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渐近，回乡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也经常回去，然而因为过年，回乡的气氛也有些不同往常。
前几日，就张罗好了父亲让我采购的物品，大大小小塞满后备箱。年的记忆里，“采购”作为年前的一部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里有着难以忘记，却可供一生回味的饱满和欢愉：穷困的时代，但依然不乏充满兴味的集市，各类菜蔬、瓜果，红对联，新衣裤，祖父爱喝的黄酒，祭祀的物品……一样都不能落下。父亲早早在纸上记下了，临近过年的某一天，我便跟着父亲一早出门，路途远，加上东西多，往往要辗转一天才能回家！回村的路上，三三两两都是肩挑手扛备办年货的人。他们的口袋也许并不饱满，但脸上的兴奋和期盼是真实而饱满的。那样的场面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是乡土中国一桢动人的剪影。如今，这剪影早已被一路的车水马龙所替代。
到家，父亲去了外婆家。
说是外婆家，其实两年前外婆去世后，老屋里就只有七十岁的舅舅独自生活。父亲去，一来给他带点过年的东西，二来也是去祭祀外婆。
母亲搬来了火炉和一些吃的，我们在阳光里坐下来。故乡于我是熟悉的，然而每次回来，也总是吃一顿饭就离开，像个匆忙的观光客，有多少时间会在故乡的内在里沉潜下来呢！
母亲陪我坐着。
她在年前其实是难得空的。每次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父亲和她就开始忙碌了。打年糕、做糖、做豆腐、杀鸡鸭，采买各种食材，塞入巍峨的冰箱，使之愈加满满登登。其实每一年，这些储备的食材都用不完，常常到清明节还有一部分塞在冷冻室里。
有时想，父母的这种“年前忙碌”大概也是父辈们在乡土失序的今天，对农耕文化质朴民俗的一种坚守吧。他们坚守着他们生命里（也是我少时记忆里）佳节的景象，跟时代无关。跟物质便利充裕与否无关。同时，节前的忙碌，也令他们延长与放大了节日的愉悦。平日里，儿女各自成家忙碌，乡村寂寞，最大的娱乐是看电视、喝点酒，侍弄菜地和鸡鸭。而年节来了，各种食材准备起来，可冲淡平日清冷，使这愉悦来临得更早，酝酿得更浓。
我和母亲细碎聊着。闲散中，无所住心。消磨一个上午又或一生也似可以。这是乡村的好。
虽近年节，村里依然空荡。
平日里，因为村里建了民宿，尚有游客来去，听到一些热闹的声响。而现在村庄更为寂寞。听母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哪家老人怕这个年要过不去，哪家过年跟儿子去城里过（事实上父母过几天也要去杭州过年）……儿时记忆里，临近年节，总有几家的录音机放着高分贝的越剧或是流行歌曲，早早就把年味酝酿起来了。现在，村里人大多抛井离乡，举家搬迁到外面去。几百年来，乡村人口附着的土地之上，更多人像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他们选择漂泊和离开，或者选择了在更多不再根植他们姓氏的地方生长。“土地”，不再是万有的根，也不再是万有的真理。
父亲回来了。母亲去准备祭祀的饭菜。这也是我今天回乡的重头戏。母亲说，这是要和先人们一起吃的年夜饭。
丰盛的饭菜很快备好了。清淡味美，自家做的豆腐、肉圆，曾祖父喜欢的红烧肉，爷爷的酒，光是主食也有好几种，年糕、盖红印的馒头，还有软糯的八宝饭（要是清明，必添一份曾祖父喜欢的红烧泥鳅）。这满满的一桌，对我已故的亲人们，大概算得上圆满了！而此刻，平常食物，因为一种仪式，于我竟也变得庄重起来。
生活里，大概有些仪式是必需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心理锚定，让我们把一些日子与平常日子区分开来。让人觉得——“生活值得我们这样庄重地对待”，庄重地对待家人，也庄重地对待自己，像我父母一样，在兴兴头头的忙碌中为一家人准备一个丰盛的年。像每年的过年，当“春晚”已开始被批为“价值空洞”也还是要看的，那已成一个守岁仪式，等十二记跨年钟声在焰火腾空之际响彻。
返程，母亲给我张罗了一堆东西带上，有自己做的冻米糖、豆腐，也有自家打的年糕——大概当有些食物进入一种仪式，味道与否是不重要的，它首先是乡愁的符号。
有时我在想，到了儿子这代，还有真正的乡愁吗？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去过很多地方，乱花渐欲迷人眼，一切有美景美食处皆爱，都可把他乡当故乡。村庄原本于他们已经模糊，而当故乡的味道也在舌尖上冷却，除了亲人的坟茔，他们还能把什么当作一次返乡的深情洗礼？
哪怕这个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他的生命有着那般忠诚而丰厚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