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注定是个难忘的年份。因为，我，一个农村小伙，从此蜕变成为拥有“非农业”户口且有了梦寐以求的工作——虽然这工作现在许多人还是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城里人”。
我的欣喜自然是难以言表的，因为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农民的子弟，祖上既无铁书丹帛之功，父辈又无寸官之冠，上不了“923”厂（现在的石油钻探、采油公司），也无望去任何厂子，那时的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营的，而一般招工都是招非农业户口的。这就意味着，我，以后就和城里人一样地不管刮风下雨，无惧虫涝灾害，遑论日出日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每月的三十斤粮食，更是有着70%的细粮。虽然工资是37块钱，也总比一个农村壮劳力干一个月的建筑活还多7块钱（那时的壮工基本上工资一样——一天一块钱），作为大学毕业生，这个工资待遇应该是处于当时上班人员的中等了。
关键是：我们的身份变了，随之的政治地位也会改变了。
可是，当我欣欣然的情绪还没有从沸点落下，却开始了如履薄冰的日子。
1984年的春节，应该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段，因为我刚上班，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因为我有可以的工资；因为我是在县里的最高学府上班……自然走亲戚串门的差事，理所当然的落在我的身上。当然，我也乐意借此去“风光”一番。
正月初四，白天去的第一家是一个表姐家。她婆家是一个大家庭，作为长房的他们，迎来送往、招待客人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就坐了满满两大桌人。我是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自然懂得长幼有序、谦和待人的道理，更懂得：自己的言行，往往不是代表着自己，而往往代表着家庭的教养和声望。在一一打过招呼后，在按辈分长幼选定了座位后，在一一为人们分发了杯箸之后……终于坐定，开席。
或许是自己的表现不错，抑或是年轻 ，穿着当时时髦的绿“的确良”军褂，深咖色“筒裤”，一双黑色“三接头”皮鞋，一头不太凌乱的黑亮的“一边倒”头发——这打扮是稍稍有点“出众”的，自然也就引得众多人与我攀谈。在交谈中，我也逐个了解了他们的不同身份、地位、收入情况、个人爱好等等。在谈及我的工作时，人们的反应瞬间五花八门起来，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淡定从容，有的羡慕于面，有的 流露出鄙薄的神情：“喔，教师啊？照供销、粮食、商业部门差远了，没求头……”顿时我脑袋一片空白——自己以为自己以为的就是自己以为的，可事实是真是自己“以为”的，在别人眼里是什么角色，还真的好好调研调研，否则真是死得很难看却不自知。但初次见面，就这样当众打脸——虽然他说的是实话，但往往伤人最深的就是实话，特别是不分场合的实话。自古以来，面子是中国人的特产，“宁丢里子，不丢面子”的现象俯拾皆是。虽然年轻，但“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我是知道的，绝不可就此忍过。于是我就微笑着对这位对教师有想法的仁兄说：“看来这位哥哥应该是供销、粮食或者商业口上班的了，请问尊姓大名啊？交个朋友，说不定哪天就求到你门下了。”
“啊，我哪上什么班啊？我就是一个农民。”
“那听你口吻，应该家庭有这方面的人了？顺带问一下，我正想买一辆自行车，不知哥哥能想办法弄张票（那时买什么东西几乎都用票）吗？”
“别开玩笑了，我都愁着买自行车弄不到票呢？”
我冲他得意地笑了笑说：“我这个当老师的还真能弄到票，我没有求头儿，但我的学生家长有求头儿，正好有个学生家长是商业局长，看我骑的新‘飞鸽’车子了吗，就是托他搞得，要不改天你去找我？”
“行，到时去找你。”
我冲他点点头，笑了笑，把一块炸咸鱼塞在了嘴里——啧啧，味道不错……
从此事后，我的反应变得越来越木讷了，行为更加小心翼翼了，时常提问自己：你是谁啊？你能干什么啊？
生活中，我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可是，我上班才半年啊！这冰啥时变厚或者融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