了。几十年后，当苏联人无声地溜走时，这些音乐一下冒出来，愈演愈烈，直到如今依旧长盛不衰，仿佛“阿巴乐队”依然如日中天。东欧人珍视这些过去的声音，就如他们珍视那些不合时宜的时尚。拉长的时间给了这些东西充满怀旧气息的美感，如同步入暮年的人们偶然发现来自青年时代的遗留，他们珍视它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芬兰人喜欢在周末或假期的时候，拉帮结对，跨过波罗的海，来到这里。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无非闲逛，喝酒，无所事事，多年以来，这成了一种颇具规模的迁徙活动。我很好奇他们这无法解释的迁徙，为了调查结果的准确，我在酒吧询问了五个迁徙队伍这个问题，无一例外，就像所有人被问到某种神秘费解却显而易见的问题时那样，他们会仔细思索，然后用说服自己的口气说，“可能因为这里的酒很便宜”。
我走进了里加老城。我对欧洲有了刚刚开始的熟悉，我知道那些曲折的大理石小路会串联起一座或者两座教堂，某些行业的行会遗址，数不清的卖艺人。但是里加人还不熟悉我，或者说他们还没有熟悉中国面孔。当我穿行在巷子中时，那些阿拉伯人，北欧人，波西米亚人甚至是亚洲人总是在平静中警觉起来，或是丢下手中的活计把头凑到一起，这个时候，我也总会下意识渴望加入他们，成为某件趣事的围观者，但最后总会发现围观的对象就是我这个中国人。我自认为和他们没有任何不同，每个种族的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异域风情，所有的人都在观察外乡人，所有外乡人都在用看外乡人的目光观察本地人。
旅程的美妙之处太多，其中之一就是在陌生环境中感官重新变得敏锐，这是一种夹杂着未知危险和新奇的敏锐。依照敏锐程度排列，先是看到的摸到的闻到的，最后才是听到的。行程结束，回忆中最稀薄的就是关于声音的记忆。我却一直记得布莱恩。
那个时候，我在里加老城中不出意外又一次迷路。当太阳沉入远处屋檐那边的时候，我正在原地踏步，困在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巷子是理石铺就，几百年来磨得像老巫女的皮肤，吹过巷子的风于是有了人声，像一声声叹息。阳光消失后，海鸟化成乌鸦，正绕着一千年的庭院盘旋，眼睛盯着下方的庭院。院中四角立着中世纪修士的青铜像，长袍披身，躬身站立，头脸隐没在帽中，露出一个黑窟窿。石头房子门窗紧闭，里面锁住了一些淅淅索索的东西。口琴声救了我，我循声找到一个小广场，找到了广场对面教堂钟楼下吹口琴的人。
布莱恩的口琴是纯正的布鲁斯，这十二小节的周而复始给里加老城盖上一抹蓝色。他藏在钟楼的阴影中，一曲接着一曲吹个不挺，我向他脚前的盒子里放硬币的时候，他的头发抖动了两下，如果不是被风吹动，我相信他在对我点头致意。
我坐在他身旁的大理石路基上，度过了异常奢侈的一个钟头。过去的几个月，我始终在疲于奔命，像是在逃离什么东西，没有时间反省这到底是不是旅行应该的样子。但是我在里加的这个小广场上花费一个小时，来听这个裹在风衣里的美国人吹布鲁斯。这是旅行者的音乐，他也是个远行的人啊。我愿意相信我听出了他在蓝色空气中诉说的孤独，孤独这种东西，没法和快乐中和，当别人同样孤独的时候，你自己的孤独会消解一些，这个自私的想法，让我又向盒子里丢了五个欧元。此时，我已经可以确定，他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
布莱恩这才在曲子的间隙和我搭两句话。他很怕冷，原本是卡其色的风衣从脖子裹到脚踝，掖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抱着口琴，他会抱着膝盖蜷成更小一团。风从缝隙灌进他肥大的风衣的时候，能看到他右腿叠在左腿上，露出两只图案不一的袜子。风又凉又短促，我没来得及猜出他袜子本来的图案。
当时我蹲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一厢情愿地感觉我们心意相通，我是从遥远东方来的旅行者，他是从更遥远的东方来的流浪音乐家，我们在此刻借着这音乐共度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更何况我是唯一的听众，我理解他的音乐，没有被广场另一侧的舞蹈和杂技吸引。我们在教堂的拐角，躲着另外一面的风，这个戴着高檐帽，吹着忧伤布鲁斯的美国人，让我这个异乡人在异乡，对异乡的感觉更加的遥远真切。他不停的吹，我为这直指人心的音乐感动不已。时间已经足够久了，我已经向音乐家的盒子里投了四次硬币。我不确定，我现在一声不响离开是否妥当。还是在他面前的匣子里再扔几枚硬币。我要就这么走掉的话，如何对得起这么美妙的音乐和之前的投资。为了将这些恼人的想法抛在脑后，我在一曲中间，喊了他一声，一起吃个晚饭怎么样？出于紧张马上补了一句，天黑了，你总要下班的吧。他的迟疑让我后悔提出这个问题，事态显得更加尴尬，我肯定是头一个邀他共进晚餐的人。他甚至表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但是马上收了回去，高傲孤独的艺术家从来不屑表达切实的感激。
就这样，我和布莱恩走进了里加广场上的一家老字号。他们主菜是一种不能称之为牛排的烤牛肉，配着石头炉子烘烤出来的香肠，用破损石头碗乘起的肉汤，据说配方一直追溯到十字军时代，还有用烤红的石块烫熟的面饼。布莱恩每样要了两份，为他自己，然后明确地告诉穿着中世纪长袍的服务员，“不分前中后，一齐端上来罢”。这并没有困扰我，他开始狼吞虎咽，我的心也平静下来，我用一顿饭换得了我在艺术家面前的自在。
他进食极快，留下了上菜间的大片空白时间。在这空档中，我知道了布莱恩是个旅行家。他说他来自阿拉巴马，那里又脏又乱，人也无聊透顶，“大家在心里边都已经衰老死去了”，他在某一天再也无法忍受，带着铺盖卷开始没头没脑地周游世界。提到阿拉巴马，我能想到的就是望不到头的雪山，装着鳟鱼的青翠河水还有一些更加遥远蛮荒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反驳他。自打有了人类，人们就开始诅咒自己的故乡，预言着世界的没落将从自己脚下开始，这没法反驳。像所有精神丰富的西方年轻人一样，他先去了印度、尼泊尔，爬了一半喜马拉雅山。半途而废的朝圣激起了他敏感的愤怒，他转而去征服了乞力马扎罗峰。在赤道以南辗转了一圈之后，布莱恩又经直布罗陀海峡跳到欧洲，在罗马广场上谈过恋爱，在圣彼得堡和俄国人动过刀子，现在辗转到里加的这个市政小广场上，每天在钟楼下边吹四个小时的口琴，赚上五十个欧元，为接下来的行程“做万全准备”。这真是一个纯粹的旅行者，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听着他的那些经历，我感觉他离我非常遥远。但是看着他带着野蛮的喜悦咀嚼着我送给他的食物，我又觉得他就坐在对面，吃相让人担忧。
他给我展示了他的装备，它们装在唯一的的拖杆箱中，与其说它是个拉杆箱，它更像是个外面嵌上铁框，下面拖着两节轮子的布袋。这里边是他的全部家当，一个便携音箱，几件换洗衣服，两把口琴，还有他那顶帽子----下班的时候他不戴帽子。我终于能够自在地问一个流浪艺术家的所思所想，他关于孤独的看法，关于旅程的看法。在他大嚼特嚼的间隙，对我吐出一些闪着光的句子片段。都能让我心醉神迷，好像在听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
用酒将最后一块香肠冲下喉咙后，布莱恩没有回答什么时候接受“流浪汉”这个身份的，但他告诉我，他在约旦的时候学会了口琴，现在这是他谋生的手艺，他挤了挤眼睛告诉我，没人听得出我这四个小时吹的是一首曲子。我没法形容我的失望，只能寄希望于深入发掘这首翻来覆去吹了二十遍的曲子的精妙之处。我问他，这曲子叫什么名字，写的是什么。
“哪有什么名字，你是第一个在乎这个的，不然，你给取个名字好喽”。
酒足饭饱，布莱恩抹了嘴，问道，“下一站，咱们去哪里？”我们就去了酒吧，我对酒吧已经没有了太大兴致，但总胜过一个人打发饭后时间。布莱恩至少能喝着里加那又酸又涩小葡萄酿出的酒，再讲点旅行时的风流韵事，只要我付酒钱。但跨进酒吧之后的十分钟，他就离我而去了，那里有一群满面红晕的女孩子，她们正结伴进行暑期旅行。我知道这两个小时的友谊告一段落。我咽下剩余的酒，拍拍他的肩，打算和他握手告别。这个时候布莱恩正在搂着一位漂亮女孩子，满脸嬉笑，讲圣彼得堡的刀子的故事，眼中闪耀着酒精和姑娘的颜色，这是他真正得心应手的事情。我这才发现他没了那顶帽子，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流浪汉。我转身走了，出门前听见他对我喊，“李小龙，别忘了给曲子起名字！”
塔林 - 过去的好时光
汉字具有奇妙的魔法，一个名字当中的每个字，都会将人的联想引向更加遥远的地方。中文中有很多如此绝妙的译名。我要去的地方，在中文称为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几个字念起来就让人口腔充满快感，这个名字就像那种在《七海秘闻》这样的海洋传说中应该存在的未知之地。它让人想起，遥远世界尽头的另一片海域，那里有海妖和白犀牛，有女人的面纱和不停生长的棕榈树，黄金铺成的甬道上，金砖像巨龟的甲壳，挤成一片一直延伸到皇帝的宝座。总之我在里加飞向塔林的万米高空，琢磨的就是这件事情。这让我险些错过，塔林的海岸线，那一条著名的弧形海岸线完美无缺不像自然之物，像是用圆规画出，白色沙滩如初升的下弦月，挂在沙滩后的森林。我终究来到了波罗地海，我希望有人这个时刻对我表示关切，打电话询问我的行踪，我将拖着长音咬文嚼字地回答，我正在波罗的海的上空，这个回答简直绝妙无比，即使这里已经没有了海妖和白犀牛。
机场巴士的玻璃窗覆盖一层可疑的黑色涂层，车里并不能看到外面，一路兜兜转转并不知道如何来到塔林的城区，好像多年以前克格勃的秘密押运。人声慢慢嘈杂的时候，大巴抵达塔林的中央车站。扶着车门挪下大巴台阶，眼前被一堵模糊的红色墙壁遮住视线，这流线型的红色模糊不清，终于发现那是一辆从我面前驶过的有轨电车。车体上印刷着广告，一家三口向前奔跑，奔向一辆崭新的多功能轿车SUV。电车终于从我眼前驶过，闪出了轨道后面一个抽烟的老人，更远处一座低矮枯黄的房子，还有最后面作为背景的摩天大厦。看到陌生的东方脸孔，老人举着烟斗，脱帽对我点头微笑，这就是我对塔林的第一印象。
那低矮枯黄的房子没有必要的装饰，墙皮像秃鹫嘴下普罗米修斯的皮肉，被雨水扒下一层又一层，瓦片间窜出茅草，看样子它诞生于中世纪。房子已经早早失去了为人遮风挡雨的能力，歪歪扭扭，在无风无雨的好天气里也颤抖不止。即使在暮气沉沉的老城中，这座房子也显突兀。可能它在时间中幸免于难，是因为某种来自中世纪的迷信。 我怀疑他是某个修道士隐居的场所。隐居这件事能扭转空间，干扰时间的节奏，让人们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这就是它突然被发现在钢筋和玻璃的洪流中依然耸立的原因。
至于房前那个叼着烟斗的老人，他其实并不老。只是他的装扮有些不合时宜。此时仲夏节刚过，正是波罗的海一年之中天气最热烈的时候。他裹着厚实的呢子大衣，头顶呢子帽，帽檐肥大，与竖起的大衣领子一起把射向头部的光线彻底隔离。我能猜到此时在那帽子下面并没有头发，而是潺潺流淌的汗水。他正将山羊皮公文包夹在腋下，为了点燃烟斗，烟斗是由 古老的山毛榉和黄杨木制成，烟嘴被银包裹，我同样能够确定，他并不知道打火机是什么东西。大衣和帽子的呢子材料会充分吸收地中海吹过来的温热水汽，压弯他的脊背，这就是他显得苍老的原因。
我想起中国的上海，那里有个中西合璧的词叫做“老克拉”，“克拉”二字普遍被认为是英文‘color’谐音。在大概一百年前，西方的潮流吹入上海滩，一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们穿上了西服，头戴礼帽，一丝不苟的马甲里揣着金表，在留声机的伴奏下学跳探戈，他们被贴上了“老克拉”的标签。我在想，如果这个词代表了一些固执的腔调 ，这个烟斗的主人是否也可以称之为“老克拉”。我发现不妥，上海滩的风是吹吹停停，忽东忽西的，欧洲的潮流却始终缓慢前进，腔调这种东西，在潮流的突变中才得以凸显，没有比较和凸显，腔调便是伪命题。所以烟斗的主人不能叫做“老克拉”。
但“老克拉”从来不是自称，那是在潮流远去后，人们对那些固守腔调的人的称谓。抽烟斗的人也是一位落寞的怀旧绅士，他也是个“老克拉”。后来我发现除了，互联网时代的红男绿女，塔林还完整保存着骑士精神和绅士气度，遍地都是老克拉。
塔林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拥有这个称号的不是某一座建筑，某一处遗迹，而是整个城镇。塔林拥有保存最完整的，或者可以说是唯一幸存的中世纪城镇，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抹去这里的历史，而是让它更好地存活下来，这里一千多年以来几乎就没有变化。考虑到爱沙尼亚这个国家被侵略的历史，这就更让人称奇了。从中世纪开始，它曾被德国意大利占领，瑞典和丹麦瓜分过他的领土，它被最亲密的敌人，苏联反复侵占五次。战争并没有给爱沙尼亚留下太多痕迹，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幸运，还有他们战时外交的高明。
爱沙尼亚最后的屈辱岁月是在苏联统治下度过的，不用怀疑，在苏联联盟共和国中的那半个世纪，国家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了，波罗地海骑士跳下战马，和同志们举起了镰刀锤子。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爱沙尼亚爆发了最后一次革命，对手是即将消失的苏联，多年以后，人们用“歌声革命”这个名字回忆它。其实那个时候苏联败局已现，自顾不暇，正悄无声息地从殖民地撤退。波罗的海的人民更愿意称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虽然在苏联人眼中，这更像是一场避之不及的欢送。
在革命高潮那一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人民，手拉手，组成一条横穿三个国家国土的人墙，齐声呐喊，唱出尘封半个世纪的民族歌曲，响声震天，目送苏联人背影的远去。
在经历了歌声革命之后，爱沙尼亚走上了知耻后勇的复兴之路，毫无包袱地进入了民主共和国形态。但某些角落里还有共产主义的影子。在国歌中，列宁仍然高举旗帜，引领人们走向最终的共产主义。 而我也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历史的恩泽，因为爱沙尼亚许多公共设施是共产主义式的，免费供全体人民使用，我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司机们多次对我的东方面孔视而不见，用沉默接待了我这个同志。
爱沙尼亚下一步的惊人之举是将所有人民事务电子化，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竞选口号，他们已经成功地将投票医疗银行税收都放在几个网页之上，这个叫做“电子爱沙尼亚”的系统的终极目的是创造一个无国界的国家，一个无国界的政府，那将是世界大同的唯一样子。
一个中央数据库记录了公民所有的信息，包括他的车，电话号码，亲属关系，还有更加深入的信息，比如房产，学位，学生时代的经历，甚至还会记下他养的猫。那只猫的年龄和生日，血统被记录在叫做宠物档案库的数据库里。政府居然知道这只猫是否注射了育苗。这一切的信息存储在一个叫做X-way的数据库中，出于安全考虑，人民不知道这个数据库的位置。
如今每个人民都被分配了一个身份标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网络上完成，看病时不在需要被反复询问病历，因为医疗历史已经在政府的系统中。当你需要伴侣时，政府同样可以通过电子配对系统，赋予你一个灵魂伴侣。因为政府知道每个人在每一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婚姻登记必须现场进行，人民必须到婚姻登记处表达彼此的爱意和承诺，这除了是上帝赋予人的神圣权利，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帮助人民足不出户完成所有事情。
这个系统仍然在茁壮成长，现在已经进化到允许境外的人们不踏入这个国家，就成为爱沙尼亚的注册公民，他们叫做“电子公民”。现在通过这个系统注册的新增人口已经超过自然分娩的数目。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叫做ccdce的中央集权计算机，每一串奇怪的字母背后，都有一个没人知道的神秘力量，这个力量统治着爱沙尼亚人。
多年以前，这里只有kgb。
爱沙尼亚在上个世纪中期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员，名义上不是被侵略国，而是老大哥的小兄弟。苏联对塔林的控制是隐秘的。在维鲁酒店那永远无法到达的顶层，克格勃、内政特工组织，无声无息地隐匿其中，监视着一切可疑的东西。从这里为起点，无数电话线四散开来，曲折穿行，最终在床腿、吊灯、淋浴喷头这些无人察觉的地方埋伏下来，等待被可疑的谈话唤醒。秘密办公室中有两部电话，一白一红，白色可接通酒店的所有下级部门，红色听筒的另外一边是爱沙尼亚党总书记。维鲁酒店是波罗的海地区最高级的场所，一个繁华的小城市，东西方两个世界人们在此汇聚，当时的苏维埃就是通过这些窗口警惕地观察西方世界。
如今维鲁酒店的顶层是战时博物馆，对那些愿意花上十五欧元听间谍传奇的游客们开放。导游们深谙此道，从电梯口就开始蹑手蹑脚，轻言细语，好像那些针孔窃听器还在发挥作用。传奇经不得仔细观察，如今克格勃的遗留之物只剩下一些账本，几件军服，还有几部转盘式电话机。导游面露惊恐，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那里面确实有苏联的反监听设备呦，这种技术至今也没有科学家能够破译，真是可怕。”，然后鼓动我们手持电话听筒拍照留念，做为讲解的结束。
倒是有塑封起来的几份报纸，记载了当年的重要事件，苏共总数据的勃列日涅夫的头像赫然印在头版显要位置，文字中我认出了“领导”，“伟大”几个字，其他内容看不懂也不再要紧。
与间谍们乏善可陈的故事相比，有这样一群情报工作者，她们在维鲁酒店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痕迹。 她们名义上是维鲁酒店的各类工作人员，背地里是内心坚定的苏维埃内政保卫人员，她们搜集西方人所有可疑举动，向上汇报，获得嘉奖。这群爱沙尼亚大妈其貌不扬，身材臃肿，这些恰恰是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质。在每个楼梯的黑暗拐角，每扇紧密的门外都有她们机警的目光和敏锐的耳朵，深藏在围裙下的本子上面事无巨细地记着所有她们感兴趣的事情，那些事情是那么的可疑，必然暴露了某种危险的密谋：一个英俊芬兰人的爽朗笑声，那个风骚美国女人的调情。如今这些内容，陈列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维鲁酒店的顶层博物馆中，足以值回十五欧元的票价。
这个城市在中世纪之前的历史已经被抹去，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和贵族精神在这里共存，塔林的人有着执拗的骄傲，从取回主权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努力重新回到世界前列。老城外的森林掩映中，遍布是新经济的办公楼和银行摩天大楼，到处都是建筑工地，一座座玻璃建筑拔地而起，像一圈黑色的桩子，将老城围在中央。越往城中心走，地势越高，沿途经过当年的商人公会，市场，普通老派人生活的叫做“下城”的区域。山顶叫做“上城”，有教堂，有市政厅和一切让过去人民仰望的东西。
在上城最高处的地方，有一个平台，用大理石砌成，如今已经被磨得光滑的像镜子。趴在平台围栏向下望，能望见整片下城的屋顶。那些红色的瓦片有些未经修缮，可能还留存着中世纪的雨水。
每家的屋檐最高处都嵌着一只金属打造的公鸡，正面金黄，背面乌黑，叫做风向鸡。它们被用来判断风向和风速，指导晾晒。在有风的天气里，鸡头鸡尾抖动不止，像准备上场的斗鸡。就在这里，我又遇见了彼得，彼得那黄橙橙的光头很难让人忽视。他终于回到家乡了。据他说，当时这座山顶还没有这么规整，也没有这么多的海鸥。现在这里游客如织，海鸥们有足够的宠爱，关注和食物，让它们在这里度过二十年的寿命，然后在青石砖上留下洁白的印记。那时围栏外那棵长在悬崖上的树还没有这么高，当时还只是一棵树苗，胆子大的年轻人会坐在上面，像骑马一样，向整个塔林冲锋，这种行为会给身边的姑娘带来勇敢和浪漫的错觉。彼得也骑过树。当时他和女朋友如胶似漆，享受着因着社会动荡变得更加浓烈的爱情。但这一切没有结果，彼得在那个几百万人牵手横跨三个国家不久之前，举家离开了这里。他并没有对爱情进行适当的告别，就跑去了西欧，成家生子，再也没有回来。我在心中渲染着彼得那刻骨铭心的爱情，可鄙地断定，彼得之所以从未寻访故乡，是因为他始终受着往日恋情的折磨，在相距不远的西欧，他把自己催眠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如今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终于重新回到了这里，一定是因为他的旧情人已经离世，他借着一种无需面对的轻松和怀旧的借口，重新回到了这里。现在他可以安心的做一个怀旧的人了，这真让人伤感。彼得在山顶的小广场上兜着圈，摸遍每一片石头，最后来到了当年他们的小团伙嬉闹的墙边，多年以前那面墙仿佛随时要瘫倒，砖块裸露在外，有蜥蜴钻进钻出。如今它平平整整，为了迎合游客的心理被刷成了粉色，上面用广告中常见的那种字体写着：“过去的时光”。彼得看到了这句话，黯然神伤。仿佛这句话为为他这么多年的漂泊画上了一个终结。那一瞬间，他福至心灵，心中涌起“时间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诸如此类的感叹，可他不是诗人，他的感叹没有如此文雅，可那没有什么区别。
我又在这里最后一次和彼得告别，这一次我没有费力地想一句高明的话，他也没有说话，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感觉他鼻头发红，眼中漫起雾来，我宁愿相信那源自故地重游的感慨。我们相视一笑，就再见了。
我从海上离开爱沙尼亚，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轮船硕大无比，共分七层，下面整整三层用来堆放汽车和货物。向上是客房，然后是赌场和餐厅，最上面一层有一个小的舞台。我这时躲在这舞台的一个角落里，抿着咖啡，回复力气，身体暖起来了。地毯下面传上来掷色子的声音和人们的笑骂。窗外乌云翻滚，又低又厚，海水阴暗无比，只留了一线空间，让船继续前行。乐队上台了，他们刚刚被从酒桌上拖下来，吉他手的电吉他头朝下斜挎在身后，两手还在和衬衫的第二颗纽扣做斗争。贝斯手兼主唱短促地吐出了几句爱沙尼亚语，气息紊乱，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他们都不再年轻，身材已经发福，长久以来，奔波的海上生活和酒精，将他们永远困在微醺和疲惫当中。
没人留意他们，船顶不是那么宽敞的空间里，堆着二十张桌子，椅子几乎都是空的。真正想要快乐的人，早就聚集在下面的餐厅和赌场了。舞池上方吊灯硕大无比，几乎贴到地板上，吊灯繁茂无比，挂满了已经发黄的水晶珠子，灯光在逃离吊灯的时候，闯过这无数的水晶球，打散变淡，墙壁上，像稀薄的海浪。光路之中，有尘土上下起伏，如水母。地毯一派老式腔调，花纹来自这艘船第一次下水的年代，已经模糊不清。舞池中央地板光滑无比，那是人声鼎沸年代留下的痕迹，人们的舞步给地板抛了光。音乐响起，正适合小睡一会儿，他们唱的是分不清年代的歌谣。懒散，伤感但并不矫情，几十年前的歌都是这个样子，或者是说其实年前的歌在经过了几十年后都是这个样子。茶叶冲泡次数多了，露出点枯黄的的痕迹。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刺眼，波罗的海的阳光正从玻璃舷窗直射下来。音乐已经变成了爵士乐，如果所有摇摆的音乐都叫爵士乐的话。不高亢，不低沉，永远在摇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左摇右摆，水母变成蝴蝶，上下飞舞。那个喝醉的吉他手已经不再歌唱，单纯演奏，翻来覆去的连复段，在这重复无数遍的背景音乐之中，他除了手指以外，其他的部分早已睡着——到了跳舞的时间。
暮年舞池上只有一对老人，他们与其说是依偎，不如说是互相支撑，缓慢移动。他们眼角充满皱纹，闪着喜悦的光头，花白头发随着音乐上下颤动。开始的时候略显拘谨，他们知道自己是整个暮色沉沉的船舱里唯一活动的人，这会成为人们的焦点。他们跳了一曲又一曲，欢快地喘着气，从小心翼翼，变得大开大合，那个绅士不停地把女伴甩离自己，又拉回，好像是一场告别紧接着一场重逢，他们昂头挺胸，在笨拙中保持着庄严。他们独自拥有了波罗的海上这一小片舞台。
摇摆舞曲接近尾声的音符中，男人将女人的手高举，她的女伴以头顶的手为圆心，旋转一圈，她心中的红裙子在旋转中高高飘起。曲子停了，二人相对点头微笑，在空中做出举杯的手势，轻声交谈，然后双掌相击，紧紧的握在了一起。我想起了彼得，想起了跨越国境线时的歌声，我给布莱恩准备了一个绝妙的曲名，“致过去的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