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其实我们平时并不这么称呼它。

     但它却像一个符号，记录了我幼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轨迹，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芳华。

一草一木

     那年，我五岁。离开了我的出生地，那个因“西夏王陵”而出名的塞上小城，来到关中平原上的古都，跟随退休的爷爷奶奶住进了这座大院。从此，我就像一颗小麦的种子，在这片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平原生根发芽了。这个大院座落在古城的南郊。上世纪90年代古城的南郊远不及现在繁华，虽然高校众多，外加一个和玄奘有关的名胜加持，但终因被大片农田和村落围绕，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这座大院并不在南郊通往古城市中心的主干道上，而是要从大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口，拐进一个凹凸不平的石头土路后，再继续走将近一里地才能看见大院的正门。这种地理位置的对比就像一个刚从地里拔出的萝卜，上面枝繁叶茂饱满充实，而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萝卜最下面带着泥土的须。用“带着泥土的须”来形容这条路可以说相当贴切了。因为它蜿蜒曲折且终年铺满尘土。似乎一片叶子落下都能能溅起一层厚厚的黄土，更别说经常出没在这条路上的农用手扶拖拉机和各式拉土车所带来的“黄土侵袭”。就这样，骡子车、拉土车、以及地上被压扁成干的死老鼠组成了这条路的序曲，也伴随了我六年的小学生活。

      大院格局清晰，进门有小花园，小花园的西面有新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每周四下午会放一场电影，通常都是过了期但情节内容都很吸引人的老片子。平时不放电影的时候，把椅子挪开就是一个小礼堂，能开会能演节目，逢年过节还张灯结彩的挂满灯谜小纸条。偶尔，小礼堂还能客串一把舞厅。在那个酒吧、夜店还未盛行的年代，没有手机、更没有发达的社交软件，舞厅便成了可以社交、休闲和约会的重要场合。大人们跳的高兴，我们小孩子也没闲着；跟随复古的交际舞舞曲，在简陋的镭射灯映衬下兴奋的跑来跑去，直到曲终散场才意犹未尽的被大人连拖带拽赶回家去。在所有这些零散的建筑都经过后，大院的主体部分——居民区，才慢慢展现出来。南北纵向两条笔直的道路将大院的居民楼划分为整齐的三大块。东西四条小路又将这三大块分散成数十个长方形的小联排，每个联排里包含四家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

     因为离退休的干部来自天南海北，所以每家的小院都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像我家的院子，就栽种着爷爷从西北小城移植过来的葡萄苗，玫瑰香口味的。夏季，碧绿的葡萄架下是一条天然林荫小道，凉爽舒适。夏秋葡萄成熟之际，一串串紫色的宝石挂满枝头，鲜艳欲滴。家门外有一颗高大的香椿树，聪明的爷爷用长竹竿自制了一个香椿采摘器，将长杆举过头顶轻轻一勾，嫩绿的香椿就噼噼啪啪的落满地。此外，我家小院里还有梨树，蟠桃树、枣树，和几颗从一楼爬到二楼楼顶的丝瓜藤。小院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地窖，因为我个子小，有时候奶奶会让我帮忙到地窖里取几个冬储的白菜和土豆。不大的地窖刚好能容我在里面自由行走而不至于弯腰。那个时候对家养活禽不像现在管理的这般严格，大院里有条件有时间的家庭都养过活物，比如我家的小院就曾经有一个木质鸡笼，里面养着几只走地鸡。有些鸡因为抢食被啄伤，奶奶还给鸡受伤部位涂抹紫药水。被啄的没了毛的鸡头上顶着一个硕大的紫药水疤，让人哭笑不得。另一个人小伙伴家里栽种着高大的无花果树，每到果实成熟之际，我们都会嘻嘻哈哈的聚到她家小院里争抢着吃绵软可口的新鲜无花果。她家还养了几只小白兔，没事的时候我们会跑到她家喂兔子，看着兔子像碎纸机一样的嘴有节奏的啃着白菜叶，一看能看一下午。

     我家小院坐北朝南，在靠阴面的一楼房子中有一个全年都很阴凉的储藏室，里面虽然堆满杂物，但也有能给我带来惊喜的美食。上小学的孩子正长身体，一到放学肚子就饿的叽里咕噜的叫。每次回到家，离吃晚饭还有很长时间，奶奶总能变戏法一样，从储藏室最里面的柜子翻出一些类似鱿鱼丝、三鲜伊面这种在那个年代算十分高级的零食给我填肚子。此外，这个储藏室的房梁上还有被奶奶高高挂起的从四川老家寄来的川味腊肠。蒸米饭的时候放几根香肠进去，米饭熟了香肠也熟了。揭开锅盖浓香扑鼻，每一粒米饭都裹上了一层薄薄的红油，融入了腊肠的麻辣鲜香。储藏室的桌子上还摆着一个四川人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泡菜坛子。爷爷配好料包，将家里人都喜欢吃的几样蔬菜放进料水里，用水封住盖口，过不了几日，我家早晚餐桌上就能吃到爽脆可口的川味泡菜。

     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抖音也没有快手。匮乏的娱乐消遣项目却增加了邻里互动。一大批年纪相仿的孩子今天窜到东家，明天窜到西家。女孩们跳皮筋捉迷藏，男孩聚在一起拍洋片，拿着假刀假枪打打杀杀。冬天打雪仗，夏天逮知了学游泳，或聚在一起玩500合1的电子游戏机。那时候，只要主人在家，每家小院的小铁门都是敞开的。孩子们可以随意悄悄藏进某一户人家的小院玩捉迷藏。主人即便在屋里看见了，也不会生气，大度的任由我们小孩子去折腾。在那个交流靠吼的年代，每到饭点，家里的老人都会扯着嗓子在大院里一遍遍喊着自己孙子孙女的名字。不一会孩子们就会从大院的某一个角落纷纷跑回自己家，边跑边回头和小伙伴再见，大喊着相约“明天继续”，诸如此类的话。每到晚上下班时，大院最后排的锅炉房便开始忙碌了。家家户户都拎着大铝壶去锅炉房打开水。有时候水打的太满会从壶嘴和壶盖里溢出来，滴滴哒哒的水滴跟着主人的脚步就回了家。来来去去的人多了，地上的水滴慢慢一片连一片，像五线谱上的音符，合着每家每户厨房传出的饭香，勾勒出了那个平凡年代最真实的烟火气。 

滚滚红尘

      刚搬来时整个大院并未住满，许多房子都是空置的。因为无人打理，院子和路边长满了荒芜的野草，情景甚是荒凉。开始，在大院里没有认识的小伙伴，我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这些大门紧锁的空置房外溜达，踢踢小石子，摘摘野花野草。就这样独自溜达了几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初秋午后，我就是在这些长满杂草的空房子外遇见了在这个大院里的第一个小伙伴，一个黑黑瘦瘦的小姑娘。后来，她成了我的同学，直到小学毕业。慢慢的，来到大院的离退休干部越来越多，那些荒芜的空置房逐渐被填满，杂草丛生的小路被修缮一新，种上了修剪整齐，四季常青的冬青树。我周围年纪相仿的小伙伴越来越多，加上又都在一所幼儿园、小学上学，因此大院里的孩子群迅速壮大，盛况空前。无论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是在放学后的大院里，都能看见我们成群结队，嬉笑打闹的身影，好不热闹。

     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多半是退休干部的孙辈，有爷爷奶奶也有姥姥姥爷。每家似乎都有讲不完的传奇故事，有爷爷的老同事，就住我家隔壁。他家的小女儿早年因为失恋和工作不顺精神失常，状态时好时坏。从精神病院康复出院后整个人吹气球一样肿胀了起来，脸蛋又胖又圆，像罩了一个吹弹可破的白馒头皮。我们两家开始关系不错，随后因为这个小女儿的暴躁情绪和无端生起的是非陷入冷战，最后终因小女儿犯神经病，在大院的公共澡堂里扼住我的脖子几乎将我掐断气而跌入冰点。

     我家另一边的邻居山东人，搬来的时间比较晚。他家爷爷个子高高的，为人十分和蔼。山东爷爷的太太是宁波人，说话间带着吴侬软语的口音，烧的一手好菜。每天晚饭十分，都能从他家厨房飘出一股炸海鱼的香气，这个来自大海边的奇特味道像长了手一样，不停的“撩拨”我这个从小在内陆长大的孩子的心。可惜闻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机会尝一次，直到有一年爷爷住院，晚上家里大人都要去医院值夜。我拿着一个大苹果被爸爸托付给了宁波奶奶。晚上吃饭，我开始还羞涩的推辞说晚饭只吃苹果，结果被山东爷爷和宁波奶奶连哄带劝带上了他家的餐桌，我心中那个对他家炸鱼垂涎已久的小心思也在隐隐作祟，就那么半推半就的吃了起来。那一餐的美味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直击灵魂深处”！菜色虽然普通，但口味细腻温柔，就像宁波奶奶的口音。那一餐的经历，终身难忘。山东爷爷的孙女比我大三岁，生的黑黢黢胖墩墩。她的爸爸，也就是山东爷爷的长子，是一个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叔叔，妈妈是一个在锅巴厂上班、身体壮硕且颇为能干的山东阿姨。山东阿姨整日忙碌，帮宁波奶奶操持家里的一切家务。山东爷爷四代同堂，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这个太婆是个小脚老太太，小孩们不懂事，每次去山东爷爷家玩，都会围观太婆的小脚且十分好奇。长在新时代的孩子，只有在教科书上才能读到的万恶旧社会的毒瘤在身边竟有迹可循。太婆也不生气，笑呵呵的拄根拐杖坐在罗圈椅上看着我们，用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方言说着我们几乎听不懂的话。

      还有个要好的小伙伴，她的爷爷和姥爷离休后先后住到了这个大院里，整日里两个亲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看似和气却十分微妙。这个小伙伴的爸爸是个摄影师，开一家影楼；瘦瘦高高，风流倜傥，的确有那么点搞艺术的气质。妈妈是当时市里一家高档酒店的公关经理，平日应酬极多。每次见到她都会被她新式的“大波浪”（当时一种时髦的烫发发型）、艳丽多姿的时装和精致的妆容吸引。在那个还处于潮流蒙昧初期的时代，这种艳丽时髦的打扮还是相当出挑的。可惜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这对门当户对的夫妻突然离婚了，原因未知。我那时并未理解离婚对于一个家庭和孩子是何种打击，也无法体会那个小伙伴失去完整家庭的心情，只清晰的记得我们没再去过她奶奶家叫她一起上学，而是改去了她姥姥家叫她。现在想想大抵是判给母亲抚养了吧。就这样，原本住在一个大院的两亲家，也从关系微妙变成了彻底绝交。

     这个大院每天都上演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除了以上那位小伙伴，还有父母离婚，母亲远赴大洋彼岸的；有常年见不到父母状似孤儿的，还有一位比我们小几岁的弟弟，他的母亲抑郁症发作自缢身亡。这一切人间疾苦似乎对于不懂事的我们来说，只不过是长辈口中的一句话，还不及小朋友之间争夺一个橡皮筋来的真实。即便家里遭遇不幸，孩子们出来依旧能嬉闹玩乐，没心没肺。也许那些小伙伴对家庭变故懵懵懂懂，亦或是心知肚明却把伤心偷偷藏了起来。现在回过头再看，时过境迁，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大院里还有一个特殊的伙伴。她比我们都大，因为唐氏综合征的原因，我们很难从外貌了解她到底多少岁。她的名字叫君君，我们都很不礼貌的叫她傻君。因为自己的身体缺陷导致的自卑和高度近视，君君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玩，只是偶尔会在旁边围观，有时表情严肃有时却自言自语的傻笑。似乎她也能懂我们这些小不点的喜怒哀乐。有几次我被几个大孩子欺负，她在旁边围观看出了什么，悄悄靠过来口齿不清的说了几句话，大意好像是她听见了别的孩子在说我的坏话。本来那些欺负我的大孩子就在等看我笑话，没想到又来了一个傻子跟我说话，这让他们笑的更厉害了。我悲愤交加自觉受到了极大侮辱，这种和一个傻子搭讪的羞耻感竟然比被人欺负了还要难受一百倍一千倍。我狠狠看了君君一眼，扭头跑回了家。所以，在以后的几次全院小朋友一起欺负君君的行动里，我积极参与生怕落单。把君君围起来，这个推一下，那个打一下；君君开始还有些抵抗，可她哪里是这些顽皮孩子的对手，孩子们呼啦一下四散开去，只留下她一人在原地，愤恨的满脸通红。君君爸问讯赶来，挥舞着一个扫大街用的大扫帚，赶开恶作剧的孩子们才算彻底解围。当然，结果便是君君找到了我妈，告状说我欺负她。长大以后，我妈才跟我说，君君并非那家的亲生孩子，是那对夫妻领养的。她不但有唐氏综合征，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可能活不过四十岁。

      岁月荏苒，如水流过。大院在被我们这些人填满后，再无新来客。爷爷终于因为无法忍受隔壁那个有精神病小女儿的骚扰，搬离了我们最初住的大院的最后排，来到了第一排。就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邻居那家人。另一边的邻居——宁波奶奶在连续照顾生病的山东爷爷一段时间后，突发心脏病过世。他家的小脚太婆听说在一次下楼时不慎摔折了腿后一病不起，没多久也去世了。那位父母离异的小伙伴在判给了母亲后，改名换姓在新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而那位得唐氏综合征的君君，就像被下了咒一样，生命真的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画上了句号。 

 白云苍狗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如今，大院里的人越来越少少。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们相继离世，这些人里也包括我的爷爷和奶奶。当年那些一起玩着捉迷藏、踢沙包的小伙伴们慢慢长大离开。有的去了别的城市，有的去了别的国家。除了关系特别好的一、两个朋友至今偶有联系外，其余的已经很久没见过，也再也没联系过了。我家小院门前那棵高高的香椿树因为大院的整体布局被砍，又因为近些年城市对家养活禽的规范管理，大院里也再没有人家养过走地鸡和兔子了。而五花八门的零食应有尽有，可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放学回家后奶奶拿给我的那些惊喜了。

     偶尔再回大院，当年门口那条每天必经的土路早已不见踪影，宽阔笔直的大路车水马龙。大院里，走过我们曾经骑车飞驰过的那一排排修剪整齐的冬青树丛，绕过小伙伴家的门口，耳边似乎还能听见那些细碎的嬉闹声，看见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可等我再回过神来，这一切又都归于沉寂，难觅踪迹。现在的大院，家家大门紧闭。很难再见到一群群的孩子结伴去上学，一起疯跑打闹；地上再也看不到水滴组成的五线谱，每家的厨房似乎也是许久不开火了，那些记忆里最真实的烟火气被岁月的齿轮碾碎，消失在生命的长河中。大院的人和物，在度过了它热闹非凡人丁兴旺的辉煌高峰后，终于在周围日益挺拔的高楼阴影里越缩越小。我们长大了，大院也老了。

      小时候，我经常坐在大院的石阶上，仰头看着天上一朵朵白云和偶尔飞过的飞机，想象自己长大后的样子。长大，如同我和天上飞机的距离一样，是那么远，远的够也够不着。可是，时间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几十年就在眨眼的瞬间呼啸而过。还没等你准备好告别，一切已悄然离你而去。我们在这里经历了春雨潇潇，冬雪飘飘。大院，就像一个等候游子归家的老母亲，迎接我的永远是那份最熟悉的踏实和安宁。

时光易逝，芳华永存。