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5期
作者：吴坚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大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它兴起于美国，并迅速传播到整个北美和欧洲。与以往相继问世的各种逻辑理论一样，批判性思维也是研究推理、论证的。但与众不同的是，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对固有逻辑传统的继承、延续和发展，而是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它不但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向原有的逻辑观念和原则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一、从形式转向内容
逻辑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在这个长期发展过程中，它始终以对推理、论证的形式研究为自己的特色。无论是由西方逻辑之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逻辑，还是从17世纪的莱布尼兹开始的现代逻辑，都是如此。著名逻辑史家肖尔兹曾说，莱布尼兹“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1] 50，这种新生的标志就是逻辑学的数学化，也就是对推理、论证的研究的完全彻底的形式化和符号化。不容否认，形式化、符号化的现代逻辑的产生，扩展和深化了逻辑学对推理、论证的研究，并对数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伴随着这种形式化和符号化的发展，对推理、论证只进行形式研究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逻辑学创立的初衷是解决人们日常思维中遇到的推理、论证问题，然而，从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的发展却背离了这种初衷。对推理、论证的形式化、符号化的结果，不但不能更好地解决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推理、论证问题，而且使人们对逻辑学还能不能作为日常推理、论证的工具也产生了怀疑。
美国逻辑学家柯亨（H. Kahane）曾讲述过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前几年在一个班上，我正在讲授那些（对我来说）精巧而充满魅力的谓词逻辑量化规则时，有个学生反感地问及他花整个学期所学的这些东西与约翰逊总统再次使越战升级的决定有何关系，我含糊地说了些有关约翰逊不合逻辑的话，并说逻辑导论不是这一类的课程。他又问哪些课程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我只好说，据我所知还没有。”[2]
另一位逻辑学家费舍也在一本书中写道：“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希望通过讲授逻辑能够帮助我的学生更好地进行论证。但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的这种希望常归于破灭。因为能够很好地掌握逻辑技巧的学生们，似乎发现这些技巧在实际论辩中几乎没有太多的帮助。”[1] 7
以对推理、论证的形式研究为己任的逻辑理论之所以在解决日常推理、论证问题时会遇到困难，这是由形式研究方法固有的局限性决定的。形式研究方法追求的是普遍性、精确性和规范性，它试图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的、精确化和规范化的推理、论证形式，用于分析、刻画推理、论证，从而揭示出人们运用推理、论证的规律。这种普遍适用的、精确化和规范化的推理、论证形式虽然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有其“生活原型”，但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当人们将这种理想化的工具用于“自然状态”下的推理、论证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逻辑学追求的普遍性根本不足以概括日常推理、论证的特殊性，无论形式研究方法怎样发展，也远不足以涵盖日常推理、论证丰富多样的思维内容；逻辑学追求的精确性和规范性是依靠形式化或半形式化的语言来实现的，而日常推理、论证却是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的，它们永远无法摆脱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只要形式与内容、形式语言（或半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鸿沟存在，逻辑学所刻画的理想状态下的推理、论证与日常思维中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推理、论证之间的鸿沟就永远无法填平。而且从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的发展证明，对推理、论证形式化的程度越高，它们与日常推理、论证之间的距离就越远。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形式而转向内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批判性思维应运而生了。
批判性思维从一开始就在分析推理、论证的方法上与以往的逻辑理论“划清了界限”。它没有继续走对推理、论证进行形式分析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大胆地把关注点从推理、论证的形式转向了推理、论证的内容，直接从对各种推理、论证的内容的分析中来揭示人们运用推理、论证的规律。它告诉人们，当面对日常推理、论证时，人们所要做的不是将其纳入某种形式的框架，而是就其内容提出批判性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且为人们如何提出批判性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标准和方法。事实证明，这种非形式的分析方法是卓有成效的。人们再不必为丰富多彩的日常推理、论证总有无法概括的形式而担心，也再不必为灵活多样的日常推理、论证不具有规范的形式而苦恼。如果说以往的逻辑理论只能用于分析数量有限的、经过选择的、形式规范的日常推理、论证的话，那么，批判性思维的目标则是任意的日常推理、论证。仅从这一点来说，批判性思维就无疑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越。
二、将有效降为合理
以追求普遍性、精确性和规范性的形式研究方法为特征的逻辑理论研究推理、论证，是为了保证推理、论证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在推理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有效性，即必然性。在以形式研究方法为特征的逻辑理论看来，正确的推理、论证必须具备有效的推理形式，这样的推理形式使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能保证从真实的前提必然推出真实的结论；而对推理、论证进行形式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概括出各种普遍适用的有效推理形式，并将其精确化和规范化。长期以来，逻辑学正是在这种有效性、必然性的观念指引下，在形式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逻辑，始终贯穿了一条基本的精神，这就是‘必然地得出’。”[3]
对于具有逻辑学所能概括的精确、规范的形式的推理、论证来说，逻辑学所提出的有效性标准是无可置疑的。但问题是，日常推理、论证往往并不具有逻辑学所能概括的精确、规范的形式。它们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形式刻画，或者因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灵活性而难以进行形式刻画。
人们常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个推理或论证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它究竟有哪些前提，有没有隐含的或省略的前提？它的前提和结论能不能形式化？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能否从形式上体现出来？一旦形式的分析方法遇到阻碍或陷入困境，有效性、必然性的标准就变得毫无用武之地了。
既然逻辑学所提出的有效性、必然性的标准是与形式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那么，放弃形式研究方法也就意味着放弃逻辑学所提出的有效性、必然性的标准。批判性思维正是这样做的。它在将对推理、论证的形式研究转变为对推理、论证的内容分析的同时，用新的“合理性”标准代替了逻辑学原有的有效性标准。批判性思维仅从是否合理的角度来评判推理、论证，并且具体提出了如何评价一个推理、论证是否合理的标准，比如认识和表达上是否清楚、明白，所做出的判断、解释或说明是否一致，理由或依据是否可靠、可信，理由或依据与结论是否相关，理由或依据以及背景知识等是否充分、是否足以得出结论，等等。
合理性标准的提出，使从内容上分析、评价日常推理、论证具有可行性。与绝对的、精确的“有效性”标准相比，“合理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标准，但正是这个相对的、模糊的标准更适用于带有自然语言的模糊性、灵活性的日常推理、论证。如果仅从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看，与以往的逻辑理论相比，批判性思维降低了对推理的要求。但是，合理性标准比有效性、必然性标准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它能对日常推理、论证做出全面、深入的评价，而不是只限于固有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从对日常推理、论证的适用性，还是从对日常推理、论证评价的全面性、深入性来说，批判性思维所提出的合理性标准都明显优于以往逻辑理论提出的有效性标准。
三、从确定走向不确定
在逻辑学中，“确定性”与“有效性”一样是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基本。被称为逻辑基本规律的同一律，就是确定性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逻辑学对推理、论证的形式研究，也同样体现了确定性的要求：逻辑学为人们提供了确定的推理形式，人们运用这些确定的形式，从确定的前提出发就能确定地推出结论。在这种无可争议的确定性面前，逻辑学理所当然地扮起了裁判的角色。它告诉人们，从什么样的前提可以推出什么样的结论，从什么样的前提不能推出什么样的结论，什么样的推理是有效的，什么样的推理是无效的，如此等等。
但是，事情并不像逻辑学想得那样简单。不但逻辑学提供的确定的推理形式在日常推理、论证中常常对不上号，而且由于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大量的）隐含前提（假设）的存在，人们即使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对大量日常推理、论证来说，推理、论证的前提不确定，推理、论证的过程不确定，推理、论证的结论也不确定！在这种种不确定性面前，只知道进行确定的形式分析的逻辑理论只能望而却步，甚至退避三舍。
事实告诉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以确定应不确定是行不通的。
要真正适应日常推理、论证，就必须与它们“友好相处”，承认它们的特点，而不是把某种本不属于它们的东西强加给它们。正是从日常推理、论证的实际出发，批判性思维扮演了与以往的逻辑理论完全不同的角色。它不再作为推理、论证的主宰，而是把自己看作推理、论证的朋友和助手。对待日常推理、论证这种不大听话的“孩子”，它不像严父那样“严加管教”，而是像慈母那样“循循善诱”。它不再简单地“竖起大拇指”去肯定什么，或“挥舞大棒”去否定什么。它只是从合理性的标准出发，告诉人们，在日常推理、论证中应遵循什么原则，思考什么问题，注意什么事项，避免什么错误。它还提醒人们，日常推理、论证常常并无绝对的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推理、论证的前提是否正确，推理、论证中隐含着怎样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否正确，人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推理、论证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推理、论证的结论是否正确，人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批判性思维只是起到帮助人们更好地思考的作用，并不替人们决定做出什么结论——大主意您还得自己拿。
批判性思维打破了“正确答案”的神话，它不再像以往的逻辑理论那样简单地甚至强制性地去规范人们的思维，而是启发、引导人们自己提出问题，并努力寻求问题的答案，从而形成广阔的思考空间，力求使人们在广泛、深入地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达到最佳的思维效果。
四、从书斋走向社会
逻辑学常被称为一门工具性质的学科，西方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曾把自己创立的逻辑学说当作推理、论证的工具，其主要逻辑著作也被后继者编纂后取名为《工具论》。但随着逻辑学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逻辑学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逻辑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成为少数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逻辑学的理论性越来越强，日常应用性则越来越差。逻辑学越来越成为书本上的东西。一些大学开设的逻辑课虽力求保持逻辑学作为推理、论证的工具的性质，但无奈因形式研究方法固有的局限很难卓有成效地发挥逻辑学在日常推理、论证中的作用。逻辑教科书中的例子、习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教科书的作者人为地编造出来的，并不直接来源于实际。
许多关于逻辑推理训练的读物，汇集了大量人为编制的、具有智力测试性质的推理题，解答这样的习题需要读者进行较复杂、甚至相当复杂的思考，虽然对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不无帮助，但与他们是否学过逻辑知识并无多大关系，对他们进行日常推理、论证更无直接作用。
当逻辑学在书本上、课堂上徘徊之际，批判性思维却向实际中走去。批判性思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更不如说是一种技能。批判性思维分析、研究的对象就是日常推理、论证，它直接面对的就是日常推理、论证丰富多样的思维内容。日常推理、论证是批判性思维生命的源泉，是批判性思维扎根的沃土。批判性思维离不开，更没有理由回避日常推理、论证。日常推理、论证中的大量实例都可以直接作为批判性思维的素材。
许多批判性思维著作就是直接将许多包含着推理、论证的日常演讲、辩论、对话、评论、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等作为分析、评判的对象，这些著作中的举例和练习题都是生活中的原始材料，作者只是根据需要将它们摘选出来，并未进行过改编或加工。这种“纯朴”的、“惟真惟实”的做法让理论与实际进行零距离的接触，不但使读者有一种“真实感”，而且使他们切实体会到批判性思维的作用。
正如Gerald M. Nosich所说的：“批判性思维在本质上是考虑真实的问题。虽然你能够对谜语和难题进行推理，但是只有你在解决真实问题而不是假想的问题时，批判性思维的本质才会开始起作用。批判性思维远远超出了你实际上相信的和所做的，它的判断力很强。谜语和难题有时候可能会有助于你提高或者练习特殊的技能，但是只有你自觉地把这些技能迁移到真实生活的情境中时，这些技能才会对你有所帮助。”[4] 批判性思维是真实的，真实的批判性思维只有用于思考真实的问题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思考真实的问题，与真实的日常推理、论证融于一体，这对于仅从形式上研究推理、论证的逻辑理论来说有如天方夜谭，而对于批判性思维来说却是唾手可得。从书斋走向社会，从课堂走向生活，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空间，以往的逻辑理论没有做到的事，批判性思维做到了。
总之，批判性思维使人们摆脱了以往的逻辑研究方法和观念的束缚，开辟了推理、论证研究的新天地，更重要的是它将理论与应用完全地结合起来，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分析、评价推理、论证，以及可以帮助人们更合理地进行推理、论证的工具。
没有从形式转向内容，将有效降为合理，从确定走向不确定这样的思想转变，也就没有从书斋走向社会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诞生完全可以和现代逻辑的问世相媲美：现代逻辑（符号推理）使亚里士多德逻辑获得了新生，批判性思维则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现代逻辑引起了推理技术上的重大革新，批判性思维则带来了逻辑观念上的深刻革命。批判性思维让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而批判性思维之所以出现，也恰恰是对以往的逻辑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结果。可以说，批判性思维的出现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产物。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摆脱人为，回归自然——这就是批判性思维所教给我们的。
【参考文献】
[1]罗楠. 批判性思维[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2]阮松. 西方的非形式逻辑运动与我国的逻辑学走向[J]. 南开学报，1996（6）：31-39.
[3]王路. 逻辑的观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
[4]Gerald M Nosich. 学会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批判性思维指南[M]. 柳铭心，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4.
[5]M Neil Browne, Stuart M Keeley. 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第七版）[M]. 赵玉芳，向晋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6]M 尼尔·布朗，斯图尔特·M 基利. 走出思维的误区[M]. 张晓辉，王全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