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东北小城呼兰城的风土人情，真正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地百姓的生活，那里的人善良却愚昧，可恶却无辜，那片土地上飘荡着无知和愚昧，也充满了苦难和悲凉。
整本书除了第二章“我家的大花园”外，其余六章的字里行间无不反衬着当时的社会环境，透露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人们的愚昧观念。
第五章写团圆媳妇。开头是这样描写的：“团圆媳妇，不过就是一个小姑娘，她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
隔院的杨老太太说：“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才不害羞呢！
邻居左右因此又议论起来：“早就该打，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的笔直，走起路来走的风快。”
老厨子说：“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咕噜噜的转。”
姚二伯说：“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
我问她十几岁，她说12岁。她说：“她们看我长得高，说12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14岁的。”
我说：“你到我们草壳子里去玩吧？”
她说：“我不去，他们不让。”
就是这样一个才12岁的小姑娘，一个阳光可爱，天真爱笑的小姑娘，在今天看来这就是一个可爱正常的小姑娘，但是在那时人们的眼里，她处处都不对。她的爱笑，她的纯真，被当作不知道害羞，不成体统，媳妇儿不像媳妇儿。
封建的家庭观念，三从四德，女性的卑微观念，让一个正常精神正常的女孩，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最后在她家婆婆和众人偏方的“关爱”下，活活地被折磨而死。她本来没有病，被婆婆请来了跳大神跳出了病；被人用开水烫了三次，按着头在开水里烫，被烫死……
有二伯，从20岁就来到我们家做仆人。他盖的被子棉絮往外面流，像几个省的被隔开的地图，一块一块的。他居无定所，每天会卷着铺盖到地户人家借居。
穿的衣服是从祖母压箱底箱子里边找的，不长不短的宽衣大袖，前面还有几个铜钉。有人说他穿的，“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的，也不知道像哪个朝代的人”。但是，刘二伯听到了只是呵呵一笑。
显然，任何苦难都不能让他害怕。真正让他害怕的是两个字，有二伯每当一听到这两个字，比见阎王更坏，就哭了起来。他说：“可不是么？死了连个添坟上土的人都没有，人活一辈子，是个白活，到了终归是一场空，无家无业，死了连个打头打灵头幡的人也没有。”
有二伯最害怕的就是“无子”，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定要有孩子，否则人生就不圆满。
呼兰格城充满了悲悯情怀，但是这里也是萧红唯一的心灵慰藉之处。这本书在开头写的是呼兰河城的严冬天“大地被冻裂了口子”，冰天雪地的冷的情景，处处一片寒冷，悲凉。但到了结尾，却写道“冯歪嘴子儿子的俩儿子一天比一天长大了，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去饮水，小的会笑，会拍手会摇头了，而且小白牙也长出来了。微微的一咧嘴，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
开头写到这座城的冷寒，结尾写的是小孩子的笑。这笑让人读来多少有点温暖，这笑里透出里胡兰城人们坚韧的生命力，让我们看到一丝光亮，带着新的一代对未来的希望。这里是萧红心底对自己故乡最温暖的回忆，对故土的深情告白。所谓“我看透了整个世界，但我依然爱它。”
萧红生于1911年哈尔滨呼兰区原名张迺迪，幼年丧母，婚姻坎坷。长大后背井离乡，1942年因肺结核和恶性器官扩张在香港去世。悲苦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用这部伟大的小说，深情的回忆了自己故乡的童年。
这本书处处充满着悲悯的情怀，亦是一部诗画的小说，采用儿童的视角，让人读起来哀而不伤。
呼兰河虽不是回荡着悠扬牧歌的静谧田园，但那里的一缕缕炊烟却是寂寞女子心底仅有的一点温暖与归宿。小说写了，人物却没有主角；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七个章节看似独立，却又浑然一体。萧红已成熟的艺术笔触，造就了她的自传体小说的巅峰之作。那些字句最平常不过，却能在人心里一点一点的拭出一个大坑，令人空空落落的，只想落泪……
萧红的呼兰河传，1937年在武汉动笔，1940年在香港完成，对呼兰河城的散落追忆植根于萧红在寂寞中道出的言说。这种言说塑造了肖属于萧红个人的新方言。 ——文贵良
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后进去潜水湾她墓碑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
——金庸
斯人已去，留空城；星光斗移，唱新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