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在北京的黑洞网吧看完了《牧枯岭少年杀人事件》，那部影片记录了八十年代台湾的忧伤表情和残酷青春。
2003年，我蜷缩在被窝里看完了余华的《现实一种》和《鲜血梅花》，还有苏童的《城北地带》。我仍然陷入余华用暴力和鲜血构筑的极端世界无法自拔，余华带给我的惊悚是持久的，同时我也佩服他的零度叙事。而苏童吸引我的则是他忧郁的诗人气质和他笔下弥散着堕落气息的南方世界。
这些小说和电影有着一些共同的主题，关于青春，关于忧伤，关于残酷，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荒谬。
2004年，我在湖南永州经历了一场我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酷暑,在这段酷暑里,三年来积压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实验体小说《我的荒谬今生》。这是一部年少轻狂的我向余华致敬的小说。一本把鲜血、死亡涂抹在雪白的墙壁上的小说。似乎太残酷了，我不忍，但我却很无奈，世界充满了荒谬感，我心了也充满了荒谬感。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把献血、死亡这些极端残酷的东西披上了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这层面纱是由忧伤编织而成的。
2004年的酷暑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极端梦魇，在这场梦魇里我由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带有叛逆性格的血性青年。我以少年忧伤的目光图解成人世界的现实和悲哀。在那个偏僻而充满诱惑力的藕香村，遥远而似乎近在眼前。藕香村的那些男男女女，那些风俗尘世，那些观念思想，整个的被“我”少年忧伤的目光解构和重建了。玉珠奶奶和爷爷违背人伦的真爱，少年与少年之间的血案，涛哥与无数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以及与“我”似是而非的兄弟情谊，执著追求与无奈拒绝的矛盾，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残忍的、温情的、荒谬的、正常的、偶然的、必然的，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悲伤、悲哀、悲壮的色彩。我企图用重复叙事和极端体验来叩开人性之门。
我像爱自己一样珍爱我笔下的“我”和涛哥，可是我绝然没有想到在他们还没有绝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绝望了。那一次忧伤的西域之旅我的绝望发展到了极端，我想就是这里了，就是西域了。行走在路上，结束在路上，一切美丽而残忍。我曾幻想着有一天我的身体四仰八叉躺在大漠之中，让漫漫黄沙一点一滴地掩埋我。
于是“我”和涛哥都死了，我也死了。不知是逃避抑或是一种背叛？西昔弗斯告诉我，我们的人类和整个世界都在进行着一场荒谬的游戏，人类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不断的反抗荒谬。
我不以为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西昔弗斯那样从反抗中得到幸福，西昔弗斯的反抗是软弱的，甚至是一种妥协，还有比这更彻底更决绝的反抗，那就是死亡。于是那个酷暑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从梦魇中惊醒，我感觉我的心脏被电击了一下，我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晃荡在我的眼前，然而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我感觉到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毕竟是梦魇呵。我为“我”和涛哥他们留下了一大汪泪水，算是一种悼念吧。
阿门！
我解脱了！
一种新生的力量弥漫全身。
小说就这样匆匆收尾，离开阴暗的小屋，在烈日下暴晒了一天，顺便呼吸了一下并不怎么新鲜的空气。我从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回到一个脚踏实地的世界，有点不舍得，有点不适应，但心情却像秋水般的宁静，亦如产后母亲的安详。
好久没有走进阳光了，在太阳底下奔跑了一天，全身上下的皮肤都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晚上洗澡的时候使劲的揉搓，一层一层的死皮就这样剥落了下来，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小说被搁置了一段时间，暂且不想管它，让它沉淀一下吧，自己也想沉淀一下。刚做完一个噩梦，刚结束一场残酷的游戏，现在最重要的是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是否能够出版，只是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仅此而已。
更早的时候，我高二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青春小说。那时很冲动，很真实，傻乎乎地干了一件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也是自己愿意干的。但真实总是被现实所刺伤。当我为我的小说四处奔波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的幼稚。他们说，如果你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我们一定会出你的书，可惜你却是第N个吃螃蟹的人了。当时那种被拒绝的滋味真的很难受，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后来我把我那本小说的打印稿和我的眼泪一起点燃，熊熊的火光使我有一种毁灭自己的快感。我还产生了一个更为极端的念头，我甚至想把我的手稿一起烧掉，但有那么一刻，我想到了母亲和孩子，于是我开始心软，原谅自己吧，我想。最终我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再提笔。
可是我的本性却无法改变。
这部受余华影响的小说可想而知同样被出版社拒绝了。
直到我的处女作《爱在忧伤的日子》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当我再一次拿着我的书稿叩开出版社的大门时，我被接受了。
可是，他们的要求是必须把书名改成《爱在忧伤的日子2》，因为《爱在忧伤的日子》卖得好。这就是现实，很惭愧，我对现实妥协了，同意改书名。
我想，人的一生会做很多妥协的事吧，此时的妥协是为了以后的不妥协。内心有个底线，问心无愧就好。
我知道我做的不够好，但我一定会努力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