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与黄河，向来是中文传统母题。以至于诗文里，说到江便是长江，提到河，便是黄河。中国地势自西向东，阶梯般一节一节落下，水往低处流，一道一道向东汇入大海。这东流的方向也隐隐带了一丝难言的期望——时间如悠悠江河，毕竟东流而去。可是朝阳日升日落，却总是从东方的大海上一跃而起。顺着古人的目光，我们大约可以想见日母之神羲和会在东方的扶桑给太阳沐浴，东方带着奇异的魅力，攫取着人们的呼吸。
在杜甫之前的时代，宫体诗仍旧是一层罩在朱楼上的旧绣帷——高楼落了又起，这绣帷因之秾丽华彩，令时人念念，不忍割弃。但天气已经转暖，雪早已化了，枯枝败叶之下，去年掉落的种子，就等着一场雨来生发。即使枯枝败叶再镂金错彩，也该腐为来年护花的养分。这场雨迟迟未落。——是想要复现的人们，不愿看到这场雨落下。
无论哪个时代，崇古尊古的力量总是与新的潮流相抗争。一开始，新潮总是要败落的。
杜甫，这个后来写诗的人，清醒地看到了其中的无奈，一日，用游戏的心情，写下了六首绝句。其中第二首，今人尤为熟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将王杨卢骆四个人的文体，比喻成江河，可以万古流芳。他的感觉是对的。但写诗的人，早已在涛涛江水中，忘却了今古。
那一年，王勃送一个做县尉的朋友去蜀州上任。古人送别，今人必定不耐烦。因为礼节多而繁杂。送出家门，不够，送出城郭，不够，要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歧路。在古道上的岔路口，也并不是你我一声告辞就轻飘飘结束了的。要郑重，于是宴会就堂而皇之地上演。支起帐子帷幕，铺开席子，摆上酒樽，为君斟满一杯——临歧帐饮，与君别离。
就在这离别的歧路，你与我将从这个交叉口，背道而驰，如射线一般，去往各自的远方。王勃由此生发，写下了他的名篇。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杨卢骆打头阵的王勃，是个天才般的熊孩子，也是个熊孩子般的天才。带着「天才」「神童」「奇才」的王勃，他十六岁未冠而仕。在天才纸笔间，文字可以随意使用，他笑着看文字在指掌之间翻转。而他正年少。在沛王府里，为了给斗鸡增加士气，他挥挥袖子一篇《檄英王鸡文》。他到底低估了文字的力量。这篇戏作的檄文传到了唐高宗手里，天子读毕一怒，天才少年转眼已被逐出长安，就此远离了京都繁华。
成为一个熊孩子的父母，大多数家长已经无力。而这熊孩子恰恰还是个天才，是自小宠在掌心里的宝贝儿子，个中酸爽，不为外人知。没过几年，弱冠没多久的王勃在虢州参军任上，杀了官奴曹达，虽然遇赦未丢掉性命，却连累父亲被贬到交趾——蛮荒之地的越南。
这个打击无论是对天才的父亲，还是对天才的儿子，都是致命的。上元三年（676年）春夏，王勃满怀着愧疚和悔恨，去交趾看望父亲。回程的大海，风高浪急。他不幸落水，惊悸而死，仅仅只有二十七岁。
听说那年冬天，他脍炙天下的名篇《滕王阁序》终于从长江边的滕王阁一路传唱到了京城。唐高宗读到这篇序，被行文之中飞扬的文采折服而赞叹，想召见王勃。但是他没想到，大海已经招走了诗人的魂魄，永远向东流去。
我们今天站在时间长江的源头，回顾命运，很容易生出一种虚无。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类对于善始善终总是抱有过分的期待。——能写出好文字的人，他的品性必定是高洁的，兰芷芳兮，他的命运最终是好的，星汉灿烂，他不必漂泊流离、不必看尽人世冷暖……最终孩子们围绕在陈年的病榻旁，垂眸待着历经长流的歌诗与记忆渐渐合上双眼。他的一生被妥善总结，诔文之后，收束一个和美的谥号。
但事与愿违。太多人，在潦倒的死后，诗句才从枯骨上开出花来。甚至一如张若虚，几万首唐诗的书页翻了又翻，倏忽到了明代，月光才从故旧里明亮，春江的潮水才涌出纸外。他的故去已不可考，除了另一块若有若无的断片，只留下了《春江花月夜》这首歌行。
杨炯应该会和王勃有共鸣。两个人，都是少年天才，都有点熊，都早早带上了「神童」的花冠。但两个天才，更多时候是在互相看不顺眼争咖位。何况杨炯这家伙心里藏不住话，得罪了太多人。《旧唐书》载，四杰排名推定，杨炯不服气，「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排在老卢之前我觉得惭愧，排在王勃那家伙后面几个意思？
杨炯当然有底气自傲，他入仕时比王勃还小，年仅十一岁就授了校书郎。垂拱二年（686年），有杨氏子弟跟随徐敬业起兵，杨炯受到株连，被贬梓州。其后一直在政治上以失意结尾，吏治以严酷苛刻著称。
然被杨炯称为“愧在卢前”的卢照邻，一生境遇也是颇为坎坷。政治上的失意，和一直以来附骨难驱的病痛，终于让他的生命止步于五十多岁。——他选择自投颖水。
今日的颖水已不是昔日「四渎八流」中的颖水。作为淮河最大的一级支流，它已污染累累。但我在百科中看到的颖水，水面上倒映着落日，两岸青青的绿延展到远方，是静美的。至少容纳诗人灵魂的地方，就该这样平静安宁。人类破开母体中的水，从温暖的羊水里游出来，再回到水里，那水也该从容静谧的拥抱他们。不该是王勃的风高浪急，也不该是宋末明末的铁马催逼。
等到四杰最末的骆宾王，且不探究「鹅鹅鹅」，谁都想不到，这位诗人最后，会是一位反贼。
檄文，这两个字就带着隐隐的杀伐之声。和王勃为斗鸡戏作的檄文不同，骆宾王是真的写那些有政治力度的檄文——他要讨伐的，是权倾天下的武则天。他随徐敬业起兵，写下「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这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震动了整个帝京……
戎衣何时定，歌舞入长安。
长安当然没有等来诗人的歌舞。徐敬业兵败，他的命运，就此沉寂了下去。有人说他被杀了，有人说他投水死了，有人说他跳水逃了，有人说他落发为僧了——但有一点，他再也不能用骆宾王三个字写诗写文。这个名字，都死了。
历史，或曰死去的政治，从来不会只登台一次。它以各种面貌侵入诗人的生命历程，载沉载浮。那时，它叫徐敬业，又叫武则天。它登台时，撼动命运，它谢幕时，也将再次撼动命运。所有人都毫无例外，身不由己地卷入洪流，被催逼着，奔向大海，奔向宿命。
江河悠悠，不废万古而流。这江河的潮水，终于涌到了今人脚边。
到底诗句是一生的注脚，还是死亡是一生的注脚，很难分清。大多数诗人没有想过，其实他们自己一生——包括死亡，才是诗句的注脚。人们品评诗句的次数远比品评他们命运时要多得多。只有传记家才或许会把目光从文采上挪开，将诗句刻在碎片上，断断续续拼凑出主人的一生。他们的命运消散了，剩下诗句的命运，代替他们，在千古传唱中沉浮。无论多在意身后的名声，在这一刻，也摇摇头无奈，望着落日顺流而下，漫漫而逝。
已经很少有人在读那些名篇了。人们更多的只是拥有句子，来代表拥有诗篇。「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没有今人感到悲哀，它们毕竟流过了今人眼前——就如同用成语典故来代替故事，这是既定，也是必定。
只是千年以后有个痴痴的人，想翻开诗篇看看诗人的命运。就这样溯洄从之，在天光云影里，掬起了一捧江河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