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作者个人公众号“田然不怕辣”

今天《罗辑思维》新一期视频节目更新，早上睡眼朦胧，打开PAD，想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主题还没认真看，怎么感觉罗胖长走形了？揉一揉眼睛，哎！还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罗胖，这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喽！我们都知道，罗胖从2012年12月，就开始坚持每周一期视频节目（每年罗胖还是会休个年假）以及每天雷打不动的60秒公众号语音！

所有的疑问和思考都在一瞬间完成，赶紧点开视频，我看到了一段温馨，甚至有点感人的，来自罗胖的现身解释的视频。今年43岁的罗振宇，当父亲了！

更有意思的是，罗振宇给她的两个女儿分别起名“罗思思”和“罗维维”。名字很好听，不过我们都看得出来罗胖起这两个名字是因为“罗辑思维”，这个他一手经营起来的互联网社群。

说到起名字，古代封建社会，有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的，比如朱元璋他老爹，叫“朱五四”；在欧洲，也会用长辈的名字来命名新生婴儿，所以会听到什么一世、二世；咱中国还有用父母姓氏来命名的，我大学就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爸爸姓丁，妈妈姓兰，生了个二字叫“萱”，所以他全名“丁兰子萱”，这个名字全中国就一个（不像我这烂大街的名字）。

回到“罗思思”和“罗维维”这两个名字，看的出来罗辑思维在罗振宇心中的分量，也看得出罗振宇对自己两个女儿的希冀：希望她们长大以后是一个有趣有料的人（女孩子应该不需要有种了）。

罗振宇将要短暂地离开我们两个月，他创业以来，亏欠他的家人太多，两个女儿刚刚出生，他也应该多陪陪家人了。

看到这里，我感触颇多呀！“亏欠家人太多”，这六个字被太多太多的人说出口，尤其是成功的人。此处我谨慎地不去列举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因为别人的生活，我们不能百分百地去做出一个判断。但无论是商界、政界、体育界、娱乐界、科学界、文学界等等，“亏欠家人太多”永远是听到最多的话。

写完一本书，书的后记中，作者补充道：因为写这本书，花了大量的时间整理材料、编辑成稿，很长时间没有办法陪伴在家人的身边，感谢妻子在这段日子里的支持；

比赛结束，冠军颤颤巍巍地拿着话筒，激动地痛哭流涕，“我要把这个奖牌献给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长时间的封闭训练，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待在一起，我的家人比我更要不容易；

某公司成功上市，创业家激动地说：“自从创业以来，没日没夜地努力，最亏欠的就是我的家人；

这样的例子实在层出不穷，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今有“明星风光，三拿大奖而离婚”。

提到“亏欠家人太多”，我脑子就跟放电影一样，一幕接着一幕。多的不说了，最后大家请想想《爸爸去哪儿》里，除了个别模范父亲，其他父亲都感叹自己，很少陪孩子。

马云在创业初期，他的孩子不认真上课，去网吧打游戏。于是马云的妻子被迫离开阿里巴巴，回家教育孩子。

在看《奇葩说》的时候，高晓松提到过西方（不知道具体是指哪儿）国家的法律，对于夫妻两人都工作的情况下，向第二个征收高额的税，目的是鼓励夫妻一方辞职回家看孩子。

这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在我看来，家庭成员的互相陪伴，是最大的幸福。

我觉得在中国，人人都在努力，人人都在打拼，为了生存，为了成功，为了出人头地，或者只是为了钱，却忽略了我理解的这个幸福。

幸福是什么？成功又是什么？我们是要成功，还是要幸福？抑或二者皆可得？

2010年，白岩松写了一本《幸福了吗》，那本书的内容我已记不清，约莫着，作为奋斗在事实最前线的新闻工作者，白岩松能够体会到国民“幸福”的缺失。

2013年，同是新闻工作者的柴静写了一本《看见》，在最后一章“陈虻不死”中，有一段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摘抄出来给大家看看。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白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回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最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柴静的那句回答：“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那一年，柴静25岁，和现在的我一样大。25岁这个年纪，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高估自己！

21岁的时候，看了一本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很俗的书名，却是美国学界的思想巨匠，史蒂芬·柯维的代表作。看完那本书，第一次触碰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家庭幸福的价值。我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所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记忆犹新。

史蒂芬·柯维一生获奖无数，但他最珍视的奖却是全美父亲组织（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的“最佳父亲奖”。

还有一本，是朋友赠送给我的书，《相约星期二》，老教授病危卧床，他的学生每周二上门陪伴老教授，并聆听他的教诲。连续14周的箴言汇集成了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必定会和我一样，领悟到幸福的真谛。

提到这两本书，我是想说，我和25岁的柴静一样，我想要幸福，我不想要成功。但是，当我渐渐踏入社会洪流的时候，也许我真的成功了，然后我回头发现，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反正都是也许。

至少，我现在在“幸福地”享受假期，而不是“成功地”更新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