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着白色法兰绒西装，稍过七点时踏上了他的草坪，有点局促地在一圈圈、一片片陌生的人群中漫步——虽然时不时见到些我在上下班的火车上见过的熟面孔。
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数量不少的英国年轻人点缀其间，他们都穿着讲究、面有菜色，低声向一脸淡定富足的美国人献着殷勤。我知道他们是在卖东西：不是债券就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有点——我这样说都是轻的——目标明确得可怕，他们如狼似虎地盯着眼前的肥肉，深信只需精准的三言两语，大钱便唾手可得。
我到后便试着寻找邀请我的主人，但我问了两三个人，他们竟然都是一脸惊奇地盯着我看，然后大喊大叫着说自己完全不知道他的动向。于是我溜去了鸡尾酒桌——这是花园里唯一一个你独自晃悠也不会显得突兀、可怜的地方。
我一个人正尴尬得要死，准备一醉方休时，乔丹·贝克忽然从房子里出来站在了大理石台阶顶上，她有点向后仰着，一脸鄙夷、饶有兴趣地俯视着花园。
不管她愿不愿意，我这时都急需搭上一个熟人，不然我就要跟路人套近乎了。
“你好啊！”我喊着，朝她挤过去。我的声音穿过花园，听起来高得不自然。
“我就觉得你可能在这儿。”我走近时，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心不在焉地拉起我的手，意思是保证她马上会来照看我，然后把耳朵伸向了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的黄裙子、停在台阶脚下的女孩。
“你好！”她们俩一起喊，“你没赢真可惜！”
她们指的是高尔夫巡回赛，她前一周刚在决赛中输了。
“你不认识我们，”一个黄裙女孩说，“但我们大概一个月前在这儿见过你。”
“之后你染头发了吧。”乔丹说。我刚要搭话，两个女孩已经随便地走开了，于是乔丹的话只是说给了冉冉升起的新月，像是晚餐时厨房工人篮子里的面包。
乔丹精瘦、小麦色的胳膊挽住了我，我们下台阶去在花园里溜圈。晚霞中，一排鸡尾酒向我们鱼贯而来，我们跟那两个黄衣女孩和三个男人坐在了一桌，三个男人都自称“嘟囔先生”。
“你经常来这里的派对吗？”乔丹问她旁边的女孩。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次。”女孩用警觉而自信的声音回答，她转向她的同伴：“你也一样吗，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自己做什么，所以我总是玩得很开心。我上次来这儿时，我的礼服在椅子上扯破了，然后他就问我的名字和住址——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一件Croirier牌的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要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要啦。我本来今晚要穿来的，但是裙子太大了需要改，是亮蓝色带淡紫色珠子的。二百六十五块美元呢。”
“那家伙做这样的事可真蹊跷，”另一个女孩抢着说，“他谁都不愿得罪。”
“你说谁？”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说——”
两个女孩和乔丹保密地凑到了一起。
“有人告诉我说他可能杀过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