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商鞅的变法，使得秦国就此走上富强之路。但变法并非商鞅的独创，他更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实行变法的人。春秋时期还遮遮掩掩的改革者们，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各国在旧的礼法崩溃，寻找新的出路的过程中，一系列国家和强人们都或多或少的有过类似的“战果”。比如李悝、吴起、申不害……其实还有不少的例子，但这三个人的境遇和作为可说是其中的代表。

公元前453年，晋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三家联合起来，杀了智伯，并把晋国公室分给智伯的土地自行瓜分，这就是“三家分晋”。而此时的韩、赵、魏三家还没有正式成为诸侯，要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时，周天子才正式承认魏斯、赵籍、和韩虔为诸侯，而《资治通鉴》就将此年视为战国的开端。

顺便一说，战国时代的开端有好几种说法。《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开始于周元王元年，这一年换算过来应该是公元前476年或前475年；《资治通鉴》将战国开端设于公元前403年。司马迁以《春秋》纪年结束的那一年作为战国开端，而司马光则以周天子承认韩、赵、魏三国为诸侯作为战国开端，这或许也是史界两司马一浪漫一务实的不同表现吧。

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在三晋大地上，礼法和宗法早已经被破坏殆尽，也正因如此，新的变革才会最先出现在这里。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课本中曾提到过，战国时代最先实行变法的国家就是三晋之一的魏国，魏文侯魏斯重用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使魏国首先在战国诸侯中称雄。不过，教学改革年年发动，不知道现在的中学课本上是否还有这一段的记载。听说小学取消了历史课，虽然当日我们小学时历史也只上六年级一年，而且极其简略，但现在觉得是个很好的基础，而今小学取消了历史课，最基础的历史观培养从何谈起？难道真要靠电视和网络么？

说多了，扯回来。

李悝的生卒年和他在魏国实行变法的详细情况，现在并没有准确的记载，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每一本讲述法家、儒家、改革甚至法制史之类的书中出现并占有重要的位置。

李悝生活在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时期，魏文侯曾问他如何治国，他回答说：“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俸禄，按才能大小授予官职，实行赏罚严明的制度。

这一点，和商鞅的变法何其相似？

而李悝的最大贡献还不是亲身实行变法这个“第一”，而是他编订了魏国的法律——《法经》，将这些制度和政策加以明文化、系统化。

法律，尤其是成文法的制订，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从美索不达米亚古老而湮没于历史中的《汉谟拉比法典》到罗马举世瞩目的《十二铜表法》，法律的痕迹在历史上都留有很深的印记，每一本历史书，即使是最普及的版本，也一定会提到法律的发展过程。同样，法制的概念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而在我们东方，法律史似乎还是专业史的范畴，很少在大众读物上普及。

记录《汉谟拉比法典》的黑色玄武岩石柱

《法经》原文早已散佚，今人不得而见，但在后世的记载中仍可知道，这本书分为6个部分，《盗法》涉及针对财产的犯罪，《贼法》是针对人身安全的犯罪，《网法》是有关拘押和审判方面的，《捕法》针对追捕罪犯，《杂法》是对前面四条的补充，而最后一篇《具法》则是对于量刑原则的规定。

《法经》一出，魏国立时采用，此后被商鞅带到秦国，成了秦律的基础，而到了后来的汉朝，汉承秦律，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加了三篇，就成了《九章律》，此后的《魏律》、《晋律》乃至《唐律疏议》，始终都是在《法经》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可以说，《法经》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堪比《十二铜表法》在西方法律史上的地位。《十二铜表法》是后世罗马法的基础，而《法经》则是中华法系的滥觞。

仅此一条，李悝足以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