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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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世文化与禅（一）
第一节 室町时代与禅文化的普及
“他力” “自力”
继五山官寺制度之后，又建立了禅宗僧职的“僧禄”制度，统辖五山十刹及其诸派的禅寺，掌管内政外交、起草文书和住持人事任免等，成为禅宗官僚化的特殊门派，规定“十方住持制”，即五山十刹的住持不许一派独占，而广求十方英才，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以南北朝时代京都天龙寺的开山祖梦窗疏石为首的通晓文史、善于文墨的五山禅僧，更是受到足利幕府的重用，他们一些人以“僧禄”身份积极参政，不仅承担幕府与诸国诸侯的协调角色，而且担当与中国明朝交往的使节的重任，禅宗也成为武家政治文化的重要一翼。梦窗疏石被封“国师”称号，梦窗派也成为一大门派，压倒了五山诸派。这些禅寺的主要人事由幕府任命，获得幕府的政治庇护和财政援助，五山派临济禅，接受与公家重祈祷、重仪轨的密教影响，带上了密教的色彩，增加了他力的要素，即依靠他力——佛、菩萨加护之力来求极乐往生，禅的正统自力——依靠自己修行而得悟的性格弱化，逐渐走向贵族化、官僚化。五山临济禅，出现了坚持禅的正统自力风格者，如一休宗纯等；还有为了专心追求学问而走出五山的还俗者。从此，五山制度走向衰微。但是，总体来说，临济禅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学术和文艺方面，对日本中世文化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尤其在促进禅画和五山文学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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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文化
但是，进入室町时代中期，“东山文化时代”末期，五山制度已名存实亡。此前镰仓时代初期道元开创的曹洞宗，与热衷于在中央建立官寺制度的五山派临济禅相反，专心致力于在地方上传播禅宗的事业，对宗义和法事进行改革，并以丛林规范奠定基础，使之简朴化，故称“林下派”。此时，这一“林下派”禅宗获得地方武士的支持，同时开始在下层阶层传教。参禅者有地方土豪、下级武士、农民，还有连歌师、田乐法师、艺能人、町人等各阶层人士，从而获得较大的发展。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原属临济宗的禅僧一休宗纯，反对五山派趋同权势，批评五山派不识禅，著有《狂云集》（1467），以真挚的求道精神和旁若无人的破戒言辞，指出“山林富贵五山衰，唯有邪法无正师”。他自称“疯狂的狂客”，于是，他皈依“林下派”的大德寺，担任住持，主张不拘形式地传播禅法，采取多种方式受戒、修禅，易为地方武士和农民所接受和皈依，连原属五山派的一些禅寺，也归入这一派。以曹洞宗为代表的“林下派”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这一时期武家文化排斥旧佛教的“造像建塔”、旧儒学的“学问教养”，而更偏向注重深远的禅宗哲理，因此禅文化成为武家文化的基本理念。禅文化，超越宗教，不仅与新儒学结合，成为武士修养的德目，而且禅法的悟道精神，影响及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乃至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禅宗文化走向世俗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的世俗化，普及的不仅是宗教的、哲学的禅，而且是文化的禅，文学艺术的禅，社会政治生活的禅。也就是说，禅的思想，不仅限于作为宗教，还作为整个文化思想来接受。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镰仓时代以后的禅宗，一方面其寺院同政治权力结合，另一方面其思想成为文学思想，成为绘画理念，终于成为一种美的生活模式，并化为独特的美的价值。室町时代的文化，不是有禅宗的影响，而是禅宗成了室町时代的文化。即以宗教的禅的政治化和美学化为内容的世俗化。是什么东西推进了这种世俗化呢？恐怕只能是持续于日本人的意识深层的此岸性、世俗性的土著世界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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