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6年，世界好像已经臣服在我的脚下。1530年侍奉亨利八世以来，我的权势势不可挡的攀升。
按照我的想法，议会通过了能够巩固所有改革的立法。国王对我的宠信也史无前例，没有人站在我的对立面，在他之下，只有我一个人的光芒。
当然，安妮皇后也会发光。安妮皇后在她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之后，没有生下她向亨利承诺的男继承人。她经历了两次流产，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1536年安妮皇后再次怀孕了，度过了危险的前几周，为亨利带来他所渴望的儿子的希望陡然提升。当然，还有其他好消息，受困的前皇后凯瑟琳的健康极度恶化，在那个糟糕的软禁环境中，她很难保持良好的心情和健康的状态。
1536年1月7日，安妮开心地得知凯瑟琳——她的老对手去世了。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凯瑟琳代表了我在宫廷仕途中取缔的一切，她是新政反对者的象征性领袖。
死的时机如此适当，以至于很多人怀疑我动了手脚。
西班牙大使说服主教将凯瑟琳死后的具体情况告知自己。
我截获到他们之间的信笺：“王后尸体在死后八个小时被解剖，下令的是国王那边的人，无人被允许在现场。在场只有点蜡人、一个仆人和一个解剖的伙计，尸体和所有内脏近乎完好，除了特别黑不堪入目的心脏。
即使清洗三次之后，它的颜色也没有改变。他从中间切开心脏，内里是同样的颜色，冲洗后也没有变化。我的人问医生她是不是死于中毒，他回答说从她的告解神父听到的情况来看，这点明白无疑。即便此事没有披露，从病况和报告来看，事实也足够清楚。”
信后注：“如果王后是被谋杀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克伦威尔是这一罪行的主谋。”
梅里曼补充说，“鉴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可能结成联盟讨伐英格兰的异端国王，英格兰的处境颇为凶险，克伦威尔完全有可能采取非常措施以避免这一未来。”
不过他承认若无君主参与，克伦威尔不会自觉行动下手。
对于安妮·博林来说，对手的死让她大获全胜。她作为英格兰王后的大好前程好像得到了保障。国王在听到凯瑟琳死讯时候，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样开心。
宫廷举办了奢华的晚会，国王从头到脚穿着黄色的衣服，妻子女儿在身侧，看上去十分愉快。
然而，凯瑟琳长眠彼得伯勒大教堂当天，安妮却意外的流产了。
西班牙大使信笺中写着：“这个姘妇流产了，胎儿是一个男孩，国王极为悲痛。”
安妮受宠的情况迅速恶化，亨利认定她不能再给其带来子嗣，甚至在表面上也不再掩饰对她的怨恨和厌恶。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说话不超过十次，难以想象，过去他连一个小时都不能离开她的身旁。
对安妮来说，更糟糕的是丈夫已找到一个新宠，她怀疑我做了手脚。
我和安妮结盟五年了，她能够实现王后野心很大程度归功于我。她对宗教改革热情使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联盟一直不稳定。
我知道，安妮从未对我有过好感，也不欣赏我忠诚勤勉的个人品质。对我来说，只有王后目标和国王一致时候才会致力于推进王后的事务。我发自内心厌倦了她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
她充满怀疑，坦然告诉我：“我希望看见你被砍头。”
政治就是政治，必须在感情和原则之上。
安妮打倒了沃尔西，我的老师枢机主教沃尔西，现在她的失去恩宠的愤怒集中在我的身上。她说国王长女玛丽的时候说过同样话语：“要么我死，要么她亡。”
我不得不加入这个危险的游戏。亨利虽然把握提拔到一个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地位，但是绝对没有沃尔西和他那样亲近。我一直在抵制和法国国王结盟。这违背国王的心意。
安妮一直举止轻浮，乐于置身爱慕她的男性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她的弟弟——罗奇福德子爵乔治•博林。另外的宠臣是弗朗西斯•韦斯顿，及年轻英俊的乐师马可•斯米顿。
虽然这些人喜爱调情并关系亲密，但是没有太多证据，能说明安妮和他们曾经犯下不忠之事，侍女们每天会汇报相关情况。
4月29日，恼火的安妮和斯米顿发生了小小口角。
根据她后来提供的证词：“我发现他站在我寝宫的椭圆窗前，我问他为什么如此悲伤，他回答说没什么。”
王后冷酷的反驳道：“你别指望我会用一个贵族的方式跟你说话，因为你是一个身份低下的人。”
斯米顿可怜的回复：“不，不，夫人。看一眼就足够了，那么再会。”
记录很快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让两个年轻人带来绳子和棒子，将绳子缠绕在马克的头上，用棒子拧绳子，直到斯米顿说出了我想听到的话。
涉案人员很快被捕，包括王后本人，她被带到了伦敦塔。
1536年5月17日，安妮看着她被认定的情人，共五位男人送往刑场。安妮在两天后被处死，死亡前非常镇定。从头到尾有尊严的举止，让围观这位“贱人”的民众心生敬意。
巧的是，我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在她的头被刽子手举到空中时，人们惊恐的看见她的眼睛和嘴唇还在动，仿佛默默地祈祷。
1540年7月28日，我转身向行刑人说：“恳请你如果可能的话，一刀砍下我的头，这样我可以少受一点痛苦。”可是，我的头至少被砍了三斧头，头和身体才分来开来。
两个时辰后，我的脑袋被钉在伦敦桥的长钉上，眼睛盯着城外，注视着那些日日夜夜想着荣华富贵的人们。
我曾说过：“我的葬礼最好不要有任何世俗奢华”。这个愿望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