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汉网
稿件来源:长江日报
时间:2006-11-08
作者:鲍风
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最看重功底。就像僧人设坛传经,没有人看哪个僧人写了什么鸿篇巨制,而是看他在讲经时,是否真有学问。有的学人穷其一生,可能只写了薄薄一本“小册子”,但腹中诗书却车载斗量。这种注重学问功底的“评价体系”,从他们治学的路数即可看出。
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所谓“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识来注经书,力求追寻经书的原始意义,所谓“无证不言,孤证不立”,意在强调言必有出处,不可望文生义,牵强穿凿。这种注释经书的工作,最见学术功底,也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为古籍作注,仍被视作古典文学研究的“见功力”行为。一部有价值的注本,比所谓的一部部“专著”,也更能引起同行的敬重。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打通经文与经文之间的思想壁垒与价值壁垒,对原有的经文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我们从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路数,可以看出“六经注我”带给王国维的“学术便利”。上个世纪胡适曾提出个有名的口号,名之曰“整理国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我们可以形象(当然亦有失准确)地把“整理国故”的工作理解为“我注六经”的“打基础”、“见功底”的工作,把“再造文明”的工作理解为“六经注我”、“容纳古今”、“会通创新”的创造性工作。
治学如是,读书亦当如是。在我接触的朋友中,有许多手不释卷的“书中瘾君子”,但也不乏把书读成“文明的碎片”的“书中迷路者”。正如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从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可以看出这个人学问的深浅。这话是否说得绝对了些,这里按下不表。但用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路数来读书,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用“我注六经”的方法来读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一个个细节入手,从一个个知识点入手,把书中的内容弄懂吃透。对书中所涉及的知识,进行“上下求索”式追问,包括对作者的知识结构的细心揣摩,对作者写作路数的会心与感知,等等。这个过程,也就是把书“读厚”的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书的文本中“走出来”,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会通其他知识,对所读之书做理性的分析、研究,力求找到富于启示意义的东西,从而为自己的思想及知识体系的建构,寻找理论的或资料的支撑。这个过程,也就是把书“读薄”的过程。
我们说读书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修炼的过程,其实读书的过程,也是一种形成思维方式、学习思考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会读书”的过程。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方法来读书,不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读书效果,也可以让我们在读书过程中,学会做学问的基本路数,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不仅懂得了学术之“学”,也让我们懂得了学术之“术”,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有了“学”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