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必有事焉，一定是有具体事，在从事具体事，而不预期其效验，（正，是预期其效果）只是勿忘勿助，不拔苗助长。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加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你来信说：“要得真知，必须要有行动实践。没有行动实践，就不能说是真知，这是告诫学者要切实躬行。我觉得，您的知行合一之说，说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如果您非要说行就是知，那恐怕就有点过了，误导学者专求本心，而忽视了事物的道理，必然会有不明白，也不理解的地方，这难道是圣人制定的知行并进的既定方法吗？”
知达到真切笃实之处就是行，行达到明觉精察的境界就是知。知行工夫本来是分不开的，只因为后世学者分成两截用功，失去了知行的本体，所以才有知行合一，知行并进之说。真知就是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真知。就像你信中说的“知道是食物，然后才去吃它”的例子，前面我已经讲解过了。这虽然是补救时弊才这么说的，但知行的本然状态就是如此，并非出于自己的私意，故意立说，来达到一时的目的效果。
至于你说的“专注于探求自己的本心，而不顾事物的道理。”这种情况，恐怕正是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了。事物的道理，正是在自己的心里，不在心外。在自己的心外去求事物的道理，那是求不来的。如果遗弃事物的道理去求本心，那本心又是什么东西呢？（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之说，就是在事事物物上格正自己的心，诚意正心。）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天命之谓性，天命在人身上叫性，在事物上就叫理。因此，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有孝敬父母的理，没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没有孝敬父母的理；有忠君之心，就有忠君之理，没有忠君之心，就没有忠诚之理。难道这道理在心外吗？朱熹说：“人所学习的东西，无非是心与理。心虽然主宰身体，而实际统管着天下万物之理，理虽然散见于万事万物之中，实际却只在人心之中。”在这讲述心和理，一分一合之间，难免误导后学者将心和理分为两边来看了。才有了后世所谓“专注于本心，丢失了事物的道理”的毛病，这正是因为不知道心就是理。在心外探求理，才会有不明白，不理解的问题，这正是告子“以义为外”的说法，也是孟子为什么说告子不懂得义。
孟子对告子这段批评，在《孟子》里。告子说：“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就批评道：“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因为认为义在身外，所以做事风格就是“义袭而取”，去干一件义的事，要取得某项成果；认为义在身内，做事风格就是“集义而生”，无时无刻不义。如果你在心外求一个义的道理，做一件哪怕大仁大义的事，但“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有一件事内心有愧，你的气就馁了。一定是义在心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必有事焉，一定是有具体事，在从事具体事，而不预期其效验，（正，是预期其效果）只是勿忘勿助，不拔苗助长。
王阳明接着说：心就是一个整体，就其全然充实着恻隐之心而言就是仁，就其处事无不得宜而言就是义‘就其条理清晰而言就是理。孟子说，不能向心外求义，难道能向心外求理吗？向心外求理，就是将知和行弄成两件事了。向心中求理，正是圣人之学知行合一的教诲，你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呢？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