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风轻云淡。冬日的豫南，清爽、洁净。
刚刚送走了一位要好的朋友，现在端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想起挚友汪耀洲。
耀州是我中南政法学院学习时的老乡和校友。记得1985年9月的中旬，我们入校。不知是谁先找的谁，总之，很快就认识了。同时期认识的还有法律系1班的老乡徐留芳，四班的于惠清，以及老大哥、83 级的魏洪江。自那时起，乡情和共同的志向就将我们连在了一起，直到他出事的那一刻。当时，我是带着重病入学的:血小板减少，当时县医院认为是很难治疗的病，就算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武汉，当时也是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每逢周日，清晨我就得起床，由武昌赶早上第一班公交车去汉口，到武汉市第二医院血液科去找裘华莹主任诊治。裘主任是原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校长裘法祖的女儿，一位非常敬业、非常和蔼的专家。那时，武汉的公交很拥挤，而我的病又很怕挤，挤破了身上的哪个地方是很难止血的。起初，是魏洪江担任保护我的任务，等我们去武汉的时间稍长，路线基本熟悉之后，耀州便担任起了保护我的任务。人多挤公交的时候，他总是双手撑住两扇车门，等我上车后他再放行其他人，这样就是我免受别人的拥挤，以免出现意外。到了鲁巷，还得换乘15路公交车，坐许多站，到中华门，再改坐轮渡，过江之后，再步行。常常是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只能是吃完饭再去医院看病。等下午回程时，天已不早，冬天的时候，一般要到天黑。就这样，在学校的照顾下，我治疗了半年多，他几乎是“保护”我半年多。等到病愈之后，我们几个为数不多的老乡，自然就成了好朋友。周末的聚会，假期的来回，和师兄弟以及民院小师妹们平日的郊游，几乎都是一起的。四年，就这么匆匆而过。
武汉的学习生涯结束后，我们又一同分回家长固始的乡下法庭。他在大别山区的武庙，我在淮河之滨的杨集。两年后，我们先后调至县法院。他在民事庭，我在刑事庭。之后，是大家都先后娶妻生子。然后，孩子又在一所学校上学。其间，他还曾长期在我分管的业务口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在业务上，他是一位非常出色而又非常较真的人，当地的一些大要案，经他办理后，少有瑕疵，以至于现在在北京一所名校读刑法研究生的小齐一直尊称他为老师。几年间，他所写的案例被最高法院《审判案例要览》选登，成为固始法院的第一。关于刑事审判的论文也屡见报端。可以说，在他所从事的审判业务上，固始法院少有其上者。
耀州出事是在一个夜晚，2012年7月5日。那天，固始法院的几个同事到信阳公干，吃完晚饭后一起坐着聊天，大概九、十点钟的样子，一名我们共同要好的同事打电话说“耀洲被撞了”，并说已送到医院抢救。因为不放心，随即打电话向一位师弟求证，师弟回复说“凶多吉少”，人已在送往合肥的路上。直到这时候，我依然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他是健壮且身手敏捷的。之后，便接连传出不好的消息。大约过了五、六天，我约上徐留芳，一同由信阳坐火车前往合肥看望。整整一夜过后，凌晨五时许，精锐去接站。了解大致情况后，我当即给远在北京学习的固始法院负责人打了电话，要求他对事件予以高度关注。之后不久，耀州眼中的老大魏洪江教授也赶到合肥。医院重症监护室外的护士拦住了兴冲冲的我们:不让进去看望!在医生办公室，我无法抑制的情绪奔泻而出—我哭出了声!见此情景，医生也受了感动，破例放我们三人进了监护室。耀州静静地躺着，肿胀的脑袋比平时大了许多，头发已经刮光，口鼻插满了管子，一滴清泪挂在眼角。几分钟的无语凝噎，而后是无声地退出。随后，一些同事和他的亲属陆续赶来。医生曾告诉我们，没希望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是那样。耀州的同班同学孙爱军得到消息后，连夜从深圳赶来，还同时请来了一位姓杨的民间医生。在家属决定离开医院返程的路上，杨医生就要求用他的方法治疗，后来在到达固始后，经与县医院协调，杨医生用了他的方子:在插着呼吸机的病患身上，用人乳鼻饮下从深圳带来的药丸。抱着一线希望，我们从不同的医院收集了一点点的人乳，看着药丸由注射器推入耀州的体内，期盼着奇迹能够发生。一天，两天，终于有一天，家属坚持不住了。大概在医院又坚持三、四天之后的一天中午，我在家里中午饭还没有吃完，耀州的弟弟打电话说“人弄回去了”，等我赶到医院再赶到耀州的家里时，他的屋里已经升起了烧纸钱的青烟，这意味着，人走了。再之后，一些同学从四面八方赶来吊唁，一些不知道路的外地同学，由我充当向导，洪斌、永贵等都各自尽了力。一场同学情，到此打住。
大概是次年清明，洪江由郑州回来，与洪斌我们一行去给耀州扫墓。硕大的坟头，长满了参差不齐的野草。纷飞的纸钱，炸响的鞭炮，寄托了我们的哀思。
一场车祸，终结了一位年富力强的富有专业经验的生命。一个家庭，若干圈子，多种感情，从此彻底改变。
生命的消失对于人而言，是最悲哀的事情。活着，就是一种美好。
是为记。
2024年10月24日原文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