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乡关
文/薛勇勤
1
故乡要建一个村史馆，邀请我回来策划，作为周王土生土长的乡民，这件事当然是义不容辞。
故乡变得已经面目全非。小时候是没有办法理解“沧海桑田”这个词的，现在随着自己的脑门日渐荒芜，便深味其理。不说别的，单单就故乡而言，在荣河镇这个富庶小镇上的落后村庄，已经说得上天翻地覆。我儿时很多的记忆，现在仅仅就留下了名字的符号而已，从村子里走过来，走过去，那些曾经的“关门口”“中井台”等等至今犹存的称呼，其实早就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即便是沧桑不改的老沟，名字依然，“桥儿huo”“洼地沟”之类，在则在矣，但几乎人迹罕至，成为一处处世外桃源所在。
在周王村的人文历史上，我不仅相当不出众，甚而至于可以说是愚氓不灵的代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留了级，初三的时候，又留了级，高考自然是名落孙山。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对我失望至极，也放心不下，觉得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脑子还这么笨，以后该如何生活。而在我这个村里，不需要往很久远的前面去翻腾，至少百余年来是人杰地灵的。清末的举人谢峻，傅作义、李雪峰、姬鹏飞等都出自他的门墙，在中华民国整个河东的教育史上，那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清时期的武进士寻凝福，曾经是御前带刀侍卫，至今村里还有硕大的石旗杆遗存；周王新中国成立以后，万泉、荣河合县以后的第一个清华大学生薛敏文，那也是出自黄河岸边的周王；民间画师孙振芳，画虎称为一绝，天下第一武庙解州关帝庙大门口之虎便是其手迹；周王多医生，小村的好几个赤脚医生，看儿科的孙选昭，看疑难杂症的李来福，至今还活跃在杏林的青年才俊谢红杰，让很多大地方的人都慕名而来。开枝散叶，文成武就，周王，端的是了不得。
2
周王有一个不老的传说。
传说是这样说的：西周武王时期，早期的乡民在周王这块土地上耕读传家，繁衍生息。一个傍晚，一大队人马来到黄河岸边的这几个村子安营扎寨，前后络绎不绝来了几万人，蜿蜒三五里。淳朴的乡民们纷纷埋锅造饭，招待官兵。队伍开拔之后，乡民们才知道原来是武王的队伍，他们是一路前往殷商的都城朝歌，讨伐残暴的纣王的。后来，商朝灭亡后，西周建立，周武王专门派人到居住过的村庄回访。周武王居住过的村子被称为“周王村”，朝臣们居住过的村子被称为“上朝”，兵丁们居住过的村子被称为“寨子”，这就是周王村名的来历。至今在当地依然有“周王上朝，烧火望着”的民谣，一来说明两村紧邻，二来也有当年烽火报信的痕迹。
传说都是美好的，真假却不需要去理会。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家乡想象得非常美好，即便它可能在外人眼里是如此不堪。若干年前，在青葱的岁月，你可能厌倦了这个土得掉渣的地方，背起行囊，断然上路。这种上路，在故乡眼里，是鲤鱼跃龙门，我至今依然能记得当年我的长兄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们家逼仄的院子人流如潮的场景，乡亲们每人手里拿着几个鸡蛋，既是祝贺，也是羡慕。世事就如此无趣而又奇怪，一个降生于村野的生灵，他人生的最高目标居然是离开，而且所有的人似乎也都在鼓励他离开——离开这给了他生命的土地，随你走多远。
然而，这样的别离，毕竟不是永远，数十年过去，你就知道，彼岸不会是自己永远的家。转身时，你才发现，那些美好，就在故乡。于是，有一日，你走在街头，忽然听到小店的音响传出“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情把我唤回来……”这样的声响，你才知道，这才是你对故乡的真实写照。
这里，有过去的传说，也必将流传下你的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只要这个村子在，这样的传说就在。
3
周王村的姓氏相当复杂。
这个2000来口人的村庄，没有一个姓氏可以占据绝对统领地位。孙家、寻家、李家、薛家、张家、谢家……各成支派，但皆有一席而已。我曾经试图找到我们村某一个姓氏的家谱，试图从中了解我们加下这块土地的古往今来，试图有朝一日用我的文字来记录下关于它的前世今生。然而，骨感的现实告诉我，这些都是徒劳的。我们老薛家，不要说家谱，至今唯一能够留下记忆的就是放在我这一辈老大家的一块残碑，年代也很近，还语焉不详。我参与了薛氏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后来发现，全国各地有很多薛氏子孙跑遍千山万水，为求证自己家族的根，耗尽几代人的心血而事倍功半。于是，我也就果断地放弃了。
千秋叩问，根在何处！中国人讲究的是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所不断追问的两个地方，便是我们的来处和去处。如果把生和死看作人的终极归属，那么我们来处和去处的地域存在，便是溯源我们一生轨迹的两个生命原点，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我放弃了我寻根的梦想，但我依然不依不饶地考究这故乡的姓氏。2012年，在翻印明清版的《荣河县志》时，在乾隆版的《荣河县志》里，我偶然在不起眼的一页有了一个崭新的发现：荣河县总设“铺逓（读di，古通“递”）”八处，周王铺为其一。这一行字，让我困惑多年的姓氏繁杂的原因了然于胸。古代所谓的“铺逓”，有两大功能，一个是朝廷官员歇脚喂马的驿站，一个是当地的商业中心。周王距离当时秦晋交通要塞庙前渡仅有五里，在此间设铺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和其他铺相比，这里更加繁华，商业交易曾经盛极一时。因此，当时南来北往的来在此或歇脚、或经商，可能就留在了此处，姓氏之繁是必然的了。这一传统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还习惯于叫村口的地方为“开水站”。
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的姓氏，可能缺乏达官显贵，基本上是底层的小人物，或者说还蒙尘带土，裹着漂泊的味道，但是，正是这样的漂泊，透露着先祖的一种不屈的精神，树挪死，人挪活，抗争的土壤滋生的希望，必然支撑着今天的我们继续走完未来的路程。
4
我的乡亲们不屑于回忆那些曾经的历史，活在当下才是他们最现实的活法，所以说，当今天普天下的人都在挖地三尺寻找历史的遗存开发旅游发展经济的时候，周王人是淡定的，置身事外的。但我作为一个名义上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不得不剪辑一段关于周王的历史，激活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危如累卵。全国有志之士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斗争，陕西抗日义勇军便是其中的一支。1938年，由石团副带领的一支抗日义勇军由陕西韩城渡河到庙前渡口上岸，驻扎到距离荣河县城八华里的周王村。日伪情报人员探明情况，误报为义勇军有十团人，遂调集临晋、猗氏、永济、于乡、万泉等县日伪军千余人进行围剿。7月13日凌晨，封锁全村。鉴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局面，石团副根据村庄大槐树、照壁多的实际，决定采取巷战的办法，把仅有的78名战士分为两个战斗队，分散隐蔽，游记作战。但是，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日军包围圈不断缩小，虽然英勇的义勇军多次以巧妙的方式击退敌人进攻，但经过近四个时辰的战斗，义勇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部分战士不得不从村南场园越墙而出回陕，剩余战士最后退守到村南一窑洞内，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200余人，义勇军死亡近30位。战斗结束之后，全村父老乡亲为之动情，纷纷捐出棺木，在村东北小后崖地堰下安葬。抗日义勇军在周王村的血战，刻骨铭心，他们没有名字，但是，在中华民族苦难史和抗争史上，他们的精神永存。
1937年8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改变为八路军115、120、129三个师，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任师长。中央决定八路军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到荣河庙前渡口，奔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9月16日，第一二 O 师师长贺龙率部渡河后，步行 20 多里到荣河县周王村宿营。周王村对贺龙将军和八路军官兵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推举本村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谢峻先生向官兵们致欢迎词，并亲笔书写“精诚团结”四个大字亲手赠送于贺龙将军。次日一早，贺龙到周王村村东一片空地里向部队和群众讲话，与到场的农民群众攀谈。临走时，他坚持要给这块地的主人赔偿损失，主人说地是空的，又不种庄稼，不需要赔偿。但贺龙嘱咐部队负责人，坚持要赔偿一些损失。在告别周王村时，他专门还有一次接见了谢峻先生，将一个部队上用的铁制的淘米盆赠送给谢峻作为留念。
1937年9 月下旬，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渡河后，一边行进，一边宣传发动群众。行至周王村外公路旁时，刘伯承面对欢迎的群众做短暂讲话，他挥舞着有力的手说：“老乡们，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危难之中，生死已到紧要关头，所有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才能战胜万恶的日寇，才能过安宁日子，才能有幸福的生活。”一位老乡手捧茶水，走到刘伯承面前说：“老总，请解渴！”刘伯承很有礼貌地说：“老乡，不要叫老总，叫我同志吧！”
1937年10月8日，陈赓率领的129师骑兵营和386旅途经周王，长长的队伍从庙前渡口上岸，沿着公路去往荣河县城。忽然，陈赓停下脚步，皱起眉头，原来他发现路边庄稼地里马蹄印不少，庄稼践踏很多。他马上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教育大家说，我们的军队来自于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军的宗旨，没有了群众的拥护，我们寸步难行，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做群众利益的维护者。”
我不止一次地回到故乡，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闲聊，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到来，他们也能说处当年的住所，甚至可以回忆他们的老人给自己讲述的场景，但更多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述的是抗日义勇军的那场血色巷战。可能对乡亲们来讲，战士们的血迹早就干了，那场浴血战斗中展现的这种英雄气，是凡人的壮举，相比于八路军这样的职业军人，他们的热血更让人感动。这就是我的父老乡亲，爱恨情仇，泾渭分明，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5
百无一用是书生。恰恰是故乡书生最多。
在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语，叫“上了庙前坡，周王（当地方言读‘月’，我未加考证，荣河县境内所有‘王’字地名均读‘月’，所谓王显、王胡、王正、王黑等等，概莫如此）教师比驴多”，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周王文人多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要说远的清朝举人，单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周王村在全县担任校长就有七八人，干到行政单位正科级领导干部的更有数十人，是一个相当让人瞩目的“周王现象”。
这一现象，说明了故乡对文化的重视。故乡对教育的投入是从来不吝啬的，虽然故乡一直很穷。1916年，故乡创办了周王初级小学校，迄今一百零三年。这个说法，是我这次策划村史馆的时候，举人谢峻先生的后裔谢纪成告诉我的，在他的手上，有谢峻先生整理的村史记载，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山西省的第一座初级小学，是1905年的“北牛池正则小学堂”，当时属于万泉县，和我的故乡相距不远，对故乡有所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我翻阅了《民国山西史》发现，阎锡山重视教育，1918年通过了“山西逐年教育进行计划案”，推行义务教育，而故乡在1916年，就建起了初级小学校。应当说当时的故乡，是有远见的。
从1916年开始的一百年来，风雨沧桑，周王学校从来未曾间断。从初级小学到完全小学、七年制初中、九年制高中带帽，荣河联区还在此办过中专复习班，为全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始终是全县教育界的佼佼者。学校的基础建设，倾注了村民大量的心血。好多次的集资建校，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办学，是故乡永远不变的情怀。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撤校并校乘风，学生纷纷进程，而故乡的学校，依然故我地在这块被文化浸润的热土上顽强生长着，而且愈来愈壮大。
清纪晓岚有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可能是故乡人认定的颠扑不破的真谛。
6
用农耕时代的磨盘、碌碡之类装点乡村，已经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似乎唯有如此方能唤起人们心中的那点不变的情愫。因此，近年来，这些往日都被乡亲们往沟里倒的破烂玩意儿炙手可热，一物难求。
周王村史馆也不例外。村史馆的小游园入口，设计者用一个磨盘做了一个标志物。
我的故乡，把乡土的记忆丢得相当快，快到了距离改革开放才四十年的时间，故乡几乎已经很难见到农耕时期的农具和生活用具了，甚至于在故乡，找一段非常古旧的土墙，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故乡不算是富裕的，但是，故乡的人都很好面子。省吃俭用、口挪肚攒的那点钱，都被盖成了高楼大厦。尤其是村里的门楼，绝对是一景。我有时候很不能理解，为什么门楼都盖得如此高大宏伟？后来有一日幡然醒悟：在故乡如果生了一个男娃，人们便会说，这下有了撑门楼子的了！撑门楼，关系到这个家族的兴衰更替，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家里的门楼必须盖得高大上，便顺理成章了。这就像一个人出远门，好歹都要外表穿得光鲜，才不至于被人瞧不起。
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其实才结束了几十年，但似乎已经相当遥远。打麦场早就恢复成了耕地，划成了宅基，再也不会有人喂牛割草，推磨碾场，一切都不再往昔。如今的故乡，已经是新农村的天地。从春到冬，隆隆的机声代替了当当的钟声，风吹麦浪，雨洗桃园，故乡的风景日日新。这些天，正是油桃成熟的季节，故乡现在是油桃的世界，全村3000多亩油桃，是乡亲们发家致富的聚宝盆。村口新建了油桃市场，每天车水马龙，市场周边的小吃摊点火爆，你才发现，陆游先生当年所说的“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不是虚化，老百姓腰里有铜，咋能不理直气壮一次呢！
万荣县美丽乡村建设的口号叫：“让农村像城市一样美丽”。每一个村都想变成一座城，故乡如今是全县美丽乡村的示范村，旧貌换新颜。必须承认，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无法排解的乡愁气息，即便你走遍千城万市，即便你当上了高官富商，你企图用城市的科技和文明来洗刷你身上的土腥味，可是，到头来你就发现，这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为人不能否认自己的来处，就像猴子无法掩藏自己的尾巴。我们只有承认它，才能让它变成强有力的鞭子，不断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不忘来时的路。到衰老的那一天，回望乡关，这可能便是你最浪漫的事。然后，和最爱的人，捧着一杯热茶，坐着摇椅，慢慢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