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跟谥号不一样，在古代一直是个很严肃的东西，而且没有像后者那样发展成纯粹用来捧臭脚、拍马屁的工具。而且以隋朝作为分野，在此之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幸能搞到一个庙号，在此之后庙号虽然泛滥，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的一生作出褒贬评判。
庙号起源于敬鬼神、重祭祀的商朝，所以帝王死后也需要建庙以供后人祭祀。不过按照礼制（我觉得主要是嫌麻烦），几代之后便要将其奉入太庙合祭，称之为“祧”（只有本宗之祖不迁，称“不祧之祖”）。唯有对本朝有大功的先王，才会被追尊庙号，以示永享祭祀之意。
中国人敬祖宗，那么何为祖宗？孔圣人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孔子家语·卷八·庙制第三十四》三国·王肃）因此庙号必称祖或宗。一般来说，对开国之君（以及其血源始祖、得姓始祖或者始封之君）称“祖”，比如汉太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吴始祖孙坚等等；对守成之君称“宗”，比如汉中宗刘询、宋太宗赵炅、明神宗朱翊钧等等；不过一些“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第三》）的继统之君也可以称“祖”，比如北魏世祖拓跋焘、明成祖朱棣、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等。
庙号的选字并不严格参照谥法，但却非常巧妙的在其中暗含褒贬之意。比如凡太祖、高祖均是打天下、立基业的开国之君的专属；脑门上顶着世祖、圣祖、成祖之类庙号的都得是再打过一遍天下的“二世祖”；太宗的地位仅在各种“祖”之下、为诸宗之首，像唐太宗李世民就当之无愧，宋太宗赵炅就差点意思；世宗看似是赞颂守成有道的令主，实际上也暗指其得位不符伦常或世系顺序，比如明世宗朱厚熜、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等；孝宗、睿宗通常是能力平庸但德行不错的皇帝，比如唐睿宗李旦、宋孝宗赵昚；哲宗、显宗之类的都是些没什么看头的守成之君，比如汉显宗刘庄、宋哲宗赵煦；肃宗通常是志大才疏之辈，比如唐肃宗李亨；英宗、神宗总是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比如宋神宗赵顼、明英宗朱祁镇；宪宗、宣宗一般被认为功过各半，比如唐宪宗李纯、明宣宗朱瞻基；高宗暗指王朝由盛转衰，比如唐高宗李治、宋高宗赵构；文宗通常软弱无能，武宗则有穷兵黩武之嫌，比如明武宗朱厚照、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皇帝）；此外德宗通常被人撵得满地跑、宁宗软弱可欺、穆宗光宗挂得快、玄宗真宗喜欢跳大神、熹宗一定是昏君跑不了、哀宗思宗什么的看上去就是一脸衰像，一准是亡国之君。
而“仁宗”这个庙号，就颇有些说头了。
“仁宗”这么好的庙号，可惜没摊上几个像样的皇帝。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国兴朝灭不过寻常事，皇帝轮流坐庄更是没啥稀罕的，唯一能够始终屹立不倒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唯有儒家。
儒家的规矩很多，但唯有“仁”才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更是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的终点。甚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孔夫子认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即“杀身成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卷八·卫灵公第十五》）
后世甚至以“求仁得仁”这一成语来形容理想和愿望的实现，可见“仁”之一字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再说回到庙号。
话说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后，按照常规动作要给自己的祖宗建庙立号。于是大明朝就有了德祖玄皇帝朱百六、懿祖恒皇帝朱四九、熙祖裕皇帝朱初一等一大堆名字看起来像是闹着玩的“先帝”（朱元璋的原名朱重八也好不到哪儿去）。而对于血缘最亲近的老爹，朱元璋给予格外的殊荣和待遇，不但将其名字由朱五四改成了朱世珍，还将其庙号尊为仁祖。
想必老朱认为，朱老爹能把自己生出来就是他为天下作出的最大贡献，称之为“仁”毫不过分。于是朱老爹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仁祖”。
历史上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直到北宋的第四个皇帝赵祯去世之后，世间才有了仁宗这个庙号——当然，据说在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汉赵皇帝刘渊乱认祖宗，曾追尊过蜀汉后主刘禅为汉仁宗。不过在这个以“乐不思蜀”而被嘲笑了千年的刘阿斗身上，人们显然找不到仁之所在，所以得不到承认，也不算数。
从宋仁宗赵祯开始，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6个仁宗，另外5个分别是西夏仁宗李仁孝、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和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即嘉庆皇帝）。
周杰伦先生曾经曰过“仁者无敌”（开个玩笑，其实语出自《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可惜上边这6位仁宗别说无敌了，大部分都是成天挨揍的怂货。比如赵祯被辽国和西夏轮流欺负，被迫接受重熙增币和庆历和议这样的屈辱；李仁孝在位期间采取“附金和宋”的策略，军备废弛屡战屡败，使得西夏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朱高炽一辈子都处于被老爸虐待、被弟弟欺凌的苦逼状态下，好不容易继承了皇位结果刚过9个月就呜呼哀哉；嘉庆皇帝更惨——他的败家老子把国家祸祸得差不多了就潇洒的蹬腿了，给他留下了个四面起火、八方走烟的烂摊子。即便他再勤政、给皇袍打再多补丁，也无力收拾旧河山了。
所以可以说，这6位皇帝虽然被冠以“仁宗”这个看似高大上的庙号，但怎么看都像是闹着玩的。
守成之君的庙号基本都是崇信儒家的士人搞出来的，他们为啥把祖师爷奉为圭臬的“仁”搞成这副德性？
以我的小人之心猜测，这帮家伙开始可能是想憋把大的，弄出个完美无瑕的皇帝再贴上“仁宗”的标签。于是在他们的眼中，刘恒、刘启过于软弱，刘彻则太粗鄙，刘询简直是儒家叛逆。汉末至唐初的乱世挑不出什么好人，李治则没管好自己的老婆，李隆基更是个天字号的大败家子……
挑来挑去挑花了眼，结果1000多年就过去了。儒家门徒的这口气憋得有点长，实在憋不下去了，干脆拿赵祯凑合事得了。至于赵祯之后的那几位仁宗，怎么看都像是这帮家伙自暴自弃，放弃治疗了……
所以后来凡是出身异族的皇帝，只要尊崇儒学、重视礼乐、虚心接纳汉文化，便统统奉上名曰“仁宗”的高帽一顶。比如西夏仁宗李仁孝崇文贬武，重用儒臣，重视教育、实行了科举；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在位期间不仅是西辽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还学习和采纳了汉法治国，加强了华夏文明与西域文明的融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熟习儒家典籍，即位后重用汉臣、推行以儒治国的政策，而且还重开了科举；至于清仁宗嘉庆皇帝更是亲手终结了自顺治皇帝以来持续了150多年的文字狱，光这一点就足够成天感觉脖子凉飕飕的士大夫们歌颂他的仁德了。
至于汉人皇帝想搞到仁宗这个庙号难度就大得多了。比如一部明史几乎可以被视为是皇帝与文官的争权史，朱元璋和朱棣这爷俩都有看见文官就来气的习惯，不但撤掉了宰相这个让文官们朝思暮想的职位，还动不动就砍得他们脑袋满天飞。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尊儒敬孔、跟文官亲近的朱高炽，于是激动不已的士大夫们迫不及待就将仁宗这个庙号奉上，哪怕朱胖子就当了9个月皇帝，实际上根本来不及干啥正经事。
不过士大夫们应该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们万万没想到天生就跟文官犯冲的朱家皇帝中，居然又冒出来朱佑樘这么个“怪胎”，对文官简直是无敌的好。可惜仁宗这个庙号已经被占了，只好拿孝宗凑合事——想必他们一定会痛悔当初轻易的就把仁宗这个庙号送给朱高炽了吧？
所以在5个仁宗里边，也就剩下个赵祯看上去最为名副其实了。
从“狸猫换太子”一事中，可以看出赵祯宽厚仁恕的性格。
关于仁，儒家认为“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第二十六》），道家的看法是“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庄子·在宥》），法家则理解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韩非子·解老第二十》）。
无论儒道法三家对于仁的理解有何异同，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里出现的几百位皇帝中，赵祯就算不是最跟“仁”字贴边的，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赵祯的命其实是蛮苦的。他的老爹宋真宗赵恒一共生下了6个儿子，赵祯排行最末，本该跟帝位无缘，可没想到他的5位兄长统统早夭，这下赵祯就算不想当皇帝都不行了。
看似很幸运？其实从赵祯出生的那一天起，迎接他的就是一幕幕的悲剧。
赵祯生母李氏的出身很低贱，本是宋真宗赵恒宠妃刘娥的侍女。李氏之所以能生出赵祯，一说是因为刘娥无子，所以拿李氏“借腹生子”，还有一说是赵恒随地乱发情无意中推倒了李氏，于是阴差阳错之下有了赵祯。不管怎么说，赵祯一生下来就被宣布是刘娥所出，而可怜的李氏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亲生儿子被抱走，却不敢相认。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赵祯即位后，刘娥以皇太后的身份代行国政。她不但在朝中大权独揽，视皇帝如傀儡，而且处处以武则天为榜样，摆明了要效法武氏成为女皇第二。可惜在士大夫为主体的朝臣的坚决阻击下，刘娥的梦想成空：
“富弼上疏曰：昔庄献（刘娥）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明道二年》）
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氏去世，次年刘娥也崩了，这时关于谁是赵祯亲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来人们还根据这事编出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可别以为这是件小事，后来宋英宗赵曙弄出来的“濮议”和明世宗朱厚熜搞出来的“大礼议”事件都折腾得朝廷上下鸡飞狗跳，一大堆高官重臣因此或遭贬黜，或屁股遭殃，或是干脆人头落地都不稀奇。像是大礼议事件断断续续的延绵了20多年，搞得朝中有点骨气的官员统统完蛋，就剩下一些谄媚阿上之徒，明朝的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更何况赵祯在位的头10年，可是被刘娥欺负惨了，险些连皇位（甚至包括小命）都被这个恶婆娘给夺走。新仇旧恨之下，即便是性格不那么暴戾的皇帝，也绝没有饶过刘娥及其家族的可能。
那么赵祯会怎么做呢？
刘娥一死，皇太妃杨氏终于有胆子告知赵祯真相。紧接着著名的“八大王”赵元俨也跳出来跟着起哄，声称“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于是“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以上皆引自《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
一般人在此晴天霹雳之下往往会失去理智，尤其是在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为凭恃的情况下，由此大开杀戒、杀得人头滚滚乃是寻常事尔。不过赵祯尚能保持头脑一线清明，先是派兵包围刘娥亲眷的府邸，然后派人调查真相。当得知李氏被以皇太后之礼下葬、遗体保存完好时，不禁感慨道“人言其可信哉！”（引用同上）
这时赵祯似乎忘记了刘娥曾经的僭越和对他的欺压，有的只是对此前猜疑刘娥和对她冒犯的悔恨，于是便跑到刘娥的灵柩前焚香祭拜以示忏悔：
“章献（刘娥）既没，或疑章懿（李氏）之丧。仁皇遣李用和发其葬视之，容貌如生。使者驰入奏，仁皇于章献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仁宗谓刘氏大娘娘，谓杨氏小娘娘。”（《龙川别志·卷上》宋·苏辙）
此后，他还亲率群臣送刘娥陪葬于真宗永定陵，并钦定谥号“章献明肃皇后”——本来按照旧制，皇后的谥号只有两字。不过赵祯以刘娥曾临朝称制为由，将其谥号增为四字。
能干出这种以德报怨之事的皇帝，除了赵祯以外，真的极其罕见。
上有仁君，下有贤臣——赵祯在位42年，几乎将两宋名臣“包圆”了。
在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其实很简单。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对其做出过明确的概况：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
所以历朝历代每有明君贤主在朝，必有良臣猛将为辅；若是昏君庸主当道，则必有奸佞国贼丛生。
说起北宋的名臣，大家都会想起谁？
当过宰相的如王曾、李迪、吕夷简、陈尧佐、晏殊、杜衍、陈执中、文彦博、宋痒、庞籍、韩琦、曾公亮、富弼……其中的佼佼者在赵祯之后的英宗、神宗甚至哲宗朝继续相位不倒，比如韩琦、文彦博、富弼等数人；没当上宰相的如范仲淹、包拯、欧阳修、余靖、苏洵、苏轼、曾巩、沈括、米芾……随便拉出来一个，只要运气不太差在别的皇帝那里都能捞到个宰相当当；至于像王安石、司马光、王珪、司马光、韩绛、吕公著、苏辙、苏颂、范纯仁、章惇等后来当上宰相的家伙，大都是在仁宗朝步入的仕途，并或多或少得到了赵祯的栽培和重用，才有了后来的辉煌。
即便在赵祯最弱的武事上，也有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名将遮羞；至于奸贼，王钦若和丁谓倒算得上。不过这俩货都是赵祯那个不靠谱的老爹留给他、并被把持朝政的刘娥所重用的，早在他亲政以前就死的死、滚蛋的滚蛋了。赵祯在位42年中，用人用的最糟糕的代表大概就是贾昌朝了——不过老贾要是跟之前的王、丁之流以及其后徽宗朝的“六贼”、高宗朝的秦桧等人比起来，绝对是个大大的好人。
甚至可以说，要想搜索一下两宋319年间的名臣（主要指文官），只需在仁宗朝划拉一圈，基本上就能搜罗个七七八八，漏不掉几个。
赵祯何德何能，居然使得天下群贤毕至？
因为他生性恭俭仁恕，虚心纳谏，御下仁慈，严于律己而宽于待人。比如他为了避免浪费和劳动下人，宁可挨饿也不肯在半夜要碗羊肉汤喝；再比如身为九五之尊，他甚至连生活用品都舍不得用新的：
“丙戌，中书、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西合，见帝所御幄亦、裀褥皆质素暗弊，久而不易。帝顾韩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宋纪第六十一》）
这种人格上的魅力，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都极其罕见，足以吸引崇尚高贵德行的士大夫为之效命了。
而赵祯能够让天下英才死心塌地的替他卖命，最大的秘诀就是他对待臣民有着皇帝中少见的宽容与信任。
比如四川有个书生脑子进了水，居然吟出“把断剑门烧栈阁，西川别是一乾坤”的诗句——这种屁话无论放在哪朝哪代都是十足真金的“反诗”，要是放在“我大清”那会儿不砍掉满地的脑袋、把成百上千人折腾得欲仙欲死，那就绝对是见鬼了。可是赵祯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家伙就是因为科举屡次落第，所以文人的酸气发作、写诗泄愤。既然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矛盾，赵祯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给这家伙封了个司户参军的小官当当。
于是问题解决，皆大欢喜。而除了赵祯以外，真没有几个皇帝能干出这种事。
再比如赵祯生活简朴，更说不上荒淫，可是以大嘴巴著称的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是个大嘴巴。他在科举考试时胡说八道，谴责赵祯在后宫蓄积美女千人、生活纸醉金迷，压根不关心民生。小苏的这种行为很恶劣，在明清时被砍头、夷族都不奇怪，可是赵祯连黜落这货的惩罚都不同意：
“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宋史·卷三百三十九·列传第九十八》）
赵祯固然有他的弱点，比如“宽仁少断”、“无定志”，这也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和对西夏、对辽的战争和外交屡屡失败、受辱的主要原因。不过作为一个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守成之君，他有着这样的毛病并不奇怪，毕竟像刘彻、李治那么“变态”的皇帝，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否则这货岂不是要堪比秦皇、唐宗，还得给他弄顶“千古一帝”的大帽子戴戴？
前边说过赵祯的命够苦——小时候不知亲妈是谁，当上皇帝还被后妈欺负；好不容易亲政了不但得收拾败家老爹留下的一副烂摊子，还经常让包拯等臭脾气的大臣喷一脸口水；大宋江山内忧外患不绝、天灾人祸不断，跟其他皇帝相比日子过得也是清苦不堪。最让他伤心的是，拼命忙活了好几十年，生下仨儿子都没养活（女儿生下13个，也只养活了5个），只好认侄子赵曙为养子。结果赵曙即位后，不但成天跟赵祯的老婆（曹太后）吵架，还不认他这个养父，闹出了个“濮议”事件。若是赵祯泉下有知，该有多伤心？
一生中遇到这么多挫折，哪怕是普通人的心理也会发生一些不好的变化，何况一个皇帝？赵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如此自律、宽仁，对他人充满了信任与慈爱之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以仁宗朝的实际情况，用汉武、唐宗那样的高标准、严要求苛求赵祯，实在是过分了。
至少，天下人不分敌我、贵贱、国别，几乎统统都爱戴赵祯——能做到这点的皇帝有几个？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赵祯驾崩。消息传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在洛阳，因为自发为他焚烧纸钱以示哀悼的人太多，导致城市上空“天日无光”；即便在偏远的四川剑阁，山野间的妇人们也头扎白巾为她们的皇帝戴孝。甚至在辽国，上至辽皇、下至百姓对赵祯的缅怀也跟宋国没什么两样：
“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看起来好人也算有好报，赵祯这一生，应该知足了。
毕竟从能力和作为上看，他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守成之君。但仅从人性的角度，他又绝对不负“仁宗”这庙号，甚至称之为“千古一帝”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