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们从酒店出发，先游玩了古罗马斗兽场，然后再到古罗马广场遗址参观的。这个广场遗址处在帕拉蒂诺山和卡比托利欧山脚下的低洼地，它又被称为罗曼努姆广场，是古罗马早期最重要的公共广场，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活动场所。这里除了有许多著名建筑外，古罗马史上还有许多重要事件，也曾发生在这个广场上，因此这里又被誉为“露天博物馆”。在罗马广场的四周，除了有各类大会堂外，还有神庙、店铺、凯旋门、演讲台以及古罗马最高权力机构“元老院”等。这个广场初建于公元前6世纪，共和时期最兴旺，之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个广场也逐渐被废弃。如今的这里，只剩下一些建筑物的残墙断臂。如果你对古罗马历史及罗马建筑艺术有兴趣的话，这个广场遗址还是很值得去游赏的。
当我们走入罗马广场，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洒落在废墟之中，残缺不全的“罗马柱”。其实这种“罗马柱”并非罗马人所创造，在古希腊建筑中，这类柱子就已被广泛使用。早期的多立克柱，最先是在意大利地区的一些寡头制城邦中流行的，后来被希腊人所接受，并应用到了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中。多立克柱又被称为男性柱，另外还有一种被称女性柱的爱奥尼柱，这种柱式产生于小亚细亚先进的共和制城邦里。而真正属于古希腊地区柱式的则是科林斯柱，它是希腊古典时期，产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的柱式。但在西方艺术史中，一般都把多立克柱、爱奥尼柱和科林斯柱统称为希腊柱式。罗马人在建筑物中使用柱式要晚于希腊人，起初采用的是一种最简单的塔斯干柱。后来则流行一种新的复合柱，就是在科林斯柱头之上，再加一对爱奥尼柱的涡卷，这就是典型的罗马柱。从而使古罗马的柱式从古希腊的三种类型，发展成五种典型样式。
我们在罗马广场遗址上，所看到的那些残存的罗马柱，是当时一些重要建筑的遗迹。据说这个广场初建于塞尔维乌斯执政时期，尤其到了共和时期，广场上的各类建筑物不断增多，这里也就成了共和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是罗马王政时代第六位国王，他是第五位国王老塔克文的养子和女婿。当老塔克文被暗杀身亡后，王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塞尔维乌斯。并在王后的精心策划下，粉碎了暗杀者们的阴谋，使塞尔维乌斯顺利登上了王位。这位国王继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完成先王已开启的事业，完成保卫全罗马的城墙建设项目。这是项庞大的建设工程，城墙要把罗马七个山丘和中间的平地全部合拢起来，起到防御和保卫罗马城的目的。如今，在罗马市内所能见到的一些断壁残垣的城墙，已经历了2500多年的风雨洗礼，可依然被称为“塞尔维乌斯城墙”
塞尔维乌斯在修建城墙以保障罗马安全的同时，还对低洼的湿地进行了改造，并在开垦出来的平地上修建广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马尔斯广场”，意思是战神马尔斯的广场，冠以战神之名，意味着这个平地是为集结军队所用。而罗马广场，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其初衷也是为集结军队所用，后来又当作了公民大会的投票场所，随之也成了市场和集会之地。罗马广场从此由一个泥泞的沼泽，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公共广场，也成了古罗马政府机构和城市的核心。由于塞尔维乌斯和他的养父老塔克文国王，以及王政时代最后一位国王小塔克文都是伊特鲁里亚人，有学者就认为，那时的罗马城建设，已受伊特鲁里亚文化影响较大，但罗马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塞尔维乌斯当政期间，最大的功绩，就是对罗马的军队编制、公民选举、财务税收等重要制度进行了改革。简而言之，就是将原先的氏族政治改革成金钱政治。
在古罗马时代，所有的贵族和自由人，其主要职责就是参与征战和国家管理，他们基本上是不参与具体生产劳动的。而他们的财富来源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由他们的奴隶在他们的土地上劳作，为他们创造财富。这些奴隶只有干活的份，不能参与任何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活动，也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和人权。西方人的这种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规则，一直保持到美国的南北战争。林肯针对这种规则，创造性的把北方奴隶解放出来，并参与到军事活动中，从使北方军队实力大增，最终战胜南方贵族军队，取得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同时也宣告了这种规则的终结；另一方面，贵族和自由人也是靠战争与抢劫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而如今世界，通过金融手段已能实现这个目标，战争则成了补充手段，因为毕竟打仗双方都会死人的。
塞尔维乌斯的改革，将罗马人分成了五个等级，其等级的高低不再看氏族和血统，而是看财富的多少来决定家族的等级。这样使有钱人不仅能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也让他们给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使这些富人能上交更多的税，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在古罗马广场上，就看到了罗马国库的遗址，它在农神庙的下面，这个神庙是广场中现存最古老的建筑。这说明当时的古罗马不但有国家经济部门，还有专门存放国家财富的地方。然而塞尔维乌斯这种改革也触犯了旧贵族们的政治利益，这才有了他的女婿、养父的儿子小塔克文，在元老院里公开挑战他的国王权威。对这所发生的一切，元老院里的那些世家贵族的长老们则袖手旁观。最后身体强健的小塔克文，将塞尔维乌斯拦腰抱起，把他从元老院的台阶上投掷到罗马广场。然后转身进了元老院，坐上了国王的位置，并得到了元老院贵族议员的承认。而在此期间，塞尔维乌斯的随员和护卫，早就逃之夭夭，他只能独自从地上爬起来，在回宫路上，被小塔克文的人杀害。
通过这个故事，读者们可能对古罗马的政治体制有了些基本的了解。元老院在古罗马时期，属于最高权力机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其作用、地位和职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而古罗马国家最高元首，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称谓，王政时代称国王，共和时期则为执政官或独裁官，而到了帝国时期，最高元首才被称为皇帝。在古罗马不论是国王、独裁官还是皇帝，其地位和身份都必须得到元老院的确认，才能坐上国家元首的位置。另外在古罗马还有公民大会机制，它是古罗马政治体制中普通民众行使权力的机构，后来在这个机构中又增加了一个保民官的职位。从中可以看出，国王（皇帝、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三足鼎立的政治形态是确保古罗马长期发展和称霸的政治基础。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这三足的权重会发一些变化，但这种基本的政治结构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原始的三权分立形式到了启蒙运动时，就发展成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相分立的理论，使分权机制由形式升华为内容。
小塔克文是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国王，然而他却被一个坑爹的儿子，把他从国王的位置上推了下来，全家也因此被赶出了罗马城。而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推动者，却是他外甥布鲁特斯。这个事的起因是：小塔克文那个好色的儿子塞克图斯，看上自己堂兄的妻子卢克丽娅，并找机会强奸了她。卢克丽娅受害后，第一时间就通知了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并让他们各带一个可信之人速回。当时布鲁特斯与卢克丽娅的丈夫科拉提努斯正好在一起，而且他们又都是亲戚，也就跟着去了他们的家。当他们四人走进房间，坐在床边的卢克丽娅泪流满面的告诉了他们，塞克图斯王子是如何威逼她就犯并奸污了她。她说：“我的身体虽然被污染，但我的心则是无辜的。死亡将为我见证。”说完她就从衣服里拿出一把匕首，迅速刺进了自己的心脏。身边的这几个男人想去阻止，可已来不及了。在她生命弥留之际，卢克丽娅让这四个男人发誓，一定要为她报仇。
这个事情的突发，让国王的外甥布鲁特斯，顿时产生了不寻常的变化。“布鲁特斯”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姓，而是他的外号，意思是“傻瓜”。其实布鲁特斯的身份非常显赫，家族也有着巨大的财富，她的母亲与国王小塔克文的妻子又都是亲姐妹，因此他离王权非常近。而专横跋扈的小塔克文国王及他的那些王子，一直对他有猜忌，于是他只能靠装疯卖傻，来隐藏自己的真实人格。可当他将匕首从卢克丽娅身上拔出的瞬间，便收起了自己的伪装“面具”。他用充满智慧的道理和富有情感的言语，表达对这事的看法和意见。他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吃惊。他们按照布鲁特斯的建议，将卢克丽娅的遗体抬到了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这时，广场上很快就聚集起许多罗马市民，布鲁特斯面对挤满广场的人们，用充满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攻击国王的独裁行为和犯下的各种罪行，把罗马人对小塔克文的强烈不满情绪表达了出来。在他的号召下，罗马市民一致同意将国王及其家人赶出罗马城。
随着国王小塔克文被驱逐，不久，元老院就开会决定，将终止一人当权的王政，改为从贵族中选举两人为执政官，任期一年。在公民大会上，大家一致选举在推翻小塔克文暴政上有功的布鲁图斯和卢克丽娅丈夫科拉提努斯并例为首任执政官。从罗慕路斯建国当政开始，到第七任国王小塔克文被赶出罗马城，这标志着罗马王政时代的终结。罗马也从此摇身一变，进入了共和政体时代。意大利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中是这样描述共和政体的：“罗马在一年一度选出的官员的治理下，成为了以法律取代个人治理的国家。”共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为元老院，并由它来决定谁能出任国王、执政官、独裁官和皇帝等。这种国家管理模式据说是罗慕路斯创立的，并一直保留到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的这种基本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国王和帝国的皇帝，不一定需要世袭，在这一点上，与我国封建社会皇位的传承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共和制建立之初，在罗马贵族的年轻人中，就产生了一股对共和不满情绪。他们觉得，元老院议员必须有一家之长来担任的规定，使他们失去了从政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小塔克文的使节回罗马处理他的财产时，觉察到了这些年轻的想法，于是就用金钱买通了“傻瓜”布鲁特斯的两个儿子和已故卢克丽娅的丈夫、现任执政官科拉提努斯的侄子等，以腐蚀国家核心成员的子女。鼓励他们行动起来，企图与他里应外合，以达到推翻共和政体的目的。于是，这些贵族青年聚集到其中一人的家中，商讨如何迎小塔克文回来做国王，并用鲜血在誓约书上留下了各自的签名。谁知在商量时，被门外的一个奴隶偷听到了，并向执政官悄悄地告了密。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这些年轻贵族不仅全部被逮捕，而且还缴获他们阴谋推翻共和制的誓约书。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家都觉得两位执政官，肯定很难处理这事，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的召开了公民大会。按照当时共和国法律，妄图推翻共和政体的都属于叛国罪。这时，大多数人都觉得很为难，因为这些年轻人毕竟都两个执政官的孩子或亲戚。有人想给新执政官布鲁特斯卖个人情，建议把他们的死罪改成流放。而“傻瓜”布鲁特斯一点都领情，他在罗马广场上，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叫到跟前问：“你们为什么不愿针对你们的指控来进行辩护？”他连续问了三次，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回应。布鲁特斯沉默了片刻，转向让仪杖官按家法来处理，这两个孩子当场被剥去衣服，用仪杖来责罚了他们。布鲁特斯则用定的目光始终盯着这一行刑过程，直到自己的儿子人头落地。
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和推行者布鲁特斯，以处死亲生儿子为代价，来维护共和政体和法律。如果说，我们用“虎毒不食子”的观念来衡量，他的这个做法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还十分的“傻”。如今，有些父母为了儿女什么事都愿意干，何况布鲁特斯当时有能力保住自己儿子的生命，可他却没有这么做。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应该说，他是个标准的“傻子”。但从另个角度看，布鲁特斯又是个不计私利，讲原则的政治家，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便是自己亲儿子犯罪，也要做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英国历史作家安东尼·艾福瑞特在《罗马的崛起》一书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这种对法治的信仰，加上几乎没有人性的严厉，是典型的罗马特质。”也许，这就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法治观念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