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的童年，是那个在沙滩上用手指画字的孩子，就像人类文字形成的初始，先人用小木棍小石子在壁上划着，或用青铜在石头上刻着他所看到和想到的那些图画似的标记。退潮后的一大片沙滩成了我的创作园地，我就蹲在那里画着。这像是记忆又像是个重复出现的梦境。前后左右，画的都是我心中的字。这是独属于我的字，别人看不懂，便说它们不是字。有钱人家的孩子三四岁就开始吟诗作对，而我五六岁跟着姐姐上山搂草、拣粪，下田捡漏儿、拾麦穗、拔麦子、栽地瓜；春天刨地，秋天背庄稼，夏天赶海儿。姐姐也教我用麦秸编草帽辫儿和小动物，三股，四股，甚至八股，编出各种图案；用玉米皮和蒲草编坐墩、扇子，用花草制作染料，染上红绿黄各种颜色，煞是好看。偶尔，她也陪我玩过家家，抓石子，踢毽子，打懒儿。后来看电视，才知道打懒儿在老北京叫打尜尜。四五厘米长的粗木棍，下半截削成尖的，在尖端打进一个钢珠，上端平面可以贴上彩纸或画上彩圈，这就是尜尜。做一根鞭子，鞭绳绕在尜尜上端，左手拿着尜尜，右手用力拉鞭杆，同时把尜尜放在地上，它就旋转起来，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下尜尜给它加速，不让它偷懒儿停下来。谁让它旋转的时间长，谁就是赢家。我可是打懒儿的高手。但姐姐没有教我识字。我心里的字，塬，橡树，风，日头……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知道是它。但别人认得的字我不认识。别人能上学我却不能。

我和姐姐一起到海边赶海摸蛤儿。

姐姐比我大十岁，我是她的小跟屁虫。我跟姐姐去塬上掰玉米，掰完一条垄，把棒子堆在地头。你在这儿看着，姐姐说。等她掰第二条垄回来时，看见我躺在棒子堆上睡着了，叫也叫不醒，只好背着棒子，抱着我回家。端午节，姐姐和村里的姑娘们去东河里洗澡，我也闹着跟去，那年六岁。你在岸上看衣服，她吩咐我。她们自顾自地下水里嬉戏去了。我守着衣服，脚不知不觉移动到水边，一滑，掉到河里了。姐姐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拖上岸来。你揪得我好疼啊！我大声抗议着用双手捶打她。姐姐没理，脱光我的衣服，拧干，摊在灌木丛上晒。有一年母亲节，母亲已经去世了，我想母亲，就给姐姐打电话，说起了这些事。电话那边的姐姐说：那些事，你都还记得呀。

孙家滩到西海有一里多地，上百米泥滩上都是人工围成的一个个方池子，里边灌满海水晒盐，晒成的盐用木杷推成盐堆。我挎着小竹篓，挽起裤脚，迈着小碎步跟着姐姐。退潮后的沙滩上会有一些小洞，掏下去就是一个蛤儿。不时有小洞冒水泡，用手指一抠，是个小沙蟹。开始涨潮时，海浪会把沙中的蛤儿卷上来，走在浅水的沙滩上，不时有东西硌脚，伸手到沙里摸，手指触到比沙子大的，挖出来就是蛤儿。有时一把还能摸到两三个呢。摸着蛤儿都忘了时间，海潮涨得好快，人们都往岸上跑，我个子小，跑不快，眼看潮水没过我的小腿，我吓得哭叫：姐姐！姐姐！她回转身，一把抄起我扛在肩上跑离大海。海水抚摸着沙滩，抚平我们的小脚印。我在沙滩上画字给姐姐看，海水来了抹去一些，我往后退退，又画一些，直到海水掩没了沙滩，才无奈地站立起来。涌动的海水红缎子一般铺到正落下的太阳跟前，那是海天最辉煌的景致，是太阳落幕前铺设在海面上的道，跃动的金色曜晃着迷一般诱人的光彩，我好想踏着红缎子从上面走过去，找回那些被海水带走的字。

姐姐要去集市上卖蛤儿。我跟你去，我恳求姐姐。今儿不行，我赶时间。她干脆地拒绝了。我要闹。母亲坐在门口掰棒棒儿，说：艾子不去，我讲故事给你听。母亲高鼻凹眼，和照片上的姥姥一个样，长得像外国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过，在山东的长岛发现了六千五百年前古人类遗骨，基因检测，有的基因片段和欧洲高加索人相同。母亲曾经说过，威海有高加索人。说不定我的先人是高加索人。也许几千年前山东半岛和欧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高加索人那时来到中国山东。母亲有一套制作饽饽的五福、莲子木模，后来从威海带到北京，一年中只有过小年时她才拿出来用。先发面，然后揉面，我喜欢在一旁看母亲神情专注地揉呀揉，肩膀、手臂和手腕很有节奏地运动。终于可以扣模了。我帮着扣模，莲蓬形的，蝙蝠形的，梅花形的，满满一盘，再给每一个饽饽点上艳艳的红点儿。整个制作过程都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最享受的是在母亲笑盈盈地端出腾着蒸气与麦香的饽饽时，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抓上一个。六岁那年端午节，除了煮红蛋，门上挂五枝艾草，母亲还给我做了一件银红花色的小袄。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所以节日前一晚定要穿着睡。朦胧中，似乎听到母亲和姐姐低低的说话声，隐隐的笑，惺忪睡眼看灯光下摇动的暗影。仿佛是在梦里，一道道彩虹环绕着我翩翩起舞，后来变作五色丝线系在我的手腕上，我心里甜甜的，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还记得梦里的彩虹，抬手看，手腕上真的系着五色丝线呢。我快活地跑去找姐姐，举起戴着五色丝线的手腕给姐姐看：姐姐，你看，这是彩虹变作的五色丝线。姐姐大笑。母亲也在一旁乐。母亲平日里沉默寡言却极擅长讲故事，她讲的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我最爱听母亲讲故事，急忙搬张小板凳挨着母亲坐下。

日本军进占威海卫那年，你姐四岁，还没有你呢。咱们家在谷家疃北山坡上，还记得吗？山下边有个山口子。鬼子就在那道边修了半人多高的掩体，派兵昼夜把守。过往山口的，不时有人被刺刀拦住，鬼子掉过枪把乱杵一通，若稍有反抗，便被怀疑是游击队，当即刺死。

你乡下表姨生了个娃，第二天，你姨夫进城向他岳母报喜，也许是他满脸的喜气让鬼子犯了疑，硬说他是游击队，你姨夫比手划脚说的鬼子没听懂，被一刀刺在胸上，他张的口还没闭上眨眼就撒手了，鬼子蹬了一脚，他才倒下去。你表姨得信儿，下身血流不止，也死了。

母亲掰棒棒儿的手一直没有停。我害怕地靠近母亲，侧过头瞧着她的脸。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鬼子岗哨经常丢，都是游击队整的。掩体改成水泥地堡还是丢，后来又加了双岗，两个鬼子还不敢呆在地堡里，打杀的事这才少了。咱们家门口种着棵老梨树，那时常有老人在树荫底下下棋。有时，鬼子凑到下棋老人背后，老人们不动声色，三下五除二结束战局，抄起小板凳，散了。你冬姥爷的腿是甲午海战时被日本鬼子打的，连日本小鬼子带汉奸他骂了几十年，恨得牙齿咬得嘎嘎响。我和邻居几个姨就坐在梨树下做针线说话儿，你姐蹲在一边玩抓子儿。鬼子脸上堆着笑凑过来想搭讪几句，女人们便低头飞针走线，不再言语。你姐胆儿大，瞪眼瞅一阵枪刺，接着玩。我瞪大眼睛，听得入神，对姐姐佩服得很。

一天，我领着你姐从山下姥娘家回来。一个年轻的鬼子哨兵挡住门，从军装里掏出个扁盒子打开，里面是红红绿绿的糖块。他把盒子递到你姐面前，你姐躲到我身后。他拿了块糖自己吃了，又要去拉你姐的手。我赶紧搂过你姐挤进门里，那时你爹已经病了在屋里躺着。

我听得心都纠在一起了，紧张地盯着母亲。

晚饭后，我在灶间拾掇，忽然听有敲门声，停停又敲。我不敢开门，进里屋看着你爹。敲门声急躁起来，你爹示意我开门。是那个年轻鬼子，他挑开门帘跨进里屋，一股冷风几乎扑灭炕桌上的油灯。他握着枪视屋一周，看着你哥和姐睡着的炕铺，我赶紧站在他们的炕前挡住他的视线。他最后盯住躺在炕上的你爹。你爹沉着地从枕边摸出个药瓶递过去，他看了又看，还给你爹，随后脱下大衣，从大衣兜里摸出一粒钮扣在脱落处比了比。你爹示意让我接过来，我不动。你爹就自己挣扎着坐起，边戴眼镜边对我说：拿针线来。那鬼子突然用中文说：你躺着，我会的。他从我手里接过针线笸箩，在咱们家那幽暗灯光下，在笸箩里翻拣适用的线，然后穿针引线。

我一直盯着那鬼子的手，他的针线在扣眼间穿行，动作利索，轻巧。他缝好停住针，打了个结，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我是个裁缝，父母只有我一个，我还没娶媳妇。说着抬起头瞧一眼我和你爹，眼睛就怔怔地盯住了灯火，眼里似乎还有泪光闪动，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出发的时候，母亲哭得昏倒了。我怕再见不到父母啦。他的声音嘶哑，咧着嘴像个忍不住痛的孩子，不知是哭还是笑。来中国四年了。在东北冻烂了脚。我不愿打中国人，可是子弹打不完，官长会杀掉我们。官长派我们给中国孩子糖，中国孩子统统不要。我和你爹像北山上的石雕像，不动也不说话。他自己哽了好一阵，然后从针线笸箩里取出小剪刀剪断线，穿好大衣背上枪，犹豫了一下，又解开大衣扣子，从军服上兜里掏出一个白色的纸包，小心打开，抻出一条红色的丝带。他探身把丝带横放在熟睡的你姐枕头上，轻声说：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孩，我喜欢她。说着伸手想去摸你姐的脸。我赶忙侧身坐到炕沿上，挡住了他的手，顺势拈起丝带放在他手里。他怔怔地看看我没有说话。最后收好纸包，低头跨出门槛。从此，再也没看见这个鬼子。

转年梨花开时，传说鬼子要跑了，也有说是往昆嵛山扫荡。一天小雨乍晴，我推门，忽见梨花中开了一簇红花，近前细瞅，是朵红绸花。我轻轻一拉，两端脱结垂了下来，竟是那条红丝带。那一阵子，那条红丝带就一直挂在树上，山风吹拂，红丝带在梨花间飘绕。几场梨花雨，红丝带褪成了梨花色，最后被日夜疯长的梨树叶子淹没了。

母亲讲故事的话语声犹在耳畔。记得母亲讲过的许多故事，有些是小时候在威海那边听到的，更多的是我生病后与母亲朝夕相处的十七年里母亲陆陆续续说的。但母亲不提父亲，即便我问起，母亲也不作回答。我对父亲只有一些零散的记忆。一年腊月，天蒙蒙亮，母亲上河洗衣。用棒槌砸个冰洞，她说水是暖的。洗好一件就晒在丛树上，待全部洗好后再将衣服收进篮子里提回来。那次母亲进屋时很兴奋，脸红红的，话也说得特别多。她张开手掌给父亲看：我收拾衣服时忽见雪地上有个黑点儿在动，捡在掌心细瞅，是一只苍蝇呢。你瞧，苍蝇也进化了，腿上长了黑毛毛，难怪它能过冬了。那年冬天下了好大的雪，早晨推不开门，母亲和姐姐使劲推搡门，只推开了一点儿缝。父亲说，铲子伸到外边挖。母亲和姐姐一边挖一边推，终于挤出人。她们又往邻居家帮助挖，邻居出来后也往另一家邻居开路。我可高兴了，在雪地打滚，在大家的脚边钻来钻去。大伙儿说说笑笑，头上冒着热气，全不顾风雪交加。

记得在谷家疃，我们住的是北山上一幢面海的小石头房子，离海边不到百米。北山就像母亲瘦弱的臂膀环抱着海湾，北山坡就像母亲青筋毕露的手背。大约三岁时的一天，我站在父亲躺着的炕上玩一个大鹅卵石。它是灰色的，像父亲的拳头那么大，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似乎可以打开。里边会有什么呢？我很好奇。抠呀，掰呀，倒腾了不知多长时间就是打不开。我愤怒了，往炕边铁窗棂上砸。砸了几下，忽然见到窗外邻人家屋顶上有一道亮光，比窗旁的梨花更白。我抱着鹅卵石扶着铁窗棂爬上窗台，啊，层层屋顶的上边，一片刺眼的亮光，像打碎的镜子挂在天边。一只白色的帆船，像被镜子碎片刺住了一动不动。船的前面有一个蓝色的小岛，像天空中张开的手掌，准备接住那只小船。是大海。与我后来和姐姐一起踏入的海完全不同，它令我惶惑得有些晕眩。眼睛被亮光刺得想哭，却深深被吸引，紧紧盯着那无数一闪一闪的光点和那只依然不动的小船。小船，你走呀，使劲儿走呀！我抓住铁棂的手替它使劲儿。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铁棂外面的窗台上了。哦，怪不得离大海这么近了！可小船儿呢？它看似很远呀。它是要去那小岛吗？怎么总也走不到呀。别掉下来！别掉下来！父亲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很长时间，记忆中父亲的影像总是模糊的，我看不清他的脸和他的身子。我非常专注地想要忆起父亲，却只看到一张五官模糊的泛白的脸。想起父亲，隐约地心里一阵躁动，心中父亲的影像与恋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想着恋人的时候，眼里浮现的是父亲，那张永远也不能靠近的不清晰的影像。小船还没有被大手接住，我也无论如何钻不进铁棂。先把头钻进来，父亲说。果然，头钻进去后身子也进来了。有一年二哥回威海后来看我，说改革开放后威海变化很大，很多地方都认不出了。我问，那个岛子有没有开发呀？应当是很好的旅游资源。你说的是刘公岛？不是，我是说从我们北山家就能看到的那个小岛子。二哥一脸纳闷，哪里有什么小岛子？！老四，你是做梦吧。我愣住了，谷家疃留给我的记忆，就是远远望去的那片海和海上的那个蓝色小岛。小岛与父亲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如果小岛子只是梦，那么这一段的记忆也是梦？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被剪掉了，就像电影公演前被剪掉的不适合放映的内容。我的生命中，那被剪去的是什么？为什么被剪辑？这是令我非常纠结的事。

后来从群昭表哥寄来他写的家谱和哥哥姐姐平时的叙述中，我对家史才有了一点脉络。

我的家乡威海卫，就是现在的威海市。威海卫这个名字始于1398年，明朝防倭寇侵扰设驻兵守卫，为威震海疆取名威海卫。祖上应当只是那个滨海小村的渔民，或许也曾参加过抗倭，但已无从考据。祖父是孙家滩的乡绅，有几块薄地，能供父亲到北京读书。父亲孙初逢，字路明，号佐临，生于1901年。高中毕业后回威海卫，被敬业小学聘为高小教员。敬业小学是戚家疃秀才戚廷楷于1912年创办，位于天后宫。戚秀才爱惜父亲一表人才，勤奋努力又有新思想、新文化，便由他作媒与书商谷钧仕之女谷育秀成婚。姥爷钧仕是谷家疃人，当地的开明绅商，他父亲和长兄都从事教育事业，大姥爷钧结还是威海卫新教育倡导者之一，因此母亲和家中几个姐妹都没有缠过足，并且都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不幸姥爷早年辛劳过度，在我母亲才三岁时就撒手西去，由姥姥一人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二姥爷钧价接手书摊经营并不断扩大规模，成为威海卫最大的书店，维持家庭稳定经济收入。二姥姥没有生育，又早逝，因此二姥爷把我母亲兄妹三人视为自己的孩子一般抚养。戚秀才的长女戚竹生是我的妗母，1914年嫁到谷家。当时威海卫被英国强行占为租界，舅舅源琛由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的安立甘堂高中毕业，又到烟台益文英文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英属威海卫公署当翻译。

父母于1921年结婚，那年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八岁。婚后住谷家疃北山，离姥姥家很近，距离学校也不远。次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国奎，就是我的大哥。又三年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国政，是我二哥。父亲积极参与向政府请愿，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一家人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对付简单生活却也是衣食无忧。对于父母，那应当是一段很甜美的生活。不料，父亲二十八岁那年得了肺结核病，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不治之症了，除了服用一些中草药外主要靠卧床静养。四十多天后肺结核奇迹般痊愈，但他的两腿却瘫软且不能伸直，从此再也无法下床行走了。父亲生病后，家里失去经济来源，全家生活都依靠祖父和母亲娘家支持。第二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我的姐姐，取名桂枝。三个孩子都住在姥姥家，与舅舅一家生活在一起，母亲则陪父亲住北山上养病。舅舅、妗母待哥姐亲如己出，和表姐希哲表哥群昭一样念书受教育。

1930年10月威海卫收回，英国人全部离境。靠翻译谋生的舅舅无事可做，被编入法院当了一名书记员，收入比较过去骤减，家庭入不敷出。因工作不顺心，家庭经济压力大，身体日渐不好，终于1934年去世，年仅三十七岁。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的第二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大举入侵中华。1938年威海卫再次被日本侵占，这是威海卫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又一次被日本践踏。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物价飞涨，二姥爷的书店经营不下去了，压力之下精神错乱，第二年就去世了。母亲娘家已无力再支援我父母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迫于生计，父亲托朋友送大哥到大连客栈当学徒，接着又托邻居将二哥带到天津当杂役。瘫痪在床的父亲心痛母亲的辛劳，对母亲说：再生一个吧，好给你们娘俩当个帮手。于是又有了我，那年父亲已经三十九岁，母亲三十七岁。我出生于1940年6月3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母亲说：快到端午节了，就叫她迎艾吧。在威海卫，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天不亮人们就到山坡道边拔艾草，然后与桃枝、柳枝一起挂在门楣上，用来避瘟疫。直到我进北京上了学才用上孙恂这个名字。

1943年祖父去世，祖母做主，给父亲和两个叔叔分了家产。父亲分到两个老祖居院子：北院临街三间瓦房，南院五间草房，一块长条空地可以种点菜。十几亩地：二亩菜地，三亩东河滩沙地，四亩塬上地，以及七亩西海盐碱地。我们从谷家疃搬回孙家滩村，全家住三间临街房。那些年抗日战争，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威海卫与各大城市间通讯隔绝，两个哥哥音讯全无，情况不明。我们的生活只能从地里刨出来。可父亲卧病在床；母亲是城里人不懂农事，只能硬着头皮学着干，从那时起她便患上胃神经痉挛症，疼时呼天喊地满炕打滚；十三岁的姐姐辍学回家扛起农活；我从三四岁起就给姐姐打下手。母亲、姐姐再加上我也顶不过一个全劳力，我们只能将多数的地租给别人种，微薄的地租贴补家用。直到全国解放，音讯复通，才知道两哥哥都在北京也各有了工作，哥哥信上说让全家搬迁北京。可就在这一年春末，父亲感冒咳嗽得厉害，大约是得了肺炎。家里没有条件请医生。一天，父亲以斧子击首自尽了。

群昭表哥对我父亲的死只这么一笔带过，我读时心痛泪涌不能自已。我很想写信问表哥，很想问母亲，问姐姐哥哥，问他们父亲是怎么死的，问有关父亲的更多的事。但我没有问，父亲是我们全家人的集体禁忌话语，问了他们也不会说。我无数次问自己，父亲是怎么死的？那时我已经九岁了，为什么有关父亲的事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很久以后，我学习了心理学，知道童年痛失父亲这样的重创已被压抑到潜意识区域，直到通过自我催眠，才找回了那些被剪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