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遇七天国庆长假，唐浩明先生所著《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三本已经全部看完了。
10月5日凌晨1点半，看完最后一段文字，我在朋友圈发了四个字：看完，怅然。
这套书看得很慢，除了的确是工作很忙，更重要的一点，我想从过往陷入对曾国藩的莫名的崇拜中，找到一个可以真实触摸的灵魂。
这期间还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如2009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梁文道先生主持的十集专题片《近人曾国藩》、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吴晓波先生的《跌荡一百年》、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及早晚跑步听的大量有关曾国藩的音频节目。
可以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充满着哲学的思辨，人性的思考，历史的回顾，还有梦想的追索。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未曾有一步踏入命运的洪流，未曾经历跌宕沉浮，他们终其一生，也只是在此岸遥望彼岸。
从道光十八年，27岁中进士，到咸丰二年，41岁出山办团练，这十四年的仕途生涯，因为得遇军机大臣穆彰阿这样的贵人，成其门生，加上自己穷究理学，善修辞章，又为人谨慎谦卑，识才放达，曾国藩的仕途可谓平顺。
这样的日子，看似用心经营，看似闪烁着做人的哲思和光芒，但，那也只是生活。
无大任，少磨难，失壮阔，不足以称人生。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踏进命运之河，去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这取决于你，是否聆听到了，上天的召唤。这样的召唤，在这乱世之中，尤为强烈。
其实，研究曾国藩，最重要的节点，不是他在咸丰十年终于爬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也不是在同治三年攻破天京封侯之时。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的节点，恰恰是在咸丰四年到七年这三年时间。
从衡州发兵，到再回湘乡奔父丧，这整整三年时间，曾国藩所经历的，比之前几十年所经历的还要绚烂，还要悲壮，还要激昂，还要绝望。
就是这三年，让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家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的曾国藩，却落得个皇帝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陷于通国不容的境地。
短短三年，他几乎差点死了两回。
那么这三年，他到底是如何过来的？
咸丰四年五月：兵败靖港，投河自尽，为部下所救，羞愧难当，不敢进长沙城，进了长沙城，为自己置办棺材，几欲轻生，左宗棠骂他：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只因你今日一死，便如同铜打铁铸，永远伴随着你曾涤生的大名！
咸丰四年七月：重整水陆各军，攻陷岳州；
咸丰四年十月：攻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
咸丰四年十二月：曾国藩率军攻陷田家镇。
整个咸丰四年的下半年，应该来说都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可以用四个字描述，那就是：坐困江西。
咸丰五年二月：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痛失臂膀，手下最得力的将领塔齐布，在久攻九江不下之际，愤恨呕血而死。
咸丰六年：曾国藩的好友，湘军的创始人之一罗泽南，料江西困局已定，突围无望，也离开了他，同年攻武昌战死，临死前给他写了一封信：泽南一生，自谓求学尚能刻苦，然学业未成，事业未就，愧见先祖于九泉。近年来与长毛作战，亦有一点心得。今将远别，愿送与我兄：“乱极时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学。
如果不是咸丰六年九月的“天京事变”，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石达开奉命回南京，历史真的会完全被改写。
借着石达开撤兵江西的缝隙，咸丰六年十月，曾国藩在老家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就是那个日后攻破南京，威震寰宇，功盖天下的吉字营，统领正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九帅”的曾国荃。
咸丰七年二月，“借着”奔父丧的机会，曾国藩终于“解了”江西之困。临别的时候，他的好友也是幕僚郭嵩焘的三点劝告颇具深意：第一，要联络好地方文武，不要总是站在与他们为敌的地位，当妥协处则妥协。常言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第二，越俎代庖之事不能再做，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第三，要利用绿营的力量，不要再单枪匹马地干。若做到这三点，许多事情会办得好些。
这也为他日后重新出山的蜕变，埋下伏笔。
这就不得不说到曾国藩一生的“三变”。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说，曾国藩“一生三变”：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程朱，即程颢、程颐兄弟与朱熹，是理学的大师；申韩，即申不害与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黄老，即黄帝与老子，是道家的别称。欧阳兆熊的这段话，很好地点出了曾国藩的领导力从“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变迁，也是其从理想到现实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长轨迹。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带兵打仗，“一变而为申韩”，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与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个“德”字，那么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
所以，湘军攻城后的抢掠财物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曾国荃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他最佩服胡林翼的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还有实力。所谓的“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人的行为也只有通过强制的力量才能改变，在法家眼中，除了实力之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法家认为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争夺，就是弱肉强食。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争？靠实力。
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现实。它把社会的本质血淋淋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使得曾国藩一方面有着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脉脉，看清深层次的利害，对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从而达到所谓的“巨细周知，表里洞彻”，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强势、过于冷酷、过于霸道、过于刻薄、过于自是、过于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此的逞强、霸道、自是，一定会导致别人的敌意与对抗。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他所到之处，与官场冲突不断，以至于到了“通国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终被皇帝罢免了兵权，被迫回家守制，曾国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连他自己也长叹一声：唉！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
当一代圣人深陷这样的困境，我们会如何评价？我们赞其“打掉牙，和血吞”的坚忍，会再赞一句：“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逆境时，也习惯用这些牛逼的人的经历来激励我们自己。
可是，逆境之逆，往往在于心逆。
心不平，气不顺，就容易与外部世界为敌。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衡者先驭此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当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的时候，他做人做事的风格，已经开始杂用了黄老的道家无为思想，这在他的日记中可窥见一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常言道，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作字作文与做人是相通的，既然字可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文可含阳刚于阴柔之中，那么为人为什么不可以如此呢？”
在日记的结尾处，迅速添上两句话：“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
正是这样的变化，扭转了曾国藩后来的人生，也改变了历史的格局和走向。
不得不说，后人眼中“最能坚持”的曾国藩，其实也是非常讲究变通的人。
坚持的是内心的理想，但行为会随着外部环境，应时应景应人而变。作为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其行为在一步步在靠近心学宗师王阳明。
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