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晚上八点，高考成绩如约而至。
紧接着便是填志愿，忙得让人焦头烂额。我坐在书桌面前，因为尴尬的分数，志愿填得格外折腾。
三本书翻来覆去翻了好几遍，依旧是一筹莫展。
父母一直在耳边给我灌输考师范和学医之类的观点，直到最后我锁定的学校有九成都是他们所建议的。
日向西沉，我照常拿出日记本写点儿什么。偶然翻到了6月6日的日记，上面其实并没有写什么，只是贴了一句从桌子上扯下来的话：马革裹尸或是国旗盖棺。
听着有点儿中二是吧，却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生涯。那时，我觉得没有那一句话能够让我震撼、报以热忱若此。
而现在，我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了。
第二日，在QQ上和阿桃聊天，她说：你将来要做什么想好了没。这句话平淡无奇，于我却是鞭辟入里。
我再一次翻开了自己的日记本，将三年的心历路程看完之后，怅然若失。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自己竟然向生活妥协了。
一直以来，我像是被生活驱赶着往前，以自己所厌恶的姿态活着。
无论是老师还是医生，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记得刚入校那会儿，寝室里每晚都要开个“卧谈会”。大家一起谈天说地，关于理想关于未来。当时，睡我上铺的小白问我：你以后要干什么？我当时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当一名记者。然后寝室里悄悄地响起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让人哭笑不得。
我是很认真的，虽然她们可能并不那样觉得。其实以前我对记者并没有多大的执念，毕竟谁小时候没有一个科学家的梦呢？当然，这个梦在我知道了自己的理综几斤几两之后，彻底醒了。
2015年9月，我按照惯例在学校旁的书店买了当期的《文艺风赏》，青梅煮酒一栏是笛安对话邓飞，题目是：你知道，我怎么不爱这个国家。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一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曲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那时我就想邓飞他就是这样的人吧。当笛安问他：见证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你还你还爱不爱这个国家？
他从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正色道：我靠，我当然爱，我怎么可能不爱。
这句话像是裹挟着宇宙洪荒的力量，延绵至我的一生。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己总会去观察那些细致入微的事件，总会因一句微不足道的句子哽咽，总会因为一刻短暂的荣耀而热泪盈眶。因为，我同邓飞一样，一样地热爱着这个还不足够好的国家。
所以高一的我，才会毫不犹豫地写下那句：马革裹尸或是国旗盖棺。
贴在书桌上，工工整整。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写到：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你愿意为之死，原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
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
我尤其偏爱这句话，在无数个黑或白的日子里，如一簇星芒，温柔而倔强。
后来，我在志愿填报上，填的几乎都是和新闻有关的专业。父母并不能以他们的意志说服我，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只是叹了口气说：女孩子当记者，会很辛苦的。
我当然知道，但如果不当记者，我会遗憾。
一条荆棘满地的路，总是有尽头的。
就像卢梭说的：大雨可以延迟我们到达的时间，但不能够阻止我们前进。
生活亦是如此，时刻让自己保持清醒，明净透亮，时刻让自己怀抱热忱，有枝可依。
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