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出的电影《天空之眼》，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去电影院看过了。影中主要讲了凯瑟琳上校率英国情报单位追捕一名叫丹福德的青年党恐怖分子长达六年，最后在肯尼亚内罗毕的一栋民宅发现了她的藏身之处。

但是在发现这些恐怖分子正在房间里面密谋自杀炸弹攻击之后，凯瑟琳上校放弃了用特种部队活捉丹福德的计划，计划直接改用无人机用导弹进行攻击。

但在，一个名叫阿丽娅的小女孩忽然出现在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她拿着自家制作的馕饼在卖，无人机操纵驾驶员史蒂夫拒绝进行导弹发射，要求重新进行附加危险评估。

电脑经过重新进行附加危险评估，认为若进行导弹攻击，会对这个无辜的小女孩造成概率有75%的伤害。

但是，如果不进行导弹攻击，这些恐怖分子可能会逃脱出去，在公共场合引爆炸弹，这大约会造成80个无辜的人死亡。

那到底是牺牲一个小女孩的生命，拯救那80个人的生命?还是选择不发射导弹，让小女孩能够存活下来，让这些恐怖分子逃走，去制造自杀炸弹袭击，让80个人毙命?

这让我想到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里提到的一篇名叫《失控的电车》。电车难题，是哲学上一个备受争议的哲学道德难题。大意是这样的，假设你驾驭着一辆失控的电车正向前撞向五个人，他们对于自己即将被撞死毫不知情，恰巧在这时，电车前进轨道的前面出现了一条岔道，上面站着一个人。那么，你是选择撞死那五个人呢?还是转动方向盘，驶向岔道，撞死哪一个人?

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赞成将电车驶向岔道的，牺牲一个人的姓名以挽救五个人的性命的，便是功利主义者，他们本是最大幸福的原则，重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此可以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

而反对将电车驶向一个人，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而挽救五个人的利益，便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应该得到保证，绝不能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不管那多数人的利益到底有多大。

以安吉拉为首的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不应该发射导弹，这可能会杀死那个小女孩，她是这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即使是知道不发射导弹之后，救了小女孩，但恐怖主义者携带自杀炸弹在公共场合炸死了80个人。为什么?因为小女孩作为一个法律上受保护的个体，有权拒绝为大多数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个人的性命。

以外交部长詹姆斯为首的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则认为，应该发射导弹，即使这可能会导致小女孩被导弹炸死，但是牺牲一个人的性命而保护了80个人的性命，这才是正当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道德困境的第一个原因了:源于互相冲突的道德原则。

以詹姆斯为首的功利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救尽可能多的生命（80个人的性命），即使这会损害个人的利益（小女孩阿丽娅的性命）。

而以安吉拉为首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则认为，即使有很好的理由——拯救80个人的生命，但是也不能杀害一个无辜的小女孩的生命。

互相冲突的道德原则则产生了道德困境。

当然，以詹姆斯为首的功利主义者并不希望小女孩被导弹炸死，他们更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是:发射了导弹，成功炸死了恐怖分子，但是小女孩也还存活着，即使只有25%的几率。这就好比如是在电车难题中，我们更希望看到，我们把电车驶向岔道之后，拯救了那那五个人，而岔道的那一个人也还活着。同样的道理，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如果小女孩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拯救那80个人的性命的话，那么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无话可辩。因为自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挽救其他人的性命，这是小女孩在行使自己个人的自由的权利。但是，我们绝不能在小女孩不知情的情况下妄自夺去她的性命。

这里就涉及到了第二个会产生道德困境的原因:源于我们不确定事情讲如何展开。

在影片中，当电脑分析恐怖主义者携带的炸弹将会炸死80个人，安吉拉反驳说，“这个死亡的数据只是你们假定的，而肯定的是，如果现在采取行动，这个小女孩肯定会死。”

詹姆斯的回答是，“所以你要冒着害死80个人的风险来救一个女孩吗?”

安吉拉的回答是，“是的，我愿意冒这个险来就她。”

但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同样用这个思路来分析一个导弹炸死小女孩的几率。同样的，如果发射了导弹，炸死小女孩的几率是75%，但是一定会炸死吗?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导弹顺利的炸死了恐怖分子，但是小女孩也存活了下来，毕竟75%这个数据是电脑评估的结果，也不一定会正确。

这这里，不论功利主义者，还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的困惑都是在于他们不确定事情将会如何展开。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假如导弹打偏了，没有打死恐怖主义者，而是直接致使小女孩死了呢?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假如事后小女孩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拯救那80个人的性命，而此时已经错过了发射导弹的最佳时机呢?

他们都不确定下面的事情将会如何展开，在影片中，安吉拉选择的是冒这个险，假设小女孩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性命。

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等这个小女孩卖完馕饼离开之后，再用无人机进行导弹攻击。

 一句话，双方都在逃避这种不确定性。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消去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条件。但是，最后的结局是，小女孩还在场，但无人机已经发射了地狱火导弹，恐怖主义者是被炸死了，小女孩也被炸死了。

导弹发射之后，炸死了恐怖主义者和小女孩，安吉拉流着泪对本森将军说：“在我看来，这十分不光彩，这些决定都是你在舒适的椅子上做出的。”

 本森将军淡定的说：“我曾参加过五次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善后处理，亲自去过现场，亲眼见过尸体。你今天喝着咖啡，吃着饼干所看到的叫残忍。那些人本可能会做的事比这些残忍得多。永远别对一名士兵说，他不知道战争的代价。”

貌似是功利主义者（本森将军）一派最后取得了胜利，而以安吉拉为首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失败了，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回到本森将军的对话，我们不禁要质疑，为什么本森将军会说，你没有去处理过那些自杀爆炸的案发现场，你不知道那些恐怖主义者有多变态！

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本森将军有权利，有声有气地说这些话？原因只有一个：源于源于我们不确定事情将会如何展开的道德困境已经被消灭了。换句话说，就是恐怖主义者已经被炸死了，小女孩也被炸死了，这一切已成定局了。所以本森将军才会理直气壮地根据之前自己处理的恐怖分子自杀爆炸案件认定这一次的恐怖主义者也会如此残忍，也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让我们假设一下，假如这些恐怖主义者在最后一刻悔改了，决定不进行恐怖袭击了。这个几率是很小，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不是吗？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个假设，让我们来进行这么一个假设：导弹没有发射，小女孩得救了，特种部队在恐怖分子想进行自杀袭击的时候制止了他们，这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结果吗?至少比炸死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好多了。

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一下，去看一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节叫《阿富汗的牧羊人》的文章。

 2005年6月，一个由美国海军士兵马库斯·勒特雷尔和其他三名海豹突击队员，在阿富汗边境靠近巴基斯坦的地方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他们要侦察一名塔利班领导人。当他们在山脊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俯瞰整个村庄，却迎面遇上一个带着小男孩的阿富汗牧民。美国士兵围绕杀死他们或放走他们展开了讨论。最后经勒特雷尔决定，放走了他们。一个半小时之后，这4名士兵被80～100名手持AK47和火箭筒的塔利班分子包围，3名战友牺牲，连同前来营救的直升机里面的16名战友一同牺牲，只有勒特雷尔一人逃了出来。事后，勒特雷尔很懊悔当时没有将那个牧羊人杀死，懊悔自己的决定害死了战友。

 真的是这样的吗？让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勒特雷尔会懊悔，答案只能是：勒特雷尔看到了放走牧羊人后的惨痛后果——牧羊人通知了恐怖分子，害死了自己的战友。所以勒特雷尔的懊悔是正确的，是这样吗？我们有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吗？假如他们当众杀死了牧羊人，而如果牧羊人是善良的人，他们不会通知恐怖分子呢？但是你已经把他们杀死了。这个假设难道跟本森将军的话如出一辙吗？

 那这样看来，在这场用无人机导弹轰炸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功利主义者也是在道德上输了？我可没这么说。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另外一种情况：以詹姆斯为首的功利主义者没有发射无人机导弹攻击恐怖分子，小女孩是得救了，但是恐怖分子逃走了，并用自杀式炸弹炸死了80个人。如果这样，以安吉拉为首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胜利了？真的吗？

 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怎么办？你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还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

对与错，真的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