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于1985年到1988年在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读博。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暨南园的生活，确是一段非常幸运并值得回忆的宝贵时光。暨南大学的精神被归纳为十六字：“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我理解前八字“忠信笃敬、知行合一”是对每个暨南人的个人品格和秉性的要求，忠诚笃实、脚踏实地、勤奋好学，把知识落在实处；后八字“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是对整个大学风气的要求，积极向上，学术自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暨南精神一直鼓励着我，也塑造了我精神气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让我受益终生。
报考暨大
在国内，任何学习过中外关系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暨南大学的朱杰勤教授(1913-1990)。从30年代起，朱杰勤教授就开始撰写和翻译有关亚洲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著述。解放后，他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79年，在中国历史学会规划会议中，他最早倡导成立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1981年，他创立了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后改称华侨华人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同类研究机构，在很长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最知名学术机构。
第一次见到朱杰勤先生是在1983年夏天，我和山东大学同门师兄于化民利用假期沿着丝绸之路到甘肃和新疆考察。到了乌鲁木齐，时刚刚遇到中亚文化研究学会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我俩不仅聆听了学者们的学术报告，还跟着代表去了天池和吐鲁番参观。朱先生作为学会的负责人与马雍秘书长以及新疆考古所穆顺英所长等坐在主席台上。在参观吐鲁番的路上，我跟朱杰勤老师请教过中外关系史的一些问题。没有想到他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在吐鲁番跟朱先生的黑白合影。
当时，国内研究生制度刚刚恢复，全国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屈指可数，朱杰勤教授是全国唯一的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即使以中西交通史研究见长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也没有这个专业的博士点。我非常希望以后有机会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但也不知道把握有多大。于是，1984年底我利用实习的机会，来到安徽、江苏、上海、湖南和广东考察。
在长沙，我拜访了岳麓书社的总编辑钟书河先生，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对我开阔眼界有很大的帮助，跟他的谈话也让我收获良多。湖南的冬天阴冷潮湿，还下着小雨。即使在室内也感到透骨的寒冷，手脚冰凉，令人不适。晚上从长沙乘火车去广州，第二天早上醒来，忽如一夜春风来，感觉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仅与北方各省冬季冰封大地朔风凛冽大相径庭，即使与江南冬季的阴冷潮湿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岭南温暖如春，树木葱荣，花香漫溢，气候宜人，实在让我意外惊喜。特别第一次来到广州这座千年岭南名郡，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南国都会给我的印象非常美好，更加坚定了我报考朱老师博士生的决心。
广州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章深（暨大毕业）和中大著名教授袁伟时的公子袁征（当时正在暨大跟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读研）陪我在广州游玩了很多名胜古迹。中大历史系的蔡鸿生教授早年也是朱杰勤老师的学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对我热情恳切，抬爱有加。记得冬至之夜，他专门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说广东人的习惯冬大于年，不能让我一个人过冬，着实令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的青年游子非常感动。蔡鸿生先生曾这样评价朱先生：“古籍洋书，并列案头，手不释卷，每当涉及中西互证，便能左右逢源。”他说如果可以跟随朱先生学习，是我的福分。
我记得从北京路乘公交车到了岗顶，在美丽的暨南园拜访了朱杰勤教授。朱先生见到我很高兴，说看过我写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满了智慧，听之靡靡，令人忘倦。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去做报考的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暨南大学，
恩师教诲
暨南大学当时隶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主要面对港澳和海外华侨的学生，充当着传播中华文化、沟通中西的桥梁，声教讫于四海，宏教泽而系侨情。暨大历史系创办于1928年，是当时国立暨南大学设立较早的学系之一。近百年来，除了朱杰勤先生之外，历史学系先后有周予同、周谷城、陈高傭、沈炼之、谭其骧、陈乐素、金应熙等诸多史学大师任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良师之外，还需益友。朱杰勤先生第一批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生有丘进和郑海麟。我与纪宗安、高伟浓、袁丁、朱凡成为朱先生门下第二批博士生。除了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医学院眼科的李辰教授也带了一位博士生郭阿娟医生，比我晚一届。全校一共八位博士研究生。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又都性情平和,和蔼可亲，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让我这个新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朱先生给博士生上课都在家里。在他称为“旷远楼”的客厅里面，学生们坐成一圈，听老师娓娓道来。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是通过讲述他早年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对所讲专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传授他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发蒙解缚，开阔视听。他总说史学家不仅应该通古今之变，还要沟通中外，成一家之言。不仅要懂得中国史，还要懂得世界史和中外关系史。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说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每次讲完，大家一起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他再做讲评，并布置作业，让大家回去读书写作。
朱杰勤先生祖籍广东顺德，祖父是美洲华侨，晚年回国。父亲曾在马来西亚开过一间百货商店，读书不多，粗通文理，赋性慷慨，有不少知识界朋友，包括维新派康有为之人。小时有一位科举屡试不第的伯父教导，家学渊源，国学根底雄厚，在处理历史文献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同时，朱先生在少年时期曾入英文学校学习，很早就熟练地掌握了英文，在研究中可以突破中文史料的局限。抗战初期，先生曾在云南昆明空军学校做翻译，40年代，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吸收为会员。为了介绍外国史学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著,朱杰勤翻译了《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利奇温著）和《大秦国全录》（夏德著）两书, 这使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往往能洞幽察微，发人所未发。
1933年，朱先生被中山大学研究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在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南明史专家朱希祖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史。从此，朱先生开始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生涯。他三十岁以前主要研究中国史，三十岁以后就侧重世界史了，最后以中外关系史为归宿。清代广东顺德岀了几位研究西北史地及中外关系史的著名学者，如李文田、梁廷楠、何藻翔等，都有著作传世。朱先生对于这几位同乡老前辈钦佩已久，对他后来开始中外关系是也颇有影响。
中外关系史是一门难度较大的学科，不少早期研究者们多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侧重于中外史地的考证。朱杰勤教授自年轻时就认为中外关系史不仅需要对历史事实的必要考证，更重要的则是着眼于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并注意与一些较大的历史问题相联系，形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这样才能深入揭示各种历史现象的内里底蕴，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988年，《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朱杰勤先生，我们几位研究生也被邀请前去跟老人家合影，后来刊登在《羊城晚报》的头版。广州画家李国辉先生根据报纸刊登的与朱先生合影的相片, 创作了一幅油画《博士·导师》，据说还在画展中展出。
1990年五月一日朱杰勤教授因突发心肌梗塞住进暨南大学华侨医院，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于九日下午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他的藏书由其家人全部捐赠给暨南大学图书馆，总计4000余册，数量众多，门类齐全，自成体系。很多专著暨南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少数专业论著国内仅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图书馆有收藏。
校园风气
我在山东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山东大学位于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民风质朴醇厚，教学严谨，学风浓厚，但同时也有些思想保守，安常守固。与此相比，暨南大学主要面对国际生和港澳生，有不同的文化碰撞，是一所比较包容并且鼓励学生发扬个性的学校。大学毕竟不是培训机构，应该是铸就完整人格的修养所，所以来到暨大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时的暨南园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五花八门的学生社团为年轻学子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活动，校园文化与山东大学相比丰富而炫丽。我在山东大学一直在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负责文艺部的工作，曾组织过舞会和文艺演出，遇到不少阻力，一些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有的老师问我为何要组织舞会，去操场跑步也可以锻炼身体啊，让我哭笑不得。但在暨大，每周末在蒙古包的舞会是雷打不动的，是非常正常的社交活动。在浪漫的音乐中，大家舞姿妙曼，衣袂飘飘，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暨大学生的演讲辩论也很有特色，大家自由讨论不同的观点，唇枪舌剑，如针锋相投，无纤毫参差。我旁听过几次辩论，感触很深，有些辩论的题目到现在都有意义，如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利弊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中国足球队成绩不好到底是球员不好还是教练不好等等。辩论的过程对思维非常有帮助，可以增强理性思维能力，提高沟通效率和技巧，对任何问题都去思考相反结论成立的可能。在这种开放包容、不同意见正面交锋的竞争氛围中，学生们逐渐克服自卑和懦弱，建立自信，找到展示自我的舞台，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和创新力，为以后进入社会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我深深感觉到，自由的氛围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没有自由精神的大学，是没有灵魂的，不可能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
暨大的单车协会也很有名气，是暨南园里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之一。我还没来暨大之前，就听说过他们的单车队到北京宣传尊师重道的理念，为设立教师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听说另外一支单车队，沿东南沿海一线“挥师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餐风露宿，33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北京。在沿途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征集签名，直至将制定“交通安全法”、设立“交通安全活动日”的倡议书递交到国务院与公安部。这一行充分展示了暨南学子的家国情怀。
在研究生宿舍楼下还有一个旱冰场，吸引了很多学生参加。滑冰技术比较好的大部分是港澳同学。看着他们优美的身姿，一会儿像海燕轻盈地飞舞在大海上空，一会儿又像展翅的雄鹰在碧空中乘风翱翔，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羡慕不已。后来英国朋友韩克图从香港带来一双连体的滚轴旱冰鞋，我也开始跟这些年轻的学生一起学习花样滑冰。滑冰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既要勇敢，也需要智慧。刚开始只能颤颤巍巍地扶着栏杆学步，离开扶手就不停地摔跤，只能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虽然第二天双腿还是隐隐作痛，但因为有一种不服输的心理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掌握了平衡的要领，可以自由地穿梭，做出一些颇有难度的动作。
在山东大学期间，虽然我在学业方面一直比较优秀，得到系领导和老师的认可。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研究生毕业也能够留校任教。但某些政工干部一直对我有些偏见，觉得我有自由主义倾向，甚至头发长一些，裤腿宽一点，他们都看不惯。至于组织同学跳舞，在读书期间谈恋爱，都被他们指指点点。但考进暨南大学之后，情况立即得到了改变。记得第一次见到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魏乙生老师的时候，他问我为何不是党员，我都懵了，在以前那种环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魏书记说，你这种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人才，就是我们党需要的，他马上表示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另外一位介绍人是我的师姐纪宗安）。1986年底在历史系党总支办公室开会，参加者有魏书记、丘进、袁丁、郑海麟、杨蜀渝等，由庄友明主持，大家一致同意我入党。后来的转正是在文学院研究生支部进行的，除了博士研究生的同学朱凡、袁丁之外，还有些硕士研究生同学，如何龙、郑敏、钟小洛、李希跃、倪鹤琴等人。很多人平时交流不多，连名字都叫不上，但大家都踊跃发言，充满了热情和真挚的气氛。没有人空谈政治口号，都是从修养、气质和为人处事方面对我进行点评，而且是极口项斯，赞誉有加，让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
优良传统
说起暨南大学的优良学风，其实应该从暨大的校史说起。从1906年创办起，暨南大学三落三起，五度播迁，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主要就是靠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植学术自由的优良传统。
“暨南六先贤”之一的郑洪年于1927年二次出山，继任暨南校长，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思想上，郑洪年一方面“独尊三民”，但同时“兼容百家”，认为“各种主义，亦可提出研究”，允许各种学派、不同团体的观点，各抒己见，自由阐发，让学生独立思考，判断抉择。在如此民主宽松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暨南大学经常邀请著名学者、作家和名流来校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李达、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暨大学术氛围浓厚、气息活跃，甚至连当时被国民党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都在暨南占有一席之地。我看到过一份来自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转发的告密信函，内称“该校长郑洪年紊乱校政，包存共党，请革职查办”等，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但说明暨大的自由风气引起了国民党极右派的极大不满。
1935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先生受聘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他也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在何炳松的领导下，社会各界对暨大也越来越看好。《东方杂志》撰文评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时指出，“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由于他的宽容和保护，爱国学生运动逐步壮大，暨大也因此被称为“东南民主堡垒”。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受命组建暨大，为暨南大学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粉碎“四人帮”后，已经70岁高龄的王老被重新任命为暨南大学副校长。在他实际主政暨大时期，对培植学校的学术自由也非常投入。当时朱杰勤先生给学生讲授中西交通史，系总支书记随堂听课，觉得有些地方政治不正确，便召集学生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朱教授知道了，十分不快，找到王越诉苦。王越认为系总支书记的方式欠妥，教学问题最好先和任教者坦诚讨论加深了解。再则，有些历史问题应容许有不同的解答，例如有些学者基本上肯定太平天国的伟绩；但有些学者却着重批判太平天国所犯的错误。我们不应判定第二种主张就是反对农民革命。这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中也是殊为不易和难能可贵的。
暨大历史上所以能凝聚和培养出众多人才，成为大师之园、英才之园，与暨大一贯以来的教育理念和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加上郑洪年、何炳松、王越等掌门人的人格风范和学识思想在支撑和熏陶，一代又一代暨南人在这些教授、大师们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之中茁壮成长，暨大精神也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中形成。
开放包容
我非常喜欢暨大多元、开放、包容的氛围，也在其中收获良多。尤其是在暨大跟随朱杰勤老师学习的课程也是开放包容，中西兼备。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非常注重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样就能够思想解放，融汇贯通，视野开阔。即使后来没有走上专业的研究道路，但对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从暨大获得的学术基本训练给我很大的帮助。
八十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重要时段，暨大也有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学术讲座，其内容都比较新锐，在知识积累和思想成熟的层面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能接触到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从中获得很多原来比较单一式的教学所获得不了的知识。我本科学习考古，硕士期间改为中西交通史，比较注重实证和考据。来到暨大之后，在朱杰勤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从一个宏观的思维、中西方结合的角度去探讨问题，多学科的交融碰撞，毕竟在边缘处往往能发现新大陆。这样多维度的学习与让我们的内心世界更丰富、更细腻、更立体，让焦灼不安的灵魂有宁静的港湾可以停靠。
一个人思路开阔了，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我的毕业论文《英人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选题最早是朱杰勤先生提出的。朱先生希望通过深入分析赫德的为人及其行事，记录赫德对中国主权的种种侵害，帮助人们加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国近代的中外文化冲突，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侵略与反侵略，应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和评价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中国在反对侵略的同时，也面临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的问题，而不能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感谢朱杰勤老师的胸怀和雅量，也感谢暨南大学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可以海涵地负，休休有容，允许学生跟老师有不同的见解，允许学生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如果换一个时间或者场景，这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记得博士论文的答辩由中大的汤明燧教授主持，参加者有余炎广教授、卢苇教授和黄启臣教授等。汤明燧教授十分赞同我的研究思路和阐述分析。他说：“作者对赫德的评价，在把握其本质的同时，注意到他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象。作者本着探索精神，尽量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根据事实摆出负面与正面，既注意剖析其主观动机，也注意事物客观发生的社会效应，采取了较全面的分析方法。”论文答辩非常顺利就结束了。
后来我根据这篇博士论文出版了《局内旁观者-赫德》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989年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试评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同年又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1862-1874》（译文）。这些都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关于英人赫德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综述都会提及我在暨大期间所作的研究和思考。如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佳宏伟《近20年来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第6期），张瑞霞《晚清海关史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0年第 3期）等。
赵雨田在《三十年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研究成果综述》一文中说，“国内研究注重从史学的角度，对赫德在华半个多世纪的活动给予整体评价。在这方面学界曾有不少著作，其中以卢汉超、陈霞飞、汪敬虞、邱克等学者为先。他们以赫德的往来信函、日记等史料为基础，深入研究、系统分析赫德其人其事，成为引领赫德研究的先锋人物”（《经济史》2014年第4期）。焦雨楠《试析赫德对义和团之认知》评价我的《局内旁观者-赫德》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赫德研究的新起点”（《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勇在其《赫德与晚清中英外交》一书中把我的《局内旁观者-赫德》称作是“学术界研究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唯一一部专著”。认为“作者是学术界对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作出比较全面、比较客观评价的第一人,使关于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理论总结与研究开始起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在暨大读博期间，1986年中葡举行首轮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引起了我的注意。1987年我发表两篇论文《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和《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引用了原始档案等材料，勾勒出赫德与澳门问题的主线，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苏小兰2010年在其硕士论文《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称这两篇论文为“论述赫德与澳门问题较早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赫德与澳门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加深了学术界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在澳门主权过程的认识。（另见姚翠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赫德研究综述》，《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杨秀云在其博士论文《赫德与晚清中外约章研究》提出，世纪年代以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编辑出版，学界对赫德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加上学术环境的宽松，一辟学人对赫德的研究和评价趋向一分为二，“颇具代表性的有邱克、陈诗启、文松、张志勇、曹必宏、王宏斌等等”。
除此之外，在暨南大学读博期间我还曾在各类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和译文二十多篇，如《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闭关锁国时代广州与日本长崎的比较》（《广州研究》1986年第9期）、《古代花剌子模》（《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古代各国船舶-兼论中国船史与世界船史的关系》（《船史研究》1986年第2期）、《读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我国地名与古代造船》（《舰船知识》1986年第7期）、《殷代战车溯源初探》（《中外关系史集刊》1986年刊第1期））、《评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岭南文史》1987 年第2期）、《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人类最古老的帆船》（《舰船知识》1987年第12期）、《闭关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_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深切怀念张维华教授》（《海交史研究副刊》1988年第6期）、《读曾鍏波郑和下西洋考略》（《郑和研究》1988年第6期）等。我在暨大期间发表的翻译文章有《有关中国古代来世观念的新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英国伦敦布道会档案简述》（《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郑和下西洋与郑和船队》（《船史研究》1986年刊总第2期）、《中国海事史研究现状》（《海交史研究副刊》1987年第3期）、《评米尔斯马欢瀛涯胜览译注》（《郑和研究》1987年第5期）、《中国史学家对十五世纪初郑和远征的评价》（《郑和研究》1988年第6期）等。
抚今追昔，我从内心感恩暨南大学对我的培育、熏陶和塑造。暨大的校园有多大，学生有多少，在国内或者世界的排名如何，这些外在的东西对我并不那么重要。我看重的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暨大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在灵魂的生命里有了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以及超越历史的对话与交流，对我未来的发展也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改变。祝愿母校不断发展壮大，培养更多有智慧的爱国精英，成为乐观、自信、坚韧，无畏无惧、勇于接受挑战的一代新人，为民族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