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和背景
下图（图片来自百度）是约翰·盖斯特在1872年的一幅油画作品，名字叫做《美国的进步》，这幅作品主要表现了 “这个国家在文明、移民及历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画上的“帝国之星(Star of Empire)"——即盘旋在西进洪流上空那个穿长袍的女人，她的右手拿着一本书(书名是《我们国家教化的明证)))，左手则牵着一条电报线(“把消息迅速传遍大地”)，信息则是她赐予 人们的礼物之一。在19世纪，美国人为何将国家的进步归功于“一根电报线”，并认为一根小小的电报线也是公众的教化的证据呢？
而在《信息改变了美国》一书中，主编钱德勒及研究小组通过大量史料记录了美国历史上几次信息革命的诞生和演化，并论述了信息革命给美国社会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带来的重大影响。这本书也有着非常明显的钱德勒风格，其取证的材料数据都十分丰富并别出心裁，让人读起来手不释卷。这本书是我2017年标记的第一本5星好书（特别适合我当前所处的情景加了感情分），也诚挚的推荐给大家。
关于本书的作者——钱德勒
钱德勒是一个著名工商业史学家，他著书颇多，其中有三部公认为经典的著作《看得见的手》、《战略与结构》以及《规模与范围》。其中以《看得见的手》最为著名，这本书既获得了历史著作最高奖———班克洛夫特奖，同时也因此详尽的调查式的描述，获得了传媒界的普利策奖。在“钱德勒式的公司”，或者说“管理资本主义”鼎盛时期，钱德勒也不乏有批评者，而本书《信息改变了美国》、《塑造工业时代》以及《发明电子世纪》是钱德勒吸收各方意见自己走向 “后钱德勒时代” 的行军“三部曲”。
anglois说：组织就是各种信息处理系统。19世纪早期的生产网络的真实性并不比当今一个由互联网所激活的企业的生产网络要差。在现代信息改进型的创新和市场结构效应中，交易成本的日益下降已经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了市场。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变迁正在更加倚重于创新是否基于市场降低协调的成本，而不是在组织内部降低协调成本。（钱德勒看的见的手多强调在组织内部降低协调成本）
一、美国信息时代的早期起源
19世纪期间，一种富有生机、富于创新的信息文化在美国出现，这种文化中印刷品和声讯产品的生产及其传播体系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树立了榜样。在这个漫长的世纪中，第一次通信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为标志，以19世纪20年代美国国家邮政网络的建立为顶峰。.第二次通信革命始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以铁路网络的扩展和电报的商业化为标志，以20世纪头10年覆盖全国的电话网络建设完成达到顶峰。
1.公民知情权和公平竞争的信息系统
1776年到1860年间，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美国人口每过一代人就增长一倍。人们普遍坚信要建设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就要求国民们是“知情公民”，所以人们都努力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邻居都受到良好教育且通晓世事。美国人对信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他们渴望建立一个公开竞争以确定人类真理的信息系统，所以而建立在垄断和压制原则基础上的封闭信息系统模式在18世纪中期就节节败退，如《镇压暴乱法》和《言论限制法规》等反对信息自由的种种尝试，在共和时代的早期就失败了。相反，支持开放的、竞争性的信息系统的相关组织机构和信念却极其广泛地存在着并日见繁荣。
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建立了一个极其开放的、民主的信息体制，它增强了公民社会的生机和活力。那样，美国由此而建立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在欧洲大陆所代表的旧世界中已经没有可以抗衡的对手了。加这个信息系统非常开放，即使那些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都可以充分利用开放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提供的机会。
在一个幅员辽阔、政治取向和经济利益多元化、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也多元化的国家，各种政党、宗教、种族和经济团体为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而激烈竞争，这就保证了美国出版发行市场的逐渐壮大。广大市民自下而上的对改进印刷品及公众演说的质量使之引人入胜的需求，与政府自上而下的为教化民众所作的努力相结合，有力地支持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邮政系统和一个由公路、运河和铁路(1830年之后)组成的完整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二、塑造工业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
1.邮政系统的普及
在整个社会中不可抑制地获取更多、更好信息的普遍需求下，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在积极地重建信息传输的基础设施，以期便宜地、可靠地、定期地传输信息。在1790年到1840年之间，联邦政府所辖领土面积不可思议地增长了300%。即便如此，邮政网络却以更快的速度向全国范围扩张。1790年，每3 5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建有一个邮局，到了1840年，每61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就建有一个邮局了，增加了差不多600%。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1829年宣誓就职不久就决定将邮政系统提升为内阁的政府部门，邮政部的这一地位一直保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这一时期，报纸占邮政投递总重量的比例高达95成，然而创造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却不到15%。如果没有对报纸的补贴，很难想象报纸能以如此巨大的数量在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流通。政府不但对报纸的投递给予补贴，同时也对新闻采集的费用进行补贴。在合众国成立的早期，政府允许每一位报纸编辑免费获得国内所有报社的一份报纸。
1814年，英美战争接近尾声时，约翰·刘易斯·克里梅尔完成了这幅描绘一家乡村酒馆内部情况 的油画。这幅画描绘了报道最新战争进程的报纸到达时的场景。那时，信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以自由获取的—包括女人、孩子以及工匠。请注意屋子中间的那位绅士脸上那非常明显的局促的表情，上流社会人士再也不能阻碍新闻和消息的传播了。同时，也请注意门口那个邮递员，他肩上搭的旅行袋里装满了报纸。
在1845年到1851年间信件邮资才大幅度降低，此前写信的习惯主要还限于商人、富人和那些享受邮资特惠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享有的这种邮资特惠政策允许他们免费地邮寄或接收无限量的信件。当时，邮费通常由收信人而非寄信人缴纳，有时候邮费能达到50美分，在那个很多工人一天只挣1美元的时代，50美分的邮资可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与此相反，报纸的邮递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只用不到2美分的邮费就可以将一份报纸邮寄到美国境内的任何地方。
这幅画是巴尔的摩艺术家理查德·卡顿·伍德维尔于1848年绘制完成的，这一场景阐明了报纸的重要性，它是人们获取世界上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这幅画的背景是一家旅馆，同时又是邮局，这种一处两用情况在19世纪是很普遍的。请注意，画中的人在大声朗读新闻，这是当时常见的情景。在画面边缘有一个女人(在窗户里面，隐约可见)和几个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同样对最近的新闻非常好奇。
通过这两幅画作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的邮政系统的确如前文所说非常开放，即使那些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从绅士们到女人、小孩、工匠到黑人都充分享受到了信息自由和平等。
2.电报系统
随着铁路网的快速扩张和电报技术的商业化应用，第二次通信革命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了。查佩发明的电报机普及了信息能在转瞬间传输很长距离的想法。事实上，查佩创造了一个新的单词“telegraphy"(以电的方式通信)来形容他自己的发明，其字面意思是“在远处书写”，电报的出现经常被人们称作是通信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在1848年，几家纽约的报社联合成立纽约联合通讯社(New York Associated Press)，以共同利用这一新兴的电讯服务。到1859年，今天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前身“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用于传递公共信息流的真正的全国系统。
战争期间，西联公司的管理者们与北部联邦军队紧密合作，经过一系列快速合并之后，西联公司到1866年成为全美第一家工业联合企业，其运营范围与美国邮政局相当。 西联公司的管理者们在战争期间对数量空前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及时有效的调度，他们由此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管理经验。在西联公司，奥顿充分发挥了他作为政府官员时曾展现的在立法、管理和政治手段方面的娴熟技巧。除了积极拓展公司在长途通信市场的核心业务，奥顿带领西联公司致力于以可靠、公平的方式为所有客户提供及时的信息。西联公司的许多电报员都曾供职于军事电报部门，这使他们养成了对速度和准确性的执著，并对国家权力有深刻的体会。
电报作为商业和投机买卖的附属品
在战争结束后，西联公司将电报运用于商业领域，西联的总裁奥顿和格林都坚持认为，电报公司只是一家服务于一个有限市场的私营企业，而不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的公用事业。 哈伯德是一名在公用事业领域经验丰富的律师，并且孜孜不倦地支持能增进公共福利的项目，哈伯德坚信新技术孕育着民主潜能，所以他一直在责难西联公司的电报费太高，服务太有限，技术太陈旧，电报局数量太少。哈伯德宣称：“如果把电报作为一项商用业务，快速是最本质的要求，而费用并不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西联公司的系统绝对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从为老百姓提供电报服务的角度来看，西联公司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虽然我们后人能够站在上帝视角认为西联公司这一看法未免太狭窄，但是其实西联公司的市场定位符合其当时技术进展。早期电报技术的应用常常是毫无规律，且出奇的慢。暴风雨经常会中断电报服务，即使在晴朗的天气里，绝缘性差而引起的技术问题也常常让报务员备受折磨。更糟糕的是，电报必须同邮递服务进行竞争，而后者到1844年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服务水平。19世纪80年代，西联公司发送的电报数量才能同美国邮政局在40年代《1845年邮政法》通过之前投递的信函数量相当。1876年，在纽约和旧金山之间发送一份10个英文单词的电报要花费2美元，而在这一距离内寄一封信却只花3美分，并且信里面可以有好几百，甚至几千个单词。
据西联公司总裁格林于1887年估计，只有2%的美国人曾经有事需要发电报。格林补充说，西联公司传送的电报中至少有87%与商业相关。其余的消息中，有8%是新闻，其余5%是私人事务。大部分商业电报都是投机买卖，—或者如格林所说，这些电报交流的大都是“没有运输且常常没有商品交割”的买卖。因此格林认为电报从“本质上”来讲是“商业和投机买卖的附属品，需要即时通信及答复”，并不是一种大众通信手段。
西联公司的总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于这些投机商号，这些投机商号“进行买卖，在契约过期时损失保证金，在顾客要求下进行清算，这一切交易都按照当期报价进行而根本无须实物易手。一位商业编辑曾于1854年评论说，在电报商用之前，商人们利用预先知道的信息进行大规模的农产品投机买卖。据这位编辑估计，种植者们每年都会因这种投机行为损失大约4000万美元，而自电报商用之后，这一损失减少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虽然电报并没有彻底消除投机交易，但是它却改变了投机行为的性质。既然价格数据能够通过电报方式传输，那么商人们就不能利用他们预先知道的远处的价格差别信息进行投机买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开始通过猜测在未来某个特定日期农产品最有可能的价格进行投机。这样，时间就取代空问作为最大的未知数。
整个美国地区，无论是在乡村、在小城镇，还是在大城市，邮件的到达都是一件头等大事。那时的邮局差不多都坐落在商业区的中心地带，并且经常会聚集很多渴望获得最新消息的人。照片拍摄的日期是1888年3月25日，星期日。根据联邦法律，邮局必须每天都开放，包括星期日，以方便商业活动。照片中没有女人并不是偶然。根据传统规定，星期日邮局仅对绅士们开放，电报局也很接近邮局这一情况。
为了更好地协调这种复杂的交易，商人们建立了现代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建立于1848年，这正是电报线路架设到这一城市的那一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商人们在其他的几个主要的商业中心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些交易所常常位于离农产品生产地相当远的地方，如主要的棉花交易所位于纽约市，而不在棉花产地墨比尔或是新奥尔良地区。
3.电话时代
1876年2月，贝尔取得了为有线语音传输设备申请的一系列专利中的第一个专利。贝尔的那些专利成了AT&T的前身美国贝尔电话公司( American Bell Telephone Company，简称美国贝尔)的法律基石，1885年，美国贝尔成立了子公司AT&.T以开拓长途通信市场。在1899年的大重组后，AT&T成为母公司，全面控制了通信设备制造企业、通信业务运营公司以及由从事研究和开发的实验室所组成的被称为“贝尔系统”的联合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贝尔系统已经成为工业时代信息基础设施中的决定性要素，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具创新性的技术系统之一。
贝尔在1878年断言，总有一天，电话会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社会交往的日常通信方式。当因技术原因电话的通信距离还不超过20英里、并且还有一大堆相关的问题尚待解决之时，作出这样的论断绝对是非比寻常的。在向一组投资人解释他的信念时，贝尔说，将来，电话线能够将电话公司在各不同城市的“总部办公室”连在一起，使人们能够通过“说话”进行远距离交流。
特别地，他设想电话将取代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通话管、拉铃索以及其他工具，成为那些比较富裕的人与他们的仆人进行联系的主要工具。。一旦房主们习惯于使用这一新技术，贝尔推断说，他们就会迫切地要求将这项新技术应用到商店和办公室，并会推动建立一个中心电话局。在那个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都能雇佣一个或多个仆人的年代，这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战略。
电话在美国商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早期支持者极富创造性的领导能力。其中特别有影响的要数出资人哈伯德、电话发明者贝尔和企业管理人员维尔。哈伯德最初并不愿意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这项新技术的商业化，正如莫尔斯曾希望将自己的电报专利卖给政府一样，哈伯德起先也尝试将电话专利卖给西联公司。哈伯德曾向西联公司兜售贝尔的电话专利并要价10万美元，但却遭到了奥顿的拒绝。
技术约束使电话通信只能局限于20英里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这些局限，哈伯德的发展战略还是为贝尔系统的两个关键原则确立了一个重要先例。贝尔公司的这两个关键原则，第一，是母公司负责为各电话运营公司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第二，母公司控制关键设备的生产制造，包括交换机和电话机。哈伯德最伟大的管理成就莫过于他聘请西奥多·N·维尔出任贝尔公司的第一任总裁。
（ps：向当前领导者卖专利、卖早期公司被拒绝然后闷头发展秒杀原来的领导者的故事的历史总在重演....）
在技术狂热者贝尔的重要发明及其对深刻的对技术应用的洞察，哈伯德丰富的法律背景保护公司在脆弱的发展阶段用专利保持了垄断地位（从1876年贝尔取得他的第一个专利开始，到1894年贝尔的最后一个专利到期为止，贝尔的律师们一共卷入了600件法律纠纷，而他们从来没有输过），以及维尔高明的战术能力顽强地抵抗着西联公司斡旋着政府的干涉，这3人完美结合成就了一代通讯帝国。
说到政府干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确实曾短暂地控制了电话产业，而那些华盛顿那些“狂热的公有制支持者”，也在疯狂的鼓噪着政府接管私营通讯产业。而当时西联公司的总裁诺文·格林也是基于这个背景下—并且像他的前任奥顿一样，消极地认为政府最后会接管西联公司的所有资产（在欧洲英国、法国同期都完成了电报公司的国有化）。西联公司的管理者们想尽办法捍卫公司的私营权力，这种经营战略使西联公司的管理者们眼光狭窄，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短期利益上，而忽视了电话等新的通信技术所带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于是格林就在在贝尔公司维尔拉来福布斯财团的游说下决定放弃当时蒸蒸日上的电话业务这个傻透了的决策。
而贝尔公司联合其他独立电话公司则通过努力签署了金博利协议，与监管势力“打破坚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ZF监管过度是非常伤害企业家精神的，例如AT&T也曾对无线电这一新技术进行过尝试，由于担心可能会受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诉讼，作为预防措施，贝尔公司退出了无线电领域。
而电话这种新型通讯方式也的确如贝尔所想在社会多个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位英国游客于1912年写道，美国电话服务的“效率以及令人畏惧的普及程度”，“像美国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让落后的欧洲人感到震惊和害怕。”
而贝尔工程师约翰·J·卡第评论说:把贝尔以及他的继任者们称为“现代商业建筑—摩天大楼之父”。初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然而，卡第认为，电话与多层办公楼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办公楼里没有电话，每一条消息都要由人来传递，那么，您认为除了电梯必需的空间外，还能给办公室留出多少空间?这种摩天大楼结构在没有便捷的通讯手段的基础上经济上是完全不可行的。
三、工业时代信息和技术的商业应用
追求民主的基本理念使美国人在18世纪产生了巨大的信息需求;同时，诸如出版印刷等技术的出现允许并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信息需求的持续增长，加上新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出现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演变，共同促进了19世纪初期和中叶美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这些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邮政系统、铁路系统、电报和电话系统等。在1880年至1950年间，美国经济中的非农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迅速，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成为私有经济的主导产业，制造业的迅速增长既促进了又依赖于广泛地利用信息来控制业务流程和经营结果。到1950年，无论是商业信息的应用还是信息技术的水平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把美国商业推到被称为信息时代的大门口。
1.系统化思想的兴起
1880年至1920年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市场、产品和公司的快速增长，公司的组织结构同时向垂直方向(增加管理层)和水平方向(增加底层工人和部门的数量)扩张，新的中层经理(大部分是工程师出身)感到他们正失去对生产流程的控制，缺乏协调正在导致生产混乱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所有这些压力，工程师/经理们逐渐开始开发并共享后来被总称为“系统化管理”的新管理方法和管理技巧。(介绍这些方法和技术的文章首先发表在工程类杂志，后来则发表在新出现的管理学出版物上）
同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范围更狭窄但更广为人知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种车间管理系统)相比，系统化管理的哲学或理念要更模糊和更无目的性，但这反映出当时为建立工业时代新秩序而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努力。这一新出现的系统管理哲学的核心，就是要利用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以实现管理控制并达到较高效率。具体地讲，开发和传播这些概念的系统设计者们有着两个共同的主题:
- (1)通过把个人责任和业务程序系统化和文档化，使组织的运行不再依赖个人，无论其是业主、经理还是普通工人;
- (2)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收集和分析信息以作为企业协调运行的基础，而大批量生产领域中的管理创新则注重通过产品标准化来提高效率
受系统管理思想的激发，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得以诞生，那就是成本合计。它在1880年前的成本管理中已经具备了粗略的框架，但在此阶段才系统地发展成一套管理工具“。包括梅特卡夫、斯雷特·刘易斯(SlaterLewis)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Alexander Hamilton Church)在内的几位系统管理方面的领先学者都对成本会计体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成本会计重要性的确立以及量化数据在系统化管理的其他领域的应用，公司内部需要对大量的数字信息进行记录、存储、检索、分析以及显示。在公司管理中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需要了解数据的来源、理解数据的性质，并具有应用这些数据的智慧。
另外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公司内部出现了大量向下流动的信息，它们是以书面形式发布的命令、指令和规章，这既包括公司手册也包括频繁发布的管理命令和情况通报。管理者们利用这类正式文档使流程和工作实现标准化。
对信息需求的持续增加导致了负责处理信息的办公室文员数量的快速增长，从1870年的仅仅74 200人发展到1920年的2 837 700人(增长3 700%);在1879年到1919年间，美国制造业公司仅仅花费在办公用品一项上的资金总额就增长了2 700 %，这种人员和物质的双重快速增长发生的年代同时见证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电话在向企业商用普及的时候遇到的困境就能更好的理解系统化管理思想的兴起。
1904年，也就是拍摄这幅照片的时候，安装电话已经成为商务办公室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正 如这幅照片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一些生意人仍然喜欢把电话安装在单独的桌子上，而不是安装在 他们自已的办公桌上。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电话有两个听筒。这种设计便于速记员能够记录谈话的内容
在任何时候，电子通信都没有完全取代书面通信，也没有使任何一种开始投入广泛使用的信息技术过时。在某些大型的公司内部—例如纽约的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19世纪后期，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纽约总部的员工每天通过气动导管大约传送5 000条消息”。（气动导管是一种构思巧妙的机械传送系统，非常有利于传送书面记录。）安装了气动导管的纽约邮政办公室-约1914年
1917年，康涅狄格一家中型制造企业的一个经理抱怨说:“当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们离开办公室到工厂车间时，为了他们[能接听电话]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和金钱，还会引起混乱。
对于富于创新的天才来说，没有什么能激励他们通宵达旦地研制办公机械，大量生产办公设备的可能性就吸引了当时国内一些头脑聪明的人，这些人开始生产机器和设备来简化商人们每天都要面临的大量工作。结果，一个巨大的产业就诞生了—这就是为全世界生产办公机械和设备。比如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得到金奖的展品是一个首次展出的立式文件柜，并最终成为纸质文件存储和检索的解决方案。
拿打字机来说，这些新设备第一次创造了一种比手工更快的方法来记录文本或者数字信息—一个训练有素的打字员的打字速度至少比手写快三倍”。如果没有打字机的协助，那么要处理同等数量的文字信息，对办公人员数量的需求(如果不考虑供给的话)将会是实际的三倍。
1880年至1920年间公司所采用的帮助其处理数量不断增长的信息的大多数技术，都主要只同某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有关，即记录、存储、检索、分析以及交流。
蓝色巨人IBM的发家史
穿孔卡制表技术则是另外一个处理大量数据的技术，它就包含多台机器，这些机器按照一定的顺序连起来使用，来处理大量信息，实现信息的复杂应用。这些机器不适合安装在桌面上，公众从前台一般都看不见，但是它们可以用来处理大规模的、各种类型的后台工作。虽然打孔卡技术在世纪之交前就已经诞生，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技术才开始被广泛应用。从所处理信息的规模、范围、针对的商业市场、实际应用和提供设备的卖家(IBM和雷明顿一兰德是美国仅有的两家制表设备销售商，它们都在20世纪50年代转向生产计算机)等方面衡量，制表技术堪称计算机最直接的先驱，因而这一技术及其应用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它代表了一种指向1950年后的计算机时代的信息处理技术及其应用的方法。
穿孔卡是早期计算机输入信息的设备，通常可以储存80列数据。它是一种很薄的纸片，面积为190×84毫米。首次使用穿孔卡技术的数据处理机器，是美国统计专家霍列瑞斯博士（H.Hollerith）的伟大发明。Hollerith机(Hollerith Machine)，是美国人口普查催生的计算器。
人口普查是大生意
从这张1910年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主要办公大厅，装备着霍勒瑞斯制表机公司(Holleritft 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的主要对手鲍尔斯的电子穿孔卡设备，同时也有一些霍勒瑞斯的小型设备，例如，照片下方位置的桌上显著地放着的打孔伸缩仪(Pantograph Puncb)o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幅照片显示了一个政府机构为完成一项任务所要依靠的信息技术的程度。
霍勒瑞斯很早就看到了商业用户是制表机的潜在市场，并且在19世纪90年代同潜在的客户如铁路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了少量有限的接触。当它在世纪之交失去了美国人口调查局这个客户以后，他就集中力量开发商业市场。这个市场显示了对这一产品的兴趣，但同时也要求苛刻。霍勒瑞斯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合作建立了一个处理货运单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他实现了卡片标准化，并开发出制表机的累计(或者相加)功能以对最初的卡片计数功能进行补充。而保险业的客户则要求它改进系统以便能够对卡片进行排序，霍勒瑞斯同样做到了。
在大萧条期间，办公用品设备领域的其他公司纷纷倒闭，IBM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兴旺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打孔卡业务领域‘出租一填充’( rent-and-ref ill )的商业特点。该公司的那些机器只出租不出售，所以在大萧条时期虽然没有很多公司安装新设备，但已经装有大量设备的公司倾向于继续租用原有的设备，并按照需要购买卡片，而卡片生产正是IBM的一个高盈利部门。
四、信息时代的开端:广播、电视和电影对美国的推动
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基于电子管的各种各样的通信技术将美国造就成了一个被高度动员起来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一个全民能都被动员起来实现广泛的国家目标的社会。所有这些国家目标当中，首要的包括通过扩大消费寻求国家的经济复苏;通过大众娱乐实现统一的文化认同，或者至少实现社会同质化；另外就是寻求公众对战争的广泛支持。
电子管从本质讲是一种“与无线电相关”的技术设备，它使人们对电子是一种粒子、“电子学”是应用物理学新兴的一个应用分支的认识有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理解。就在卡文迪许实验(CavendishLaboratory)的英国物理学家讲出那句著名的祝酒词“为电子干杯，虽然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用途”之时，早期的阴极射线管正被用来作为小型实验室，在那里，人们可以观察电子的行为，并把它用于好的用途。
当时，点对点的电气化通信已经以电报和电话的形式出现，有些人甚至预见到电话系统将成为一种新的大众娱乐系统的基础。不过当时，电报需要熟悉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的报务员的专业操作;电话还一直局限于本地，并且非常昂贵。
尽管电子管最终也未能彻底克服它们的许多主要的物理缺陷，但它们的性能和成本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这要归因于电子管的双重用途(即军事用途和商业用途)，军事上的需求，尤其是导弹系统的需求，推动电子管设计的改进以提高性能;而商业用户则要求低成本，简便易用，且改进声音效果，这些需求也推动了电子管在其他方面的发展。电子管生产商、部件生产商和收音机生产商的一些相互关联的小创新不断累积，逐渐引起收音机设计和操作上的重大改变。
无线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还处于原始阶段，但在美国参战前和参战中，它还是对保障美国利益生死枚关。美国的盟国、同时也是美国商业竞争对手的英国，控制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通信手段—国际电报电缆。战争一打响，英国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切断了美国和德国之间的电缆。此举引发了一个国际突发事件，因为美国当时还不是参战国，电缆的中断使它与德国之间的商业往来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很明显，为了拥有甚至在战后都不依赖于英国的独立商业政策，美国急需建立能在海陆之间进行通信的无线电技术。
最早的极客和自媒体——无线电爱好者
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使用晶体收音机来发送和接收无线电信号了。他们的数量很快就增加到有好几千人，单单1917年美国就颁发了13000张无线电许可证。通过创建一种有利于发明创造的实验风气，吸引富有创业精神的移民进入通信领域，这些无线电狂热者们已经为正式的无线电广播奠定了基础。一批初露头角、自学成才的年轻工程师们都渴望能够组装出最好的设备，从而在大众无线电杂志上分享他们的技巧和成就。战争期间颁布的禁止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使用无线电的三年禁令结束后不久，商业无线电广播开始于1920年正式出现，那时广播受到的限制极少，为一类特殊听众所喜欢。它以模拟信号的形式实况广播声讯节目。
（ps:我爸当年也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在家里发现了他订购了5年的《无线电》杂志）
无线电广播的倡导者们很自信地认为他们知道正确的文化标准是什么，但事实证明东部的精英文化并不是实现他们目标的现实规范。人们需要新型的娱乐节目，这些节目能够吸引各种民众，超越社会阶级和经济基础，通过分享经验，帮助建立一种国家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为种族背景千差万别的不同人群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但人们很快明白，东部精英们喜欢的节目并不是大听众想要收听的。
与无线电广播不同，广播发源于知识分子，而电影则提供了解决社会孤立和社区缺失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影片比无线电播音的存续时间要长，可以重复地观看，它们可以强化某种品味和鉴赏标准，并将某些物质理想嵌入到群体意识中。由于电影的故事叙述既依靠图像又靠声音，它们也为移民群体提供了一个学习语言的机会。
服务于军事和政治目的
电子媒介并不是第一种被政治家们和其他公众人物用来动员公众舆论的大众传播媒体。事实证明，得益于电报的支持，报纸也能够有效地煽动大量读者。当伍德·威尔逊总统任命柯李委员(CurleeCommission)征召志愿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认识到以大众印刷媒体做广告进行宣传活动的有效性。这一委员会有效地实施了一次全国性的宣传活动，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民，让他们相信美国参战是正确的。
无线电广播的发展明显地改进了动员美国人民更及时地参与政治进程的前景。罗斯福总统著名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则使利用无线电广播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技巧臻于完美，因为他抛开了政治评论家和记者而直接诉诸广大民众的。在大萧条的艰难时期，总统直接对市民进行演讲，他称听众为“我的朋友们”，这些亲切的广播能够直接传达到1 600万家庭，这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口的一半‘。在数百万人失业、更多家庭陷入绝望之中的年代，这种宣传成功地提高了民众的士气，使具有潜在爆炸性危险的社会状况得到了稳定。
美国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体，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政府的控制而是“自由”的，但它们依然愿意服务于政府的利益。通过监管渠道同政府看齐、受政府帮助，并在发展不符合政府利益的时候受政府的一次次反托拉斯诉讼，美国的传媒和通信行业成了服务于国家文化目标和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
到1910年，美国有超过2 200份报纸可供2 000万读者阅读，正是报纸在此前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娱乐以及连通性的需求，但报纸这一媒介要求读者能识字，另外报纸还受到文本形式的限制。现在，无线电广播以更方便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了讲演节目和音乐节目，因而收音机对美国人民变得越来越重要。到1930年，有1 400万家庭拥有收音机，这一家庭渗透率远远超过了电力和电话的普及率。
与此同时到1930年，在无线电广播网上做广告的年度费用达到达到6 000万美元，到1935年，大约占整个广告市场12. 5%的广告从报纸和杂志转移到无线电广播上，1940年则跃至每年6亿美元。
（ps:报纸、广播、电视....技术变革带来的覆盖更多原先覆盖不到的人。作为依附于别的行业的产业，现在中国的自媒体盛况也是由于“打土豪分田地”，有一个新的平台——微信公众号有一批新的人夺得了话语权，分到了蛋糕）
事实上，每一代技术变迁都会伴随巨大的人员错位，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更多的混乱。每一代媒体变换都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每一代接收机的制造都趋向于遵循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从起步到市场饱和，接下来就是解雇工厂工人—直到下一代接收机出现。消费电子业雇用了数万人从事制造工作，这一行业因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在圣诞节前夕大约一星期的时间里大批解雇雇员而闻名。大型一体化通讯企业的优势在于他们控制着网络的稳定收入，以应付制造方面对的商业周期。
五、信息时代的先驱:芯片和计算机的发展
美国的个人和组织长期以来如何热衷于探索新的科学和技术，并迅速将它们付诸实践。美国人对技术应用速度的热衷，对经济收益的追求，以及坚信技术的市场和需求必然存在的乐观态度—所有这些都被应用到电子元器件的持续改进之中，推动电子元器件作为信息的主要驱动力在整个美国经济的广泛应用。
计算机革命的元年开始于1952年4月21日上午9 : 00，地点是美国新泽西州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那天，来自世界各地30多家公司的代表聚集在这里，参加一个为期6天的晶体管研讨会，了解即将成为计算机的核心的晶体管技术。每个公司为他们的参会代表支付了25 000美元的费用，并同贝尔实验室签约获得晶体管的制造权。当36家公司的代表坐在观众席上聆听AT&T工程师对晶体管进行介绍时，他们中谁会想到他们将共同为世界带来什么呢
当时贝尔实验室拥有5 700名员工，其中有2 000人可以说是美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是贝尔实验室组织的固态物理学研究，导致了晶体管的发明。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由美国的大学培养的，而这些大学在过去的80年里，一直默默地致力于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的发现和传播。
用户需求，同工程师们的技术发明一样，都促进了计算机行业产品的不断创新。例如，整个20世纪50和60年代，人们对便宜的存储器(用于存储信息和执行指令)的需求，为大范围使用更加可靠的计算机芯片提供了经济激励。20世纪60和70年代，利用终端直接获得数据成为推动创新活动的另一种重要激励。为了满足这种接入需求，计算机的速度和性能都得到了提升。
同半导体产业一样，美国的计算机产业成长迅速，并很快就主导了全球计算机业务;所有重要产品的开发、制造、配送、营销和销售过程全部发生在美国，也正是这些发展才使计算机技术成熟起来并吸引了大量潜在的大客户和个人用户。同半导体产业发展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美国计算机产业同样具有使这一产业腾飞的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和愿意尝试新产品的客户基础。临界规模来源于电子产品供应商和办公用品供应商，这些公司熟悉怎样制造精密设备，它们雇佣了大批高水平的工程师，并且与各大学和实验室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大学和实验室往往拥有很多能够发明新产品的人才。
此外，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默默地记录下了美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数量的快速增长。对这类人的更流行称谓应该是“知识工作者”( knowledge worker)，这一团体包括办公室职员、律师、会计、经理、咨询师、教师、工程师等等，他们一直都是办公设备的理想市场。他们适时成为大型机的主要客户，对于个人计算机就更是如此了。计算机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这一群人，也正是这些需求使计算机产业今天创造的价值略高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50%，并为占据美国经济活动55%到85%比例的知识工作提供支持
我们以前了解的，只是那些把知识工作作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一个一个的职业，如会计师、律师、教师、牧师和其他宗教职业、政府工作人员和图书管理员。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这些职业是彼此独立的，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把知识处理看作是这类人的工作基础和智力本质，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他们的活动模式，这也引发了各类学者研究知识工作的浓厚兴趣。
1950年，美国零售商购买了占总销售量3. 7%的信息处理设备，其后差不多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针对服务行业的技术如POS销售终端等出现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善。等到1990年，零售行业所购买的信息处理设备占总量的5. 5%，几年之后(199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 8%。银行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它们都是信息密集型行业—在1950年购买的信息处理设备占销售总量的16%,1980年的比例要略高于1950年的两倍(34. 1% )，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信息技术甚至改变了某些行业，例如条形码(即通用价格代码，Universal Price Code，简称UPC)—那些印在各种产品上的条纹，并且能够被计算机所识别—就是美国创造的。人们可以通过条形码对产品和材料从工厂到家庭进行跟踪。今天，联邦快递公司—另外一家源自美国的企业—就是因为条形码的出现才能够对包裹进行跟踪和投递。超市也通过条形码来监控库存，通过条形码获得价格信息以向顾客收钱。正如钱德勒给条形码的注释那样，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改变了生产过程和配送过程”
（移动支付用二维码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想想张小龙的小程序为啥么那么注重线下二维码的传播方式）
六、1960年以来信息技术管理的发展
阶段理论最早提出于1973年2，现在这一理论已经作为IT管理的标准理论得到广泛应用。这一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计算机技术的复杂性会在组织内部产生一套有效管理IT的知识体系。因此，计算机技术的消化吸收，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信息技术的消化吸收，往往需要大胆的尝试，这种尝试和学习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称为组织学习的四个阶段。
组织学习的这四个不同阶段形成一条“S'，形曲线。
- 最初，企业对IT的投资有限，只在小范围试探，以验证技术对企业的价值，这一阶段可以归为引入阶段。
- 引入阶段过后，“S’’形曲线迅速提升的部分——扩展阶段反映的是组织的快速学习过程，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的应用处于一种相对缺乏控制的状态。
- 这种缺乏控制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效率低下，这就对控制产生了需求，企业会希望通过控制将IT扩散速度降低到一个可管理的水平，这称为控制阶段。
- 在集成阶段，曲线变得平缓，企业通过学习的积累，终于在控制和增长之间实现了平衡。在第N阶段，企业组织掌握了某项技术的主导设计范式(dominant design)，从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IT的主导设计范式与组织结构的主导设计范式是相关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亦即数字计算机得到迅速商用的时期，组织结构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多部门M型功能结构。采用M型组织结构的公司往往是集中管理的产业集团，因不同市场而设立的各个部拥有自主经营权。 到1960年，收入在1亿美元到几十亿美元的M型组织结构的大型公司成为美国经济的主体。这些大型组织的运营管理靠的就是信息和通信系统的支持。举例来说，利用必不可少的现代会计和预算系统，可以对资源分配过程进行控制，对这些M型组织保持稳定的年收人和每股收益的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组织内通常有两类计算机用户:(1)工程师和科学家(用于科学计算)，(2)经理和管理者(用于商业计算)。科学家和工程师希望计算机能够帮助他们进行产品研究，并解决与产品设计和制造有关的问题。他们往往需要相互合作和精确计算以解决一些数学问题。随着IBM 360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出现，太过复杂的混合计算机逐渐走向消亡，正是IBM 360系统在科学计算和商业计算之间架起了桥梁。
在计算机出现之前，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主要资源的配置进行年
度预算，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M型组织结构中，高层管理者一年一度进
行资源调整和配置，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整个组织集中全力在计划执行和
偏差纠正之上。20世纪80年代时，人们认识到这一循环周期似乎过长了些，
但它能协调多个工人从事多项作业共同对资源的需求，而多项作业是以更加
经济的方式大规模生产产品和服务所必需的。
这类实时资源配置系统的一个关键组件就是可以共享的数据库，共享数据库可以使知识工作者获取操作结果的实时信息，以便采取必要的行动纠正与目标的偏差。例如，道富公司(State Street Corporation)开发了一套全球架构系统(global architecture system)，这套系统在几近实时地向他们的客户提供信息和投资服务。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应用的显著增长，同样源于客户和供应商组织间由信息透明所产生的战略优势的刺激。
20世纪90年代时，有些金融机构，例如摩根士坦利可以对世界范围内的账目每天“结算”—几乎实现实时处理。随着对计算机的高效利用，各组织可以按组织的各个层面、各个地区产生损益表，甚至可以更具体到每个客户的收益情况。
从“制造和销售”到“感知和响应”
IT驱动的网络组织结构，使得组织可以采用更加复杂的竞争战略，从而从“制造和销售”产品和服务扩展到实时地“感知和响应”每个客户的需求“
在工业时代，公司把工作分解成由两类员工，这两类员土的划分是依据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白领员工通常受过大学教育，担任经理或从事会计和工程师等专业职位;蓝领员工则往往只是高中毕业。当时的整个商业模式是这样的:白领员工通过定义任务、说明工作责任和制定规章制度，来确定工作实施方法。白领员工还负责监督蓝领员工的工作，以确保蓝领员工按照要求恰当地完成工作。当公司发现计划出现偏差时，白领员工会采取纠偏措施进行“管理”。
而到了信息时代，白领和蓝领之间的界线却逐渐瓦解，因为设计工作和执行工作之间原本鲜明的差别变得模糊。此外，“感知和响应”的客户服务战略要求员工应该是个案工作者，能应对每个不同客户个案带来的更为复杂的工作环境，这也导致白领和蓝领之间界线的瓦解。
1977年以来美国家庭计算机的发展
在家庭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77-1984年)，人们购买的是单机计算机，主要为娱乐和自我提升;在第二个阶段(1984-1994年)，家用计算机开始与在线数据库和远方的人联接。第三个阶段(1994-1997年)，家用计算机联接到了互联网和万维网。
七、信息时代:连续性与差异性
当今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之上。信息基础设施在不断演进，范围越来越广。
18世纪首先开始于邮政系统，然后转到铁路和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接着是计算机，不论是大型计算机还是微型计算机。
全国性的电话网络是从工业时代的基本信息基础设施—美国邮政系统的铁路邮递服务和西联公司发展起来的。西奥多·维尔这个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对这项演进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技术、人和组织以及他们集体的知识和经验是如何随时间而发展，技术的基础设施和所带来的组织架构的变化(以及那些创造这些基础设施和架构的东西)是如何一点一滴地变成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的基础。
工业时代宣告到来，是因为铁路、电报、轮船和电缆使交通和通信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数量和规律发展起来。这些工具使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成为可能，因此为开发多种新型的资金密集型技术提供了最初机会。
因此我们发现，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信息的创造、传输和使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