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召集大臣们一起来讨论今后将要施行的治国政策，当时朝堂之上分作两派：一派以丞相王绾和诸多博士为代表，他们建议秦始皇推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子弟和功臣；另一派以廷尉李斯为代表，他认为分封制是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的根源，秦朝要吸取教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来治理国家。
李斯的理由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比起王绾和儒生的话，秦始皇显然更加认可李斯的话，他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正是因为有诸侯王的原因。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去建立诸侯国，这是自己给自己树敌，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此时，李斯应该庆幸，多年以前被他害死的那位同门师兄弟韩非子的思想给秦始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而韩非子的核心政治思想，正是李斯向秦始皇强调地加强中央集权，用统一代替割据的理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中央集权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对社会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意义？为何能让秦始皇、李斯和韩非如此推崇呢？
一、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对诸侯国的约束力名存实亡，诸侯们以争霸为主题展开战争，为了适应高强度的战争节奏，诸侯国的君主们需要集权政治来分配资源以保证国家的存亡；
周朝虽存国八百年，可除了刚建国的那两百多年外，周天子这个天下共主绝大多数时间都以吉祥物的形象存在。从春秋中期开始，周天子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就已经名存实亡。
在周天子失去对诸侯们的控制力的这个时间里，诸侯之间展开了严酷的争霸战争，西周初年的时候，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800个，而到了春秋初年，还剩下170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年的时候，就只有几十个诸侯国了。
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面积、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他们采取了这种兼并小国的方式，来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比如晋献公在位时就通过战争的方式“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比起重头开垦荒地来发展自己的领地，显然诸侯们更认可直接从小国来获得土地、人口、矿产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以帮助自己壮大国力，秦国的君主们就深谙此道。
一开始，秦国的先祖只是因给周天子养马有功，才获得了一块封地，而当时秦人还没有建国的资格。秦国的崛起，源自于秦襄公护卫周平王有功，被周平王特许：“戎人不讲武德，只要秦国能从戎人手里夺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就属于你们。”
经过上百年数代人的经营，秦国才逐步有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在这种高强度的战争下，其实不论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还是防守的一方，都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了集权的道路。
二、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在这种环境下，人与社会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而这种趋势又间接促进了集权社会的发展；
周朝的时候农官们沿河流在地势平坦的区域实行“井田制”，那个时候还没有牛耕和铁制农具，农官选在这样的区域发展农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灌溉，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让农户能够拿着木制、石制的工具也能够耕得动田。
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朋友应该能体会到在那种干旱地区、山林地带耕种是一件多么费力气的活，土壤只要稍微紧实一点，耕种一亩地耗费的精力往往是水田的好几倍。
反过来，正因为当时耕作效率低，这也限制了周朝人口的增长和人去改造自然的主观积极性。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技术和铁制农具的出现，在当时起到的意义，无异于蒸汽机对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那般。
牛耕技术的出现极大提高了耕种的效率，而铁制农具又让古人拥有了更多开发不同环境的手段。
我们华夏文明以前属于农耕文明，农业等同于是国家的根基，不论是商业、医学、手工业等等都会农业有着紧密的联系。
农业的发展，则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优质的材料，推动其它行业的发展。我们总是强调小农经济的自足自给性，其实整个社会都以农业为核心，形成了一条联系紧密的关系网。
三、文化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家天下”观念深入人心，并且诸侯们亲眼见证了分封制存在的巨大隐患，所以他们在改革时格外重视集权的重要性。
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相当于打破了商周时期盛行的世卿世禄制，给予了平民和贵族同台竞争的机会。原本分封制度下贵族阶级凭借着血缘关系天生就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而现在郡县的长官是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再是世袭了，这就意味着有才华的读书人也有机会从政管理国家。
早期的政治强调“血缘关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强大自身，不得不做出改变尝试用“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他们通过放宽人才的上升渠道，采取唯才是举的手段，引进外来的人才，促进本国的发展。
商鞅、范雎、李斯等人，便是这种制度的典型受益人。
总结
相比较于商周时期松散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制度显然更适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借用一句话来评价它的作用就是：“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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