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读书不上心，文字亦潦草。每日登记阅读内容，或可敦促自己阅读。将近几日阅读作一记录。

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孙宝瑄出生名门，家世显赫，其父孙诒经曾任清户部左侍郎，其兄孙宝琦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其岳丈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我记得张爱玲的后妈孙用蕃为孙宝琦的女儿，可能就是通过孙宝瑄的姻亲关系而促成的。其日记始于光绪光绪十九年癸已，之后每年一册，直至去世，因为战乱，日记多有散失，现仅存1893至1894，1897至1898、1901至1903、1906至1908十年间的日记。我所读的《忘山庐日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三卷本。现仅读1893年的日记，文词古朴简练，一日几十至上百字，内容无非天气、访友、读书、新闻等等，然无一日不读书。恐是初涉日记，年纪尚幼，故对书籍、时事的书写，仍只停留于外在的描述，而鲜有精辟之见地。与我先前读的张舜征的《壮议轩日记》相比，张的日记已是高明的书论，读之如聆听硕儒讲学授课，受益匪浅。而孙的早期日记只是记录书名，可为普通人作日记之借鉴。

毛子水注释《论语今注今译》。毛子水为我衢州江山市清漾村人，清漾村建有毛子水故居，十多年前，曾因公干前往参观。那时并不知毛先生为何大人物。前几日Y来访，谈起毛子水为当代研究《论语》第一人，遂对之产生兴趣，上网购其书两册：《论语今注今译》和《毛子水文存》。从中获知其为“胡门（适）四大弟子”之一（傅斯书、顾颉刚、杨振声与他）。1913年考入北大，后留学德国，留德期间与傅斯年、陈寅恪、罗家伦、俞大维、赵元任等鸿学硕儒一起切磋学习。回国后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49年去了台湾 ，一直在台湾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即使即休后，也继续受聘两所大学，直到九十三岁辞世。其学术代表作《论语今注今译》，系倾其一生心血，是当今海峡两岸最权威的《论语》注释本之一。他在《论语》的注释中常有自己独到的发明。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般人都将“道”字解释为“真理”，毛先生认为它含有“天下有道”之“道”，亦即“天下太平”，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所期望的就是“天下太平”，唯见太平盛世到来，方能安然合目。如此这般解释，儒者忧世忧民的情怀跃然于纸端。一个读者能将书中文字解读到何等境界，必是其胸怀此郁愤向往，由此我们也可体会到偏居于海峡一隅的毛先生对祖国的忧思忧情。毛子水更让我感兴趣之处是：他是文理兼修的通儒，有人评价他为“在研究科学的人中他的国学根基最好，在研究国学的人中他的科学根基最深”。

毛子水著《毛子水文存》。其文章的特点便是能将繁琐的学术关系，用几句简明之言便能理得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譬如其谈到诸子的重要地位时说：“盖春秋以前，学术犹在王官，思想上还没有放出奇异的光彩；到了汉武帝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像王充那样的人，实不多见！）思想上已没有多大独立自由的风气了。只有周秦诸子，‘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又言“程氏遗书记伊川语去：‘今之学者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程氏的分类与后他五百多年的英儒培根的说法不谋而合。培根以为人类的学问有三大部：一是历史，二是诗歌，三是哲学或科学。历史根于人类的记忆；诗歌根于人类的想象；哲学或科学根于人类的理性。”程氏的三分法也衍生出学者的三途：考据、义理、词章。古往今来，学者易将三者分而治之，轻词章而重学术，轻考据而重义理。毛先生说，人生禀受不同，对于知识的趣味亦各不同，有些人穷年兀兀，考出一事一物的真相，便以为毕生的大乐；而有些人以为非特“六合之外”，不干人事，即“先王陈迹”，亦和人无关，人生应该留意的，只是自家的行为问题。但是如果考据的功夫不到家，义理便成无根之谈。不用现代科学方法得来的义理，是没有价值的。人虽可根据各人禀赋而有所侧重，然过于讲究区别，而自断其他方面的发展，又犯画地为牢之病了。

张洪、齐熙编的《朱子读书法》。此书内容为从朱子的文章及信函中摘录的有关谈读书的片段，并依据言论要旨进行了归类编排，将读书法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大要点。我读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两章。其专就读书病处而论，发人深省处不止一二。今人所犯读书之病，自古人已有发端，只是今人病入膏肓而难自救矣。

近日读《孟子》，觉其比喻形象生动，而朱子谈读书亦如此。譬如其谈读书贪多无益之病时，用园夫灌园来比喻之：“善灌者，随其蔬果根株而灌之。灌溉既足，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担一担之水，浇满园这蔬，人见其治园矣，而物未尝沾足也。”

谈及读书之次第时又喻道：“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便去看史，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陂塘以灌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灌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水亦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