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金秋十月，我在杭大毕业后的一年多，落实政策，得以分配，在专区所在地湖州，呆了约半个月之后，被分配到嘉兴，不几日便到嘉兴一中报到。重新开启了教师之路，直到退休。

一九六一年时，嘉兴一中在少年路的北端，北侧就是现在的环城北路，当进校以后就和已调任东栅中学的於柏章同住一室，窗外就是环城北路，向东不远处，是建国路，当时嘉兴最大的百货公司就在十字路口，沿建国路向北是北丽桥，和北京路相通，而北丽桥面西北侧，当时叫中基路，现在成了古色古香的月河街。

我入嘉兴一中时，已有几位化学老师，其中两位女教师不久都调走，我被安排担任高一年级（一中是高级中学）任四个班的化学教学，每班三节课。实际上一周准备的新课只有三堂。卢老师任高三年级四个班，另有陈老师（女）任高二年级四个班（约一年后调去二中）。还有一位临时聘用的前几年毕业的学生担任物理、化学的实验室管理。

一九六二年，国家因三年自然灾害，调整发展的政策，精简缩编了工作人员，当时有一位干部去了海盐，一位炊事员下放到农村，实验室管理员也不再聘用，想不到他临走时竟把物理实验室中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电路板上的电子管都带走了，那时电子管是“管控”物品，带走这些物品，意味着触犯了“刑法”，于是我到他家里劝说他交还学校，未造成后果。这位同志后来在嘉兴绢纺厂工作。接着又按上级要求，动员“吃商品粮”的农村学生动员回乡，停止他们“商品粮”的供应，很多农村学生不得不离校回乡，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叫王美宝的学生，当时就决心离校，几年后成为东栅公社某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还有一位陈姓学生，几年后参军，复员后进入地方国营的丰收农机厂……

一九六二年春天，杭州大学化学系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嘉兴实习，也算是我的学弟学妹，其中在嘉兴一中的四位学生就由我带教约三个星期，不过这些同学毕业时，由于国家困难时期，未能从事教育工作，转了行，转了业。

当时一中的教育也是很严格的，一位一班的学生考试作弊，后来被劝退学。

六二年，国家困难，学校也很困难，业余生活也很贫乏，当年暑假举行一个茶话会，为了增加一个气氛，有人就提出做一点“汽水”，于是买来了小苏打、柠檬酸，以及橙色的食用色素，在大的冷开水桶中调和，由于白糖也是紧缺商品，为了增加甜味，于是添加“糖精”（不过糖精多了也会有苦味），权做饮料。

后来，我从楼上搬迁到教室中间的一个平房内居住，和一位生物老师同住，室内有一个窗，就在路旁，想不到在一个热天的晚上，窗户洞开，小偷从窗外把我放在凳子上的裤子内的钱和粮票偷走，钱也就几十元，但粮票几十斤就很珍贵了。

一九六二年暑假，嘉兴一中从少年路搬迁到南门，原嘉兴师范学校的校园内，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实行实行调整的政策，嘉兴师范学校和嘉兴化工中专关停，而且还将一些化工中专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也并入嘉兴一中内。

除了设备外，还有人员，这时还来了两位资深的化学老教师，其中一位是曾在平湖师范教授我的李中方老师，于是我退而为理化实验室管理。

搬迁到南门的嘉兴一中，前面有三幢楼，中间作办公楼，东侧为教学大楼，用作十二个教室，两侧的教学楼，则成为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器材室等，中间有大礼堂和操场，后面则三幢楼，左、右两侧分别用作教师宿舍，中间为学生住宿用，另有医务室设在中间，另外还有食堂、琴房等辅助用房。也许使人感到有趣的，当时的范蠡湖畔的西施梳妆台就在校园的西侧教室前不远，面对是不大的小湖，大概就是范蠡湖了。对岸就是环城路，稍向前就是现在的城南路。

这一年，正值嘉兴一中建校六十周年（或70周年），于是成为筹备的主要工作人员，参与写、画，布置展览会，当年文化部部长茅盾（沈雁冰先生），曾捐款二百元，并嘱咐“节约办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结束了在嘉兴一中的生活，踏在东栅中学的校园，并从教初中物理开始我新的教师生活，而且在那里又度过了二十一年的时光。

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