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神潭
当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原本人民大众比较信服、甚至无比敬仰的一个“社会基石角色”—公知—突然间崩塌了，而且是在人民心中彻底的、史无前例地倒掉了。
这个现象很奇怪吗？是的，这非常奇怪。很多人都这么觉得，而且很长时间不能适应。然而，了解透了现象背后的内生逻辑，这似乎也并不是很奇怪。
“公知”—字面的意思即“公共知识分子”，乃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三个知识分子群体之一。三个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指：普通知识分子（普知）、公共知识分子（公知）、体制知识分子（体知）。具体的解释容后再详谈。
1普通知识分子
2公共知识分子
3体制知识分子
那么这个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先来捋一捋“公知”的前世今生吧。
很多人每天像知了一样、嚷着“公知”、“公知”，其实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从何而来、由何而起的。而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公知”其实历史久远，是从上古时候的“巫权”而起、并且一路传承下来的。
什么是“巫权”呢？就是在高级层面对国家、部落、社会、人民做出指示之权。行使巫权的最高人士是大巫师，他（她）保有从精神上或宗教上对部落民众的强大影响力。只不过在很多时候，当大巫师无法向民众解释清楚指示（战略方向）背后的高深逻辑时，也就只能寄托于神秘的力量（神的指示）了。
然而，指示并不等同于行动。即使是“神的指示”、也不会被自动执行。现实是只有世俗的王者才能够直接下达行政命令，才能够号令百姓—这就是“王权”。
除非政教合一，否则在“巫权”之外，必有独立的“王权”。当然偶有例外，比如王者本身就是一个大巫师—在这种情况下，他（她）通常被称为“神王”，因而王的命令也就是神的旨意。不过只有在极个别的时代里，才有“王巫一统”的现象（例如良渚文明里就有）。
一般来说，“巫权”和“王权”是分立的。前者尚虚，后者尚实。两者互为表里，对统治的施行来说都很重要。而在绝大多数时代里，如何协调好“王权”和“巫权”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相当困难、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在中华上古文明时期，有着一些“王巫合作”比较好的范例。
例子1：黄帝轩辕氏命令一位大巫师带领一群小巫师研究医学（为了对抗擅长医学的炎帝神农氏的影响力），结果诞生了《黄帝内经》这样的群体性学术的丰硕成果。此举既巩固了黄帝的统治力，也早早提升了民众的整体医学水平，长远造福于中华百姓。
例子2：周朝初年的大巫师周公旦（中原文明的最后一位大巫师）研究出一套完整的《周礼》、以及封建制衡之体制。他的思想甚至还被孔子奉为“儒家之祖”。对于持续八百年的周朝乃至于对其后的整个中华历史来说，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杰出开辟型王者的意义也远不如这位从未登过王位、自愿做巫者的小儿子或小弟弟来得大（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再看看事物的另一面，中华上古文明中也有一些“王巫之争”非常激烈的时刻，也提供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反面案例。
例子1：商朝末年的王者商纣王不信神灵，一意妄为（实质是王权膨胀），竟然将大巫师比干挖了心。论身份比干还是商纣王的王叔、并掌握了主持宗庙祭祀之权。但显然，王权和巫权在此时是背道而驰的—这或许是商朝灭亡的最大原因！
例子2：成吉思汗的势力飞速发展之时，号称“通天巫”的萨满教领袖阔阔出不断出言不逊，对民众妄言祸福、干扰军事行动。这位著名的“草原第一巫师”最终被秘密处理，令蒙古的王权终于摆脱掣肘，如“长生天”般地覆盖四方大地。—蒙元时代从时间上看、似已不属于上古，但由于在中华五元文明中、大草原文明进化比中原文明要晚，所以实质上仍属于中华上古文明。
……
到了中古时代，中华的“王巫关系”似已成为了伪命题。因为社会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权”进一步发扬光大，进化成了至高无上、拥有一切的“帝权”。而在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集团似乎继承了“巫权”，开始掌控民众思想上的指导功能，进而规范皇帝对人民的统治模式。
看起来，随着历史的前进，“王权”在加强，“巫权”也没有被弱化，只是从少数大巫师那里、传递给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仅仅是文官集团，还不能代表掌握大量知识、具有社会指导意识的整个精英阶层。
事实上，历朝历代配合帝权统治人民的精英力量，并不仅是一股力量，至少可分化成为知识、能力都很出众的两股势力：“官僚臣吏”和“三老豪杰”。
自秦至清—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帝制王朝，都赋予了帝皇绝对的权力。但同时，被选拔出来辅助统治的力量，乃是二位一体、一体两面的精英阶层：
明面上的一股势力是“官僚臣吏”（体制内的精英）。作为政令的执行机构成员，他们是实施统治的一线力量，也是替帝权直接掌控官方喉舌的责任主体。
暗面上的一股势力则是“三老豪杰”（体制外的精英）。作为地方上的有力士绅，他们是主导社会舆论的背后推手，帮助帝权从意识形态上巩固社会秩序。
这种明、暗分工的两股势力一合流，则共同形成了封建王朝的上流社会。而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朝野合流”的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很多高贵氏族出身的人生来就可以掌控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并且将“旋转门”玩得很溜—一会儿在民间隐居清谈国事，一会儿被推举出去当大官！
套用现代的定义类推，明里的“官僚臣吏”就是“体制知识分子”，而暗里的“三老豪杰”则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这两种典型的知识分子、通过类似于“举孝廉”或者“考科举”的模式，还可以实现互相转化。
在中古时候，底层人民很难有接近帝王、以及高层官吏的机会，包括在精神上。因此，在地方上德高望重的绅士、才是最最贴近老百姓的精神指导“公知”。所以，此时的“公知”、也就是所谓的“三老豪杰”、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老百姓离不开他们的日常指示！
这甚至是社会精英提供的一种精神服务！由于中古的“公知”为底层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相比于上古的“巫权”，其精神指导权实际上还分散了、具体了、加强了。并且，不同于巫师的训练之艰难，“体知”和“公知”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而大量培养、选拔出来。
……
时间来到了现代，若跟上古、中古相比，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答曰：是精英统治的废弃。
“精英统治”变成了“人民专政”。这是真正的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
有些人急了：全体人民进行统治，作为精英的“公知”就突然没有市场了？必须倒台了？由社会的正面意义变成负面意义了？—这都是哪跟哪？
等等，不必着急，还是先来看两组数据。数据不会骗人，而且比较出真知，其中暗藏了必然之理。
数据1：1909年，也就是清朝灭亡前两年，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清朝全国的识字人口不到300万。而当时清朝一共有4亿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晚清社会的识字率不到1%。这个比例可以说，4万万中国人基本都不识字。
数据2：2022年，中国又有了一次教育统计结果。教育部宣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7.8%。全中国接受高级教育的人口累计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年。这个比例说明，刚进入工作的中国人平均达到大学2年级肄业。
两组数据的对比惊人吗？
尤其是，当前中国已经拥有的2.4亿高教人口（敲黑板、划重点！），说明在14亿现代中国人中，17%以上是大学毕业的。这跟文盲率超过99%的晚清时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可同日而语？当年中国的4万万不识字同胞，怎么敢想象百年后竟然可以有2.4万万同胞、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作为以严防死守著称、集封建保守主义之大成的清朝，同时也基本上达到了中华历史上文盲比例之最。这也导致近代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许多文人都成为了“启蒙大师”，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又给底层人民提供了许多“精神食粮”。
所以在晚清民国时候，社会舆论相当欣赏这些、相对数量并不是很多的“公知”或启蒙者—如同在中古时期，社会风气对“三老豪杰”的尊重如出一辙。
然而时代总是要变的。随着建国以来的稳定发展，以及对现代教育的长期重视，现今前所未有地涌现出数以亿计的新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普通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如古代的精英那样组成了上流社会，而是继续充当劳动人民，只不过是高文化、高素质的劳动人民。
普通知识分子
劳动人民中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普通人。普遍为大学生，类似于以前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合并体。传统上没有此一类人，但是因为持续的大众高等教育普及，现今已成为了大多数。
公共知识分子
没有治理经验的、但是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某些领域知名的知识分子。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知名文人、意见领袖。与传统上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相比，最大特征是脱离治理实践。
体制知识分子
体制内部以及相关、或者比较接近体制的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治理经验、以及专业文化水平。与传统儒家的士大夫相比，更像是墨家的拥王派。
图表8三种知识分子的定义（21世纪）
于是社会就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公知”来说，指导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艰难，喜欢吸收他们指导意见的人也越来越少。
因为当“普知”的数量开始占据人民的主体了—他们或主观或客观地减少了对指导意见的依赖，同时自我生成了另一些指导意见，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也具有一些这样的能力。
而对于“体知”来说，生活倒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主要任务还是完成体制内的工作。不过变化也还是有的，那就是“体知”与“公知”也开始分道扬镳了。
因为除了受众大大减少以外，一些有识之士还认为，现代的“公知”们普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与社会治理脱节。
在中古时期，由于社会精英的人数有限，或者有类似于“九品中正制”的保证，朝、野的精英还是很有机会实现身份转化的。出于实用主义的准备，在野的“公知”对于在朝的“体知”面对的社会棘手问题也会十分关心，并且出谋划策。因为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要转换身份、参加直接治理行动呢。
何况在籍贯、家族天然维系人民的时代，很多“体知”和“公知”出身于同一家族，平日里经常做些思想交流。所以，那时候的“公知”并不欠缺社会治理经验和学习对象，对于高层次的指示和战略方向的认识，并不会同“体知”相差太远。
然而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旋转门”似乎被关闭了。“体知”并不打算从“公知”中吸收一些人进入治理集团，而“公知”也不知道自己思考的内容与“体知”相差越来越远。于是“体知”几乎不认为“公知”在擅长领域外的任何方面能提出有效建议。
再加上“普知”也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后进需要时间来沉淀），21世纪一同存在的三种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泾渭分明，不同点和分歧也越来越大。甚至可能都进入了“自我繁殖”阶段—也不打算彼此转化了。
不过，单就“公知”而言，本身严重缺乏治理经验而不自知—通常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有一定的学识和地位，从宏观社会的角度上看根本没有指导能力—却偏要掌控舆论，而不管给别人出的都是馊主意，并且很容易让人看穿，那么谁肯接受他（她）在思想上的指示呢？
同时，由于大量“普知”的学历上升，在工作领域的经验能力急剧增强，带来的必是强烈的自信（包括对社会的认识），因而更是难以接受“公知”对自己的指导。
于是21世纪的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公知”找不到需要自己做精神指导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个人，又往往是个“普知”或者其它“公知”—对方也不想要自己的指导，或者反而想指导自己。
这些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数量井喷之后的正常市场现象。只不过一些人已经明白了，另一些人还执迷不悟而已。
……
结语：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历经社会的不断进化，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不同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都有其科学的、合理的内生逻辑。
从时间维度上看，由上古时期的一种知识分子（巫师）、进化到中古时期的两种知识分子（官僚臣吏、三老豪杰），一直发展到21世纪的三种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体制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社会实践情况所决定的。
现今，对于客观并存的三种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而言，在态度上无所谓谁对谁错，而是根据力量和经验的变化对比、在社会实践中出现了自然分化现象。
其中，特别需要转化的是“公知”的定位—如能锁定在特长领域里做指导建议，对社会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若强行在完全脱离实际的社会治理上引导舆论，则极有可能被社会大众所唾弃。原因是他们的市场要么已不存在了，要么对相关者的要求非常高，缺乏学习和进步的“公知”已经达不到人民要求的标准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