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教学的起点和在座各位年轻教师比，低很多。我20岁的时候，从两年制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回中学母校——一所农村中学执教。浑浑噩噩地教了3年，抓住一个机会，以“借调”的方式去了市文化局任创作员。当我成为苏州市作协会员并有幸向陆文夫、范小青等知名作家当面讨教的时候，我有一种类似于在那艘著名的沉船船头“飞”的感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风动我帆、水扬我心的时候，一份《莫让优秀青年教师流失》的政协提案把我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急招回课堂。面对曾经的出发点和眼前的停泊地，把钢笔换回粉笔的我有一种“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而恰在这个时候，一位裤管挽得高高的农民，给了我睿者的指引。
那是一个细雨的午后，这位农民父亲打着土布的雨伞来找他的孩子。这是一堂寻常的语文课，课开始仅有五分钟。我说：“若有什么急事，你把孩子叫走吧。”那位父亲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这可是语文课！让他听完这堂课我再带他走。”于是，这堂课有了一位特殊的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外边滴雨檐下的父亲。于是，这堂课我上得特别投入，就像一位高超的琴师，在50多名学生的心弦上拨弄了一曲……
从此，我踏进课堂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堂课是我也是学生乃至学生家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和我的学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当为这堂课的平庸苍白而惭愧，也不应当为这堂课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从此，我走下讲台便问自己：今天这堂课，学生收获了没有，我收获了没有？课的哪一个环节处理得特棒，哪一个环节还有待提高？从此，我尘封起我的作家梦，把人生航向修正为：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语文教师，记住每一个学生，并让每一个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记住。
——这一年，已是1996年，我把它看作我教育生涯的真正开始。
1996年8月，又是一纸行政命令，把我从中学母校江苏张家港市凤凰中学调入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任教。
调入梁丰不久，时年26岁的我就在一次由学校领导主持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喊出了“学校给搭多长的梯，我就能登多高的楼”的口号，学校领导当即应了一句：“你要登多高的楼，学校就搭多长的梯。”这真是一拍即合。这一年，我成为市教坛新秀；第二年，成为市教学能手；第三年，成为全国中语会教改研究中心理事；第四年，成为市学科教改带头人；第五年，成为市首届名教师；第六年，“三破一拔”，成为全市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其间，全国中语会、全国青语会和《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江苏教育研究》等分别以“教坛新星”和“封面人物”、专栏等形式将我向语文界、教育界作了荐介。
在这“登高”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永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我刚到梁丰不久，赶上学校一年一度的对外公开课活动，语文组要开课，组长找到我，说：“你亮亮相吧，这是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我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真傻，为什么人家不开偏叫你开？这是欺生！”我不以为然，觉得开课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机会，它锻炼人，别说让我开，不让我开我还要争取呢！结果那堂以“语文课堂需要情感世界融通”立意的《一碗阳春面》的公开课一炮打响，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课教师到最后自发起立，和50多名学生一起高歌了一曲《好人一生平安》，不少人是抹着眼泪离开阶梯教室的。我落了个“煽情派”的名声。不少听过这堂课的老师多年以后见到我还说：“那一碗阳春面，好吃！”以后我常揽公开课的瓷器活干，我坚信，开的课多了，绣花针也会变成金刚钻。
第二件事也与公开课有关。那是1999年，我要上“张家港市首届名师展示课”。因了陈钟梁先生那句“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也因了我“诗意的呼唤和语文的回归”的主张，我以我读高中、读大学以及工作后写的三首副标题均为“致宝岛”的诗为教材，向全市同行公开执教《亲近诗歌》一课。那天，市教委主管教育教学业务的副主任卢元钦先生匆匆赶来。他坐在前排靠近走廊的地方，不看我的“表演”，只看学生的“表情”。课后，听课老师一一离去，他留下来问学生：“老师平时常上这样的课吗？”这让我心头一震。——是啊，是不是平常每堂课都能像展示课一样，用心去做呢？翌日，我接到卢先生的书面评课，洋洋数千言，热情鼓励，是他听课后当夜写的。感动之余，我写下教育手记：“从今天开始，我会觉得，每堂课都是公开课，每堂课都有卢先生坐在那里。”
今天我讲这些经历，是想和在座的各位年轻教师，尤其是我们工作室的10位学员分享这样一些成长的体悟：要在教师专业发展的道路上快速前进，首先要检视自己的状态。因为，状态大于方法，方法大于苦干，我们只有唤醒了自己的状态，才能“尽前行”。其次，要勇于承担。责任和机遇有时候是同义语。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你获得机遇。年轻的时候，要多挑担子，勇挑担子。再次，教师的一生，是以讲坛为舞台，是以课堂为剧场的。要追求人生的诗意，就要追求课堂的诗意。而这个诗意，是一种生命的绽放，灵感的闪亮，情感的激荡，思维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