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工作满三周年纪念之时，回顾了下三年的工作经历，算是一种仪式吧，发现可圈可点的事情很多，但我想先从工作中遇到的有趣人开始。
Alice是我一工作就开始接触的工作伙伴，比利时安特卫普省中国事务负责人。第一次见到Alice前，我没看到过她任何照片或是听到过任何关于她外表的描述，只记得电话里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可以自然地表达任何不满和意见。在机场迎接她时，我远远看到一个高个子、瘦削、火红头发、高鼻梁的中年女人，边看边想着：她身上的靛蓝色、连襟粗布上衣可真是好看啊。这时，她已经走到我面前，我连忙不假思索地说：“你是Alice吧？” 她笑着说是。然后给我介绍她老公。这才注意到她牵着一个老头儿，嘴唇和脸颊长着花白胡子、卷卷的灰发垂到肩上，我竟然脱口而出：“爱因斯坦！”他们有点惊讶地笑了一下。大概我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吧。因为负责整个安特卫普省与中国的交流，有时候比利时使馆的事情也要她帮忙，Alice经常往来于比利时和中国之间。加之安特卫普与陕西省30多年的友城历史，Alice经常来陕西出差，有时候会把他老公带上。她工作的时候，老公就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逛，我真担心他老人家那点中文找不到回家的路啊。事实上，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Alice说：“我都不知道回民街有啥吃的，每次都是老公带我去，说哪家店羊肉泡好吃，夹馍好吃，哪家店卫生状况好一些，不用担心拉肚子。”真的比我这住回民街附近2年多的人都门儿清。有一次，她居然告诉我全聚德的烤鸭不是最正宗的，有个叫什么大东的地道些，不过最正宗的还是哪个巷子里的小店（我真的记不住）。真不敢相信我是从一个比利时人口中得知这么实用的吃货信息的。原来，Alice上世纪80年代末曾在北京学习中文，也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中国留学的西方人了，之后在北京工作过十几年，住在北京的胡同里，转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从北京回国后，她一直在安特卫普省政府从事对外交流工作，我一入职就接手陕西省与安特卫普交流，每年与她商讨两省交流计划。有时候在电话里与她沟通（我们发邮件用英文，打电话说中文，因为她说在安特卫普很少有机会说中文，我说那你常给我打电话练中文啊。之后一有事情，她就先发邮件，再打电话，说得很认真、详细、具体。）当我们就某个方案产生不同意见时，她会低声有力地连叫三声我的名字，字字掷地有声，确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这根本不行！”有时候补上一句：我周四下午看孙子，你给我发邮件或语音留言等等。之后，我们内部再根据她的意见修改提出新方案，她还是作类似的反应：“真的不行！”再过一天，我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告诉她最新方案并担心她的一贯反应时，她却毫不反抗地说：好吧，就这样吧。几次之后，我发现这是她的谈判技巧（哈哈）。有一次她带团来陕西，谈到陕西这边与安特卫普交流负责人经常更换，而那边十几年一直是她，我就问：你工作那么久，对中国事务这么精通，按说应该做领导了呀？她说：当领导就是整天开会，没意思，我还是喜欢做具体事情。不过整个安特卫普省只要跟中国有关的事物，十有八九都有她的参与，每次有新省长上台，她会就明年与中国交流的预算问题据理力争，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说服省长批准（他们能很容易见到省长并谏言）。每次她来陕西，都穿一件靛蓝色连襟蜡染工艺的中式衣服，要么上衣，要么旗袍改良的裙子，都那么合体、漂亮，与她的红头发搭配毫无违和感。
Wim是安特卫普大学的中文老师，因陕西省与安特卫普省持续30多年的交换生项目而与他结识。受近几年欧洲经济萧条影响，比利时家庭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Wim每年来陕西，住青年旅舍，亲自跑各个大学、专科学校、私立高校为学生寻找做英文助教换取免费学习汉语的机会。有时候，他还会顺便给陕西高校对外汉语学生做讲座，有一次的讲座题目居然是“中国汉字偏旁部首的词源”，我坐在观众席听得云里雾里，讲完居然很多女学生上前索要邮箱，希望就这个学术问题继续讨论。他几乎每年来一次来中国，每次都在北京呆几天，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古琴老师（那个时候才知道古琴不是古筝！），每次来都要跟老师切磋一番。Wim是个好学生，更是个好老师！
刚工作时，我们处没有学韩语的同事，就把韩国事务安排给了我。韩国友城庆尚北道联系人是个即将步入中年的田女士，我称田老师。田老师中文不错，但语言结构还有韩语思维痕迹。几次联系后熟络起来，她一打电话就先问：最近有啥好消息吗？（她很爱用“啥”字，很少用“什么”，有时候让我觉得好像山东老乡，哈哈。）我就说，最近我们搞了什么什么活动了，效果挺好的。然后她说：我说你个人啦，有啥好消息吗？然后给我讲一通道理。几次下来，我倒不觉得尴尬了，嘿嘿一笑敷衍过去，倒觉得她用中文跟我说那些道理甚是可爱。交流寒暄方式的接近也让我对她颇有亲切感。不过她工作起来也是很疯狂啊，经常晚上10点、11点给我发微信、打电话谈工作，要知道韩国比中国时间还快一个小时啊。有时候，她会用英语给我发邮件，开头遍是：Dear Sir/madam然后一个问号? 我以为她是给全球友人群发的邮件，定睛一看，收件人就我一个。哈哈。韩国友城来得很频繁，我有时候也想学学韩语吧，多一门技能，还能帮帮她。于是我报名了世宗学堂（韩国政府在全球各地开设的韩国语言和文化培训机构，就像我们的孔子学院），下定决心学好韩语。一年下来，感觉学了不少东西，可接团的时候还是用不上，尽管百分之七八十的韩语名词是从汉语或英语音译过去的，偶尔能蒙对几个词儿，但跟韩国人交流还是困难，常感手足无措。发现过分注重语言的学习，反而丧失了非语言表达能力。顿时特佩服那些不会外语还能连蒙带猜加比划地行走天涯的人。总之，我们的田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欧妮”（韩语“姐姐”），友好敬业的合作伙伴。
李先生是荷兰友城联络人，大约30年前作为中国援助荷兰的乒乓球教练，从西安携全家移居荷兰德伦特省。退休后，就专心致力于陕西与荷兰的友好事业。最初，作为外国人与荷兰当地政府接触时，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困难之极时，这位年近70的老人也会忍不住流眼泪。但最终他逐渐赢得了荷兰人的信任，无私地奔波于陕西与荷兰之间，推动陕荷友好，帮助陕西及地市建立5对友好城市，并不间断地推动着双方各领域交流。他是一位执着、笃定、可敬、有着赤子之心的老人。
徐先生是我去年出访德国时认识的陕西人，年轻时在国内读的公共管理专业学位，但一直痴迷于机械设计，大概二十年前到了德国，一心钻研机械，心无旁骛，后来在斯图加特成立了一家小的汽车零配件设计公司，但客户不乏奔驰等大公司。据他太太讲，他不分上下班、节假日地呆在实验室钻研设计，整日整年就做这一件事。这种专注力让我赞叹不已。不过，最近他有了新想法，将德国中小企业引进陕西，将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15相结合等等想法，以此来回报家乡，言之切切，听得我心潮澎湃。给我发邮件和微信时，他会以“此致敬礼，某某敬上”结尾，让我这个后辈特别不好意思，跟他说不要那么客气，可他依然这么写，我想大概在他离开中国的年代大家都以这些字眼作为信的结尾吧。他是我见过的最专注、最纯粹的人。
他们都是自信、笃定、性格鲜明、有故事的人，我将他们称作有趣的人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